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生存乃万物之始、生命之基。因此，获取食物从一开始就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人脑能有目的地学习与进化，这种能力经过漫长的演变，让人类获取食物变得越发容易。
大多数动物的食谱都一成不变，它们的食物终生乃至世代都大同小异。人类及其近亲则不同。400 万年前，人类的祖先经过进化，从黑猩猩和其他猿类家族中脱颖而出，其后代（即最早的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这拓展了人类活动的区域，增强了他们搜索地表环境的能力，使其成为优秀的猎手。
人类的饮食变得灵活而伴随机会主义，凡自然依其气候、季节和地理环境所赐之食，皆照单全收。相比树栖猿类较为单一的食谱，人类的食谱灵活多样，能提供更充足、更优质的营养。因此，早期人类能获取比其他物种更多的营养物质，这使他们本就足够大的脑容量进一步增大。人脑中负责进行更“高级”思维的脑皮层也变得异常巨大。
这些硕大的大脑是能源消耗大户，就像不停运转的电力系统，需要不断获得燃料才能维持运行。虽然人脑只占身体重量的2%，但其消耗了身体总能量的四分之一。大量的能量用于补给大脑会使供肌体消耗的能量减少，所以当人的体能下降时，大脑还得想办法弥补能量。因此，猿类脑容量小，体能反比人类好得多。
最终，人类进化出了更灵活的拇指（所有猿类都长着对生拇指，但人类的拇指经演变更胜一筹）。对生拇指改变了人抓取物体的方式，使人的手变得更适合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更轻易地获得和享用从前无法获得的食物。
早期人类不仅会搜寻新食物，还会发明新方法用于寻找、捕获、采集和制作食物，从而变得越来越聪明。高度进化的大脑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大脑发育。
食物与大脑的双向互补形成了反馈环A 并持续了数百万年，“智人”便由此诞生了。
这几百万年间，还发生了许多其他或大或小的变化，但都是逐渐产生的，它们影响了人类骨骼的长度、位置和关节的发育，改变了妊娠和分娩方式，还使人进化出了下巴，以适应新的颌部形态。
比如，智人的面部结构和已灭绝的远古近亲相比明显不同。他们需要巨大的臼齿和颌肌来咀嚼坚硬的木本植物。生吃叶子的动物必须将叶片咀嚼足够长的时间，否则很难消化，牛的反刍就是一例。即便如此，它们也需要足够长的消化道来吸收营养（如牛有4 个胃，前后相接），尤其当植物是其主要或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时更是如此。而智人的臼齿、颌和消化道都进化得较小，以适应肉食。
尽管其中有些可以用雷击点燃的野火烤熟了吃，但大部分都生吃。
此外，人也会以动物残骸为食，等狮子或其他捕食者猎杀动物并大快朵颐后，便会凑上前去捡拾“残羹剩饭”。
人类祖先在大自然中绝不是最强的，与食物链顶端也相去甚远。开阔的非洲草原能带来新食物，同时也能带来新的危机：直立人在进食时易受攻击，速度不够快。比如，要是你开车时看到一只正在享用松鼠尸体的乌鸦，还没等车开过去，它就会迅速飞离现场。当然，如果是大型猫科肉食动物，人的速度就更比不上了。
但由于人类不会种植粮食，只能靠狩猎、采集食物以及吃动物尸体来与其他物种竞争。从某时起，他们学会了保护和种植山药、马铃薯等块茎类植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冒着危险去觅食，有时收获颇丰，有时却颗粒无收。
要么吃撑，要么挨饿，这意味着：假如人类发现硕果累累的灌木或动物残骸，只要周围没有危险，便会抓住时机饱餐一顿，尽量填饱肚子。
渐渐地，早期人类进化到开始追踪更敏捷的猎物，对猎物进行远距离追捕，待其命丧悬崖或因狂奔精疲力竭时，再将其打死。
由于食物难以保存，当人们捕杀较多猎物时，便会当场吃饱，剩下的会尽量带走并接着吃完。
这一因素对解释当代的暴饮暴食现象十分重要：吃到不能再吃是人的天性，我们身体内部并不存在抵御暴食的机制。如果生活方式很活跃，那暴食算不上什么问题；同时也没有垃圾食品一说。
而我们有可能会进化到某一阶段，意识到进食应适可而止。但这一阶段至今都没有到来，这对人类尤其是对个人而言，是非常不幸的。
更聪明有效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的方法是团体合作。正是人类的饮食需求催生了更多的社会行为和更复杂的交往方式。随着气候变暖，大片土地变得更为宜居，人类祖先的足迹到达了更远的地方，甚至走出了非洲大陆。
最终，觅食促使人类制造工具。虽然猿猴、鸟类、甲壳动物，甚至昆虫等动物也使用工具，但只有灵长类动物会制造工具，而人类则是唯一“掌握”工具制造技术的物种。从用一块石头砸开骨头开始，人类用了 100 万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学习制造工具，制造工具的技术直到 40 万年前才变得成熟。我们的祖先开始造矛，接着是箭和镖，然后是用来加工兽皮、木头和骨头的切割和削刮工具，最后还造出了针。
工具是一回事，技术则是另一回事。有一种技术出现时间远早于智人及其工具的诞生，比其他任何技术都更加深远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那就是烹饪技术。
许多动物会吃用火烧过的食物。火使人们可以食用原先难以消化的食物。许多动物吃的食物也是被偶然出现的野火，比如由雷击引起的火加工过的。像澳大利亚火鹰这类动物甚至会搜寻和移动火苗，把燃烧的枝条从一地带到另一地，以烧死隐藏的猎物进而进食。
然而，只有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人类不仅学会了生火，而且学会了控制火，所以能随意用火进行烹饪。达尔文把烹饪称为人类仅次于语言的重要发明。
吃熟食除了能减少咀嚼时间，还能减少觅食时间。人类开始吃熟食后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比之前任何阶段都更长寿和健康的时期。尽管因母婴死亡率高，人类的预期寿命看似很短，但是这些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年迈的觅食者仍然身强体壮。
这段健康时期自人类学会烹饪始，到人类开始定栖和种植作物止，持续了约100 万年，比有记载的历史长了约 200 倍之多。
烹饪究竟始于何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辩不休。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其 2009 年出版的《火的产生》（Catching Fire）一书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早在约 180 万年前就开始有目的地控制火种烹饪食物了，这比大多数同行所估算的要早了约 100 万年。德华厄姆认为，正是烹饪塑造了人类，推动人类向智人进化。
无论始于何时，烹饪都为人类打开了食物世界的大门，使人类可选择的食物种类大幅增加。不过，人类的饮食一直不固定（甚至还没流行现在所说的“旧石器饮食法”A），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有些人喜欢高脂肪、高蛋白饮食，另一些人则主要吃碳水化合物。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都以多种方式组合肉类、鱼类、蔬菜、谷物、水果、坚果和种子，靠杂食而生存，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人丁兴旺。随着人类饮食的演化，社会结构也在变迁。
由于掌握了火的使用，人们对在哪里栖居、食用何物有了更多选择。比如，每逢旱季，可食用的植物匮乏，就可以去狩猎，食用动物，从容度过干旱期。饮食范围的扩大为人类提供了额外能量，足以让人类征涉远方，寻找更多的食物来源，这个过程也使人变得越发机敏聪明。
此外，烹饪还有助于建立社群。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在狩猎和采集时都是集体行动，但烹饪的出现使人类有了新的合作方式：进行劳动分工，共享资源，乃至形成多种协作群体。
必须承认，关于早期人类先祖的“事实”大多都是根据间接证据推导和阐释出来的并会受时代偏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了解到”：男性外出狩猎，提供人类大部分食物，女性则照看火堆、抚育婴孩。我们也倾向于为这些观点寻找证据，而找到的所谓证据也自相矛盾：男人在外出打猎的同时也在看家护院。这自然无法让人信服。
然而，随着学术研究不再总以父权思想为中心，“男人打猎、女性采集”的观念受到了挑战。现在的研究表明，不仅妇女扮演了比以往文献描述中更多的角色，而且很可能每个健康的人，无论男女，都参与了采集。分工专业化是互补性的，旨在实现一个小而平等的社会，每个人的贡献都至关重要。人们合作劳动，组成专门团体，从事不同工作。我们始终认为的职能必须依性别划分，这个刻板印象直到最近才被动摇。科林·斯坎尼斯（Colin Scanes） 在 201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菲律宾的阿格塔人（Agta），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对既有的性别角色假说提出了挑战。该族有大约一半的猎物都是由女性捕获的。”
此外，即便男性捕获的猎物更大，女性为族人贡献的从食物中汲取的能量却很可能超过了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仅是推测，但正如琳达·欧文（Linda Owen）在《歪曲历史》（Distorting the Past）一书中所写：“如果冰河时期的女性采集植物、鸟蛋、贝类和可食用的昆虫，如果她们负责捕猎小型动物并参与狩猎大型动物，（正如居住在高纬度地区的女性曾做的那样）那么她们为族人贡献的能量很可能占到了总热量的 70%。”在欧文看来，那些我们曾以为属于男性的劳动之所以被看得更重要，是因为人们以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美国的父权视角解读历史，而没有客观地看待性别分工。
编织篮子是女性的一项专长。人们需要将所觅之食放在篮子里。在篮子编织技术的基础上，人们发明了网，可以用更精细的方式捕获鱼类及小型猎物。发明织网意义重大，因为即使200只野兔才能抵消一头野牛提供的热量（粗略估计，一只野兔含有7000 卡路里，而一头野牛含有 140 万卡路里），但若捕获一头野牛的时间可以捕获 201 只野兔，那么猎捕野兔乃是上策。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合作与平等在过去的个体、家族、氏族与部落中是常态，尽管持该观点的人不占多数，而且学界可能永远都无法就这一点达成共识。他们还认为，这些常态得到了强制的维护，使整套系统行之有效。诚然，食物稀缺、土地贫瘠的情形的确存在，但由于早期人类饮食多样且不断发展，又有狩猎采集能力相助，营养不良的现象非常罕见。
这时农耕尚未开始，各部族只能不断迁徙，寻找新地盘，但并不知道哪里能找到食物，也不知道会遇见何种情形。他们与孤独为伴，也必然会感到恐惧，除了团结一致别无选择。那时的人们居无定所，随遇而安，没有所有权的概念，更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很可能是通过分享食物、与人沟通和展示力量来获得影响力的。
简言之，觅食是最主要的动力，人人都需要食物，而分享食物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相比争斗，践行平等、合作，甚至分享的原则更为有益，因为这能加强社会联系，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即便食物偶有“盈余”，也只可能是小规模的囤积，因为迁徙不能采用把食物长埋地下等储藏方法。小范围囤积也可能被视为自私之举，往往会招致奚落，甚至驱逐。不是说争抢或打斗不存在，也不是说等级制或“大人物”不存在。但大体而言，那时没有哪类人能永远高高在上，权力主要源于领导力及众人的敬仰，而非父辈权力的承袭。
按照定义，狩猎采集者就是周围有什么吃什么，只要无毒就行。狩猎采集者们遵循的原则有时被称为最优觅食理论（OFT）A。
这一理论蕴含的方法有些复杂（且存在争议），它规定，从逻辑上讲，应以最少的能耗为代价获得热量最多的食物，并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觅食地点和觅食季节。
动物的杂食程度越高，在不同条件下觅食时就越能茁壮成长，而其他哺乳动物的杂食程度无法与人类可比。有如此灵活的饮食方式做保障，现代人类（即智人）在大约7万年前先后在亚洲、欧洲扩散，与尼安德特人共存。在 3 万年前，人类就几乎遍布亚洲和欧洲，当然还包括非洲。
人类习惯了四处游荡，从未停止觅食，而且通常都有所获，包括一些“新品种”，如海豹、小麦、大米和野牛。贮藏食物的能力也提升了：一些人冰冻肉类，一些人掩埋植物块茎、坚果和植物鳞茎，以便错季食用。到上一冰川期末，人类很快进入农业时代，该时期大约从 10 万年前持续到 1 万年前。这一时期，我们祖先中的一些人用从地表寻到的小麦制作面包，其他人则食用大米。有些人猎食诸如兔子和猛犸象之类的哺乳动物，他们晒干、熏制或冰冻各类食物。在至少两万年前，甚至可能 5 万年前，渔村就开始出现了。
从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的角度来看，人类开始繁荣兴旺起来，无论在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合作都有所加强。同时，由于人类占据了支配地位，加上其他灵长目动物的灭绝，人类和这些动物间的竞争也少了。由此观之，人类占支配地位并不难理解：我们向来都在为了有限的资源和其他物种竞争；也会直接猎食那些物种，将其逼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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