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后政权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即约公元前1700年—前1550年之间达到了鼎盛，期间经历帝予、后芬、后芒、后泄、不降五代君主，都留下了军事征伐或统治上的威名。之后君权继承出现动荡，不降的继位者是他的兄弟帝扃(jiōng)，帝扃死后儿子帝厪(jǐn)继位，帝厪死后王位又回到了不降的儿子孔甲的手上。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后扃，三代之世内禅，惟不降实有圣德”。大凡“禅位”之举都值得推敲，在军事神权至上、部族竞争激烈的夏代更难以想象。古本《竹书纪年》就没有不降禅位于帝扃的记载，也不见任何帝扃和帝厪功绩的记载，只提到帝厪即位后迁都西河以及他在位最后一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并于当年死去。我认为西河在黄河中游以西的关中平原一带，从老丘（即二里头）出发一路往西300多公里便是。二里头文化从一期到四期之间未遭受破坏和中断，遗址的废弃发生在四期末，约为公元前1530年，帝厪迁都西河就应在这个年代前后。繁华昌盛的二里头为什么会被废弃呢？《国语·周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帝厪很可能是因为古伊河、古洛河的干涸而不得不放弃二里头，迁往西河所属的渭河流域的。水资源的枯竭除了自然气候变迁的原因，可能也有人为因素。《国语·周语》开篇就提到“夏之衰也，弃稷不务”。“稷”是粮食作物，“弃稷不务”是指放弃农耕生产。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猪、黄牛、绵羊和狗在当时都已经是家养动物，遗址发现了陶羊、骨质羊角器以及大量的羊肩胛骨，羊骨遗存在出土动物的遗存总量中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绵羊又称夏羊。我国西北地区至今普遍牧养绵羊，正是夏代养羊传统的延续。从这些情况来看，夏代晚期很可能过于偏重畜牧业尤其是绵羊的养殖，耗费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农业种植用地就会相应减少。夏代 束腰爵
1987年二里头遗址Ⅵ M57 出土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代既已“弃稷不务”，却仍耗费大量的粮食进行祭祀活动。酒器“爵”是二里头的发明。二里头文化三期开始出现大量的酒器，以器型较小的爵、盉、觚为主，到了文化第四期增加了斝、鬲、鼎等大型容器，构成成组青铜礼器，器型和仪轨更为繁复，夏后统治者对宗教祭祀的物质投入包括粮食和青铜器在内显然越来越庞大了。可以想象，在伊洛河干涸的时候，牲畜会因为缺水而大量死亡，而农业缩减和祭祀活动造成的更少粮食剩余无疑会加剧灾情。“伊洛竭而夏亡”的“亡”字也可以理解为逃亡，可能是夏后政权在灾荒中逃离二里头所在的豫西地区的真实写照。然而类似的灾难在帝厪迁都西河后重演。他在位最后一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真实情况应该是发生了异常严重的高温天气和旱灾，帝厪也在当年死去了。过度依赖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是夏后政权衰落的主要原因。经过帝扃、帝厪和孔甲这两代夏后氏内部权力倾轧的折腾，再加上天灾人祸的打击，夏后政权的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史记·夏本纪》记载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国语·周语》也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的孙子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是夏后政权末世的辉煌瞬间。后发在位只有短短七年，王位传给了儿子——末代君主桀。后桀，又名“履癸”，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暴君，历朝历代都被当作君王的反面典型，可谓遗臭万年了。但实际上如果不是亡国之君，后桀在夏代历代君主中也算颇有建树的。他在位期间把都城迁回了夏代早期太康失国于后羿的旧都——斟鄩，即前文我分析认为的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能够从西河向东400多公里收复被东夷部族盘据的豫东中原腹地，这一点就说明后桀是有政治抱负和军事指挥能力的。我认为桀的名字“履癸”类似禹的名字“文命”，也是一个称号。“履”字出现很晚，字源是“复”字，甲骨文写作一只手举着盛酒器——尊的样子。《说文》解释：“复，往来也。”甲骨文字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神圣符号，表达的都是统治者最关心的权力、祭祀、军事、统治方面的含义。酒以粮食酿制，最初仅供神明和祖先享用，是宗教神权和祭祀权的载体。尊是祭祀仪式中使用的酒器，以单手高举酒尊不像是肃穆庄严的礼仪动作，而应是向祖先宣誓时的振臂一呼。所以我认为“复”的本义是为祖先复仇，才有了光复、收复失地的引申义。“癸”字可能源于苏美尔原楔形文字符号“X”，本义是守卫、保护的意思。这个称号彰显了后桀以祖先的名义收复旧都斟鄩、守护夏后祖先祭祀场所的丰功伟绩，“复癸”应该是后人以甲骨文字对这个夏后氏称号的意译方式。古本《竹书纪年》还有后桀征伐岷山，当地部族献上两名女子避战言和的记载。后桀千里迢迢征伐岷山是打好算盘的，一来这里自然资源和物质积累极其丰富，二来在军事上不会遭到顽强抵抗。岷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远离战乱纷繁的中原地区，因此古蜀文明得以长期、和平地稳定发展。在《禹贡》中，古蜀属于古梁州，这里的先民被称为“和夷”，夏后政权对他们征收贡赋的水平在古九州中属于最少的“下中三错”，也就是第八等、间或第七等或第九等，所以部族关系原本相对比较友好。在伐岷山之后就出现了后桀“筑倾宫，饰瑶台”的记载，可见后桀对古蜀先民的掠夺是很残酷的。重建都城斟鄩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无疑对后桀势力范围内的东夷诸部族也是沉重的负担。《大戴礼记·少间》记载“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到了夏代末期，酒已经成为统治阶层在祭祀仪轨之外的享乐之物。这些看来轻描淡写的历史文字，背后都是民不聊生的苦难。后桀发动不义战争和掠夺盘剥各部族，破坏了部族关系，是他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古本《竹书纪年》更多渲染了后桀的妻子末喜氏因为失宠妒忌，与伊尹勾结外敌商汤才导致后桀败亡，是记录者站在西来部族的立场为夏后统治者“遮羞”的一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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