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开资料显示，各地城市管理部门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大体相同，均包括市容、规划、园林等范围的处罚权限，而这些处罚权客体当中，因违法建设具有本身价值高、牵涉法律问题多、历史情况复杂等原因，导致查处违建的程序最为复杂和繁琐，法律法规对于查违程序的要求也比处理一般性违法要高出许多。
在本文中，笔者就查违实践中碰到的几个问题进行思考、整理，并依据法理进行相关探讨，旨在通过抛砖引玉、学习交流，使查违程序在实践中得以更好推进，提升执法效率与公平性之万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4条的文理解释，违法建设的主体应为违建的搭建人即行为人。但因为买卖、出租等权利转让和年代较远等原因，搭建人与房主常不为同一人。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如果以原搭建人为主体，则搭建人或已经无法找寻，或已与房屋脱离权利联系，无从配合办案；如果以房主为主体，因房主并非搭建人，让房主承受本不属自身行为的责罚，看似不符合城乡规划法的既有规定。
笔者认为，针对违法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处理措施为限期拆除或补办手续并处罚款，此时的具体行政行为仅针对物，不针对人（在补办手续并罚款的情况下，当事人便取得合法的不动产物权，此时虽是对人罚款，实际仍是对物的处分）。现有的房主为受益人和所有人，违建房屋的拆除或补正合法地位对其利益影响最为重大，以其为主体比以搭建人为主体更为适合，这样既能保障当事人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同时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民事纠纷，维护了行政效率性与法律的公平性。此种主体选择的解释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4条的目的解释和法理解释的范畴之内。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没有明文规定需由规划部门认定违建，但违法建设因其涉及利益重大、矛盾突出，实践中城管部门多数会在调查取证后送规划认定，再依据认定结果采取下一步行政措施。也有一些城市出台了违建界定的相关规定，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规划部门的认定属于技术性鉴定，是一种专业的、权威的对房屋是否可以合法存在的判定，如果涉及到房屋价值较大、案情较为复杂、矛盾突出的，应当送交规划部门进行鉴定，不仅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依法拆除过程中可能的冲突升级，也极大减少了可能的复议与诉讼风险。
而一些价值较小、易于判断（如房前屋后、院内的搭建、扩建）、影响交通、占用公共场地、当事人对违法行为无异议的违建房屋，则可无需经过较为繁琐的认定程序，在调查取证完成后直接以违建对其限期拆除。需要引起重视的一点是：未经规划认定，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补办审批手续。然而笔者在咨询规划部门并在总结查违实践后，可以得出：小区内住宅在原建筑主体已经过规划验收后，房产证已经颁发的情况下，再自行私自搭建、扩建，予以补办规划审批手续的可能性为零。因为如允许补办，将引发较多后续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产权纠纷、办理新房产证、重新公示等（重大政策出台或法律变更等原因除外，例如为旧房装电梯的惠民政策，但执法部门也会提前知晓，不会引发错判）；并且，如果搭建房屋侵犯了公共利益（影响交通、占用公共场地），也不会牺牲公共利益为其补办手续，因而执法部门可能面临的错判风险亦可以忽略不计。
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对违法建设查处持有一定抵触心理，虽然直接对抗的少，但是不接受调查、避而不见的当事人较多。在送达相关文书时，送达不能的几率较大。笔者就曾碰到多起当事人不露面、电话不接（或接了但一直推托）、邮寄文书被拒收等情况。在此情况下，似乎只有通过公告送达一条路。根据实践中常见的公共方式，在媒体登报公告送达花费高，且需要先后送达事先告知书、处罚决定、催告书、强制决定等多个执法文书，行政执法成本很大。加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对违建人需预留的复议诉讼期限6个月，使得在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拆除违建的期限旷日持久，而违建在此期间多处于使用、收益状态，未能使公平正义及时兑现，也未能体现法律的执行力。
笔者认为，因为行政法并未对送达有明确规定，在违建当事人无法找寻、不配合送达、刻意回避的情况下，由于限期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仅针对物（房屋）不针对人，为使执法效果与行政成本利用最大化，可以通过在违建房屋周边公共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亦属于公告送达的一种）进行送达，使违建房屋周边的利害关系人（周边利害关系人受违建房屋的影响最大）周知即可，当事人不论是否刻意回避或不知情，亦不影响法律程序推进和对该房屋后期的强制拆除（恢复原状）。这种张贴公告的方式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另外，在案件进程中，确认搭建的房屋系违建后，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涉案的房屋依法予以查封，中止违法行为的持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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