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保是马齐的四弟，是雍正帝的亲家，也是乾隆帝的岳父。李荣保共有九子一女，其中最争气的便是贵为皇后的女儿富察氏和九子傅恒。
公元1723年，李荣保死于任上，公元1727年，其女富察氏嫁给弘历为嫡福晋，二人婚后，相敬如宾，感情甚笃，史书中记载：富察氏姿容窈窕，性格恭俭，弘历对其“每加敬服，钟爱异常”。
公元1735年，雍正帝驾崩，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富察氏被立为皇后，富察氏之子永琏被立为太子。公元1737年，李荣保被追封为一等公。公元1738年，太子永琏夭折。
傅恒
公元1740年，富察皇后的弟弟傅恒入仕，任蓝翎侍卫，后升任头等侍卫。公元1742年，任御前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公元1743年，任户部右侍郎，出任山西巡抚。公元1746年，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兼内大臣，转户部左侍郎。公元1747年，任户部尚书，兼銮仪卫、议政大臣、殿试读卷官、会典馆副总裁、正总裁。从六品侍卫到一品大员，傅恒仅用了七年，而此时的傅恒还不满三十岁。
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平定大金川，劳而无功。公元1748年，乾隆帝责备张广泗作战无方、胆怯惧敌，任命大学士讷亲为钦差，起用老将岳钟琪为四川提督，赶赴前线，与张广泗并肩作战。
讷亲到任后，轻敌冒进，损兵折将，失败后又缩手缩脚，鼠伏不出，凡事推诿张广泗，而张广泗则认为：讷亲不通军事，还盛气凌人，便处处与讷亲为难，导致阵前将相不和，军心涣散。
乾隆帝闻讯，诏大学士讷亲回京述职，同时被诏令回京的还有川陕总督张广泗，其原因是老将岳钟琪发现此前清军连战连败的重要原因，居然是张广泗的宾客泄密，乾隆帝大怒，“着岳钟琪就地诛杀奸细，接管金川军事，罢张广泗军权官职，逮京侯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恒毛遂自荐，被任命为川陕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公元1748年十一月，乾隆帝赐宴重华宫，为其壮行，并命皇子远送良乡，同年十二月，傅恒抵达金川，还未开战，就被赠予太保衔，加军功三级。
岳钟琪
公元1749年正月，傅恒设计切断莎罗奔内应，一改张广泗、讷亲的攻防之策，制定了直捣中坚的计划，随后与岳钟琪分兵深入，攻碉夺卡，军威大振。岳钟琪乘胜攻占康八达，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已是一座孤城，莎罗奔慑于压力，投诚乞降。乾隆帝谕令傅恒纳降罢兵，又用太后懿旨，让傅恒对敌网开三面。二月初，莎罗奔遣使至岳钟琪军营乞降，岳钟琪请示傅恒后，赶赴莎罗奔驻地勒乌围。
岳钟琪与莎罗奔是旧相识，公元1722年，莎罗奔曾率部追随岳钟琪讨平羊峒番，后经岳钟琪推举，莎罗奔才被授予金川按抚司。岳钟琪此行，仅带随从十三人，莎罗奔邀请岳钟琪夜宿勒乌围，以叙旧情，岳钟琪慨然应允，宽衣酣睡，全无防备。次日，莎罗奔及众土司随岳钟琪前往清军大营，正式举行乞降归顺仪式，莎罗奔亲献茶汤以进，岳钟琪宣布皇上威德，告以恩赦之意，莎罗奔顶经立誓，椎牛行炙。1749年二月初五，莎罗奔焚香跪迎傅恒，至此大金川事平。
捷报传至京师，乾隆帝大喜，封傅恒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戴、四团龙补服，封岳钟琪三等公，加兵部尚书衔。不久后，乾隆帝为富察氏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父亲李荣保，追谥李荣保为庄悫，并为傅恒建造府第于东安门内。
公元1754年，准噶尔部内乱，乾隆帝打算对其用兵，以彻底解决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准噶尔问题，可满朝文武多持反对意见，唯有傅恒力排众议，独自“奏请办理”此役，他 “日夜随侍，候报抄录”，积极协助乾隆帝于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战略战术及调兵拨饷，保证军需，备受乾隆帝称赞。
公元1755年，准噶尔部内乱被平定后，乾隆帝再次授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傅恒上疏力辞，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一等忠勇公已是过分，无论如何不能再得”。不久后，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
清缅之战
公元1765年，缅甸侵扰云南，刘藻、杨应琚、明瑞等三任云贵总督相继自杀。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奉命实地考察，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认为清军征缅“实无胜算”，不宜对缅用兵。乾隆帝大怒，革除舒赫德尚书、参赞大臣之职，给予鄂宁降职处分，傅恒被任命为征缅主帅。
公元1769年三月，傅恒进入云南，四月抵达前线，在翁古山采伐木料，在野牛坝赶造战船，并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得到乾隆帝的认可。同年七月，傅恒发动突袭，初战告捷。同年九月，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同年十月，攻克重镇新街。同年十一月，进攻水陆交通咽喉老官屯。
老官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缅军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克，水土不服，死亡过半。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人相继病逝，就连傅恒也感染恶疾，一病不起。乾隆帝急令傅恒立刻班师回京，恰在此时，缅甸国王和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乾隆帝便顺水推舟，同意议和。
公元1770年二月，傅恒回朝，两个月后病逝。乾隆帝亲自前往灵前祭酒，并下旨，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赐谥号为“文忠”，嘉许其为“社稷臣”。公元1796年，嘉庆帝赠其为郡王衔，并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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