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文:辉格 海德沙龙/江淳编辑)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
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
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
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
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
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
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
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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