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保是马齐的四弟,是雍正帝的亲家,也是乾隆帝的岳父。李荣保共有九子一女,其中最争气的便是贵为皇后的女儿富察氏和九子傅恒。
公元1723年,李荣保死于任上,公元1727年,其女富察氏嫁给弘历为嫡福晋,二人婚后,相敬如宾,感情甚笃,史书中记载:富察氏姿容窈窕,性格恭俭,弘历对其“每加敬服,钟爱异常”。
公元1735年,雍正帝驾崩,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富察氏被立为皇后,富察氏之子永琏被立为太子。公元1737年,李荣保被追封为一等公。公元1738年,太子永琏夭折。
傅恒
公元1740年,富察皇后的弟弟傅恒入仕,任蓝翎侍卫,后升任头等侍卫。公元1742年,任御前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公元1743年,任户部右侍郎,出任山西巡抚。公元1746年,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兼内大臣,转户部左侍郎。公元1747年,任户部尚书,兼銮仪卫、议政大臣、殿试读卷官、会典馆副总裁、正总裁。从六品侍卫到一品大员,傅恒仅用了七年,而此时的傅恒还不满三十岁。
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平定大金川,劳而无功。公元1748年,乾隆帝责备张广泗作战无方、胆怯惧敌,任命大学士讷亲为钦差,起用老将岳钟琪为四川提督,赶赴前线,与张广泗并肩作战。
讷亲到任后,轻敌冒进,损兵折将,失败后又缩手缩脚,鼠伏不出,凡事推诿张广泗,而张广泗则认为:讷亲不通军事,还盛气凌人,便处处与讷亲为难,导致阵前将相不和,军心涣散。
乾隆帝闻讯,诏大学士讷亲回京述职,同时被诏令回京的还有川陕总督张广泗,其原因是老将岳钟琪发现此前清军连战连败的重要原因,居然是张广泗的宾客泄密,乾隆帝大怒,“着岳钟琪就地诛杀奸细,接管金川军事,罢张广泗军权官职,逮京侯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恒毛遂自荐,被任命为川陕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公元1748年十一月,乾隆帝赐宴重华宫,为其壮行,并命皇子远送良乡,同年十二月,傅恒抵达金川,还未开战,就被赠予太保衔,加军功三级。
岳钟琪
公元1749年正月,傅恒设计切断莎罗奔内应,一改张广泗、讷亲的攻防之策,制定了直捣中坚的计划,随后与岳钟琪分兵深入,攻碉夺卡,军威大振。岳钟琪乘胜攻占康八达,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已是一座孤城,莎罗奔慑于压力,投诚乞降。乾隆帝谕令傅恒纳降罢兵,又用太后懿旨,让傅恒对敌网开三面。二月初,莎罗奔遣使至岳钟琪军营乞降,岳钟琪请示傅恒后,赶赴莎罗奔驻地勒乌围。
岳钟琪与莎罗奔是旧相识,公元1722年,莎罗奔曾率部追随岳钟琪讨平羊峒番,后经岳钟琪推举,莎罗奔才被授予金川按抚司。岳钟琪此行,仅带随从十三人,莎罗奔邀请岳钟琪夜宿勒乌围,以叙旧情,岳钟琪慨然应允,宽衣酣睡,全无防备。次日,莎罗奔及众土司随岳钟琪前往清军大营,正式举行乞降归顺仪式,莎罗奔亲献茶汤以进,岳钟琪宣布皇上威德,告以恩赦之意,莎罗奔顶经立誓,椎牛行炙。1749年二月初五,莎罗奔焚香跪迎傅恒,至此大金川事平。
捷报传至京师,乾隆帝大喜,封傅恒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戴、四团龙补服,封岳钟琪三等公,加兵部尚书衔。不久后,乾隆帝为富察氏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父亲李荣保,追谥李荣保为庄悫,并为傅恒建造府第于东安门内。
公元1754年,准噶尔部内乱,乾隆帝打算对其用兵,以彻底解决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准噶尔问题,可满朝文武多持反对意见,唯有傅恒力排众议,独自“奏请办理”此役,他 “日夜随侍,候报抄录”,积极协助乾隆帝于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战略战术及调兵拨饷,保证军需,备受乾隆帝称赞。
公元1755年,准噶尔部内乱被平定后,乾隆帝再次授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傅恒上疏力辞,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一等忠勇公已是过分,无论如何不能再得”。不久后,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
清缅之战
公元1765年,缅甸侵扰云南,刘藻、杨应琚、明瑞等三任云贵总督相继自杀。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奉命实地考察,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认为清军征缅“实无胜算”,不宜对缅用兵。乾隆帝大怒,革除舒赫德尚书、参赞大臣之职,给予鄂宁降职处分,傅恒被任命为征缅主帅。
公元1769年三月,傅恒进入云南,四月抵达前线,在翁古山采伐木料,在野牛坝赶造战船,并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得到乾隆帝的认可。同年七月,傅恒发动突袭,初战告捷。同年九月,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同年十月,攻克重镇新街。同年十一月,进攻水陆交通咽喉老官屯。
老官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缅军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克,水土不服,死亡过半。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人相继病逝,就连傅恒也感染恶疾,一病不起。乾隆帝急令傅恒立刻班师回京,恰在此时,缅甸国王和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乾隆帝便顺水推舟,同意议和。
公元1770年二月,傅恒回朝,两个月后病逝。乾隆帝亲自前往灵前祭酒,并下旨,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赐谥号为“文忠”,嘉许其为“社稷臣”。公元1796年,嘉庆帝赠其为郡王衔,并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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