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斯”这个词出现于近代，其含义有“蓄猪之民”和“东方游民”之说，通古斯人起源于今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现属俄罗斯）流域，他们在那里循序渐进地完成了群聚互助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初的所有发展阶段，长期处于父系氏族群聚阶段,在广袤的西伯利亚极寒地区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国家的游牧政权,居无定所，普遍信仰原始萨满教（俗称跳大神）。和蒙古系游牧部族的栖居地紧紧相邻，两者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略有差异。因天然的地缘关系，两系民族彼此在文化和种族上相互冲突中兼并，至明朝以后基本完成兼容。
通古斯渔猎区属西伯利亚亚寒带针叶林区和苔原地带，以畜养驯鹿、养猪、狩猎、捕鱼为生；而蒙古系民族主要生活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部温带草原，以畜牧业为主。相对来说，蒙古高原草场丰茂，生存环境较北方西伯利亚极寒地带稍微优越，因而蒙古社会发展程度相对通古人较高。截至明朝末年，蒙古各部已普遍处于游牧部族专制阶段，接近中国的一些部族甚至开始进入定居的皇权结构阶段。
由于西伯利亚的苦寒，中国人除汉代和唐代迫于匈奴和突厥南侵的压力，曾主动深入漠北打击其侵略势力外，很少大规模北上进入该地区，但也曾管理过西伯利亚这些贫瘠落后的地区，对该地区的管辖一般采用“以夷制夷”的统治方式，不直接干预当地人的生活。因此，该地区一些零星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大多是经由蒙古高原间接传到这里。
由于通古斯部族游牧、渔猎的西伯利亚极寒地区远离南方的中国、印度、地中海等文明中心，文明成果难以抵达，加上本地恶劣的自然环境难于催生出一种发达的本土文明，因此，从中国周王朝至明末的2700余年时间里，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社会几乎一直处于原始群聚阶段，社会发展极为缓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所决定，通古斯人形成了与中华文明迥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体系。通古斯人在小冰河时期频繁南扰中国，对中华文明形成激烈的冲击。
第二部分：游牧、渔猎部族和中国的关系
1、南迁四部曲
蒙古游牧、通古斯渔猎部族曾多次活跃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游牧部族南迁总体分为两条路线：其一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从东起辽西走廊，西至河西走廊的长城一线展开，如匈奴、突厥、蒙古，这些民族往往是活跃在蒙古高原上的较为灵活的游牧部落；其二是从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东进到黑龙江两岸至外兴安岭的外东北，继而南折进入内东北南部，然后以此为基地发起攻击的。这些民族往往是起源于蒙古高原以北极为原始的通古斯系渔猎部族。
以蒙古高原为策源地的匈奴、突厥、蒙古三波蛮族在南侵中国之前，其社会已经步入部族专制社会阶段，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帝国，进而以此为基地对中国展开强攻，受中国国势制约，两败一胜，过程较为简单。
这里着重梳理一下社会形态比游牧部族落后的渔猎部族南侵的过程。剖析不同历史时期鲜卑、靺鞨、契丹、女真、满洲等游牧、渔猎文明系统民族的南迁史，可以发现其惊人的相似性。
通古斯渔猎部族从高纬度极寒地带出发，一般沿着适合渔猎生活的森林地带迁徙。他们大多首先抵达外兴安岭以南的针叶林地带，再向南进入东北大平原。南迁的过程大致可以分解成四个目标：一、客居外东北（外兴安岭以南）；二、入主内东北（黑龙江以南）；三、占领中国北方（辽西走廊以南），四、征服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
2、渔猎部族南侵规律
以通古斯满人南侵中国的经过为例，管窥一下渔猎部族南下的规律。
通古斯人向东的迁徙分为不同批次，一波一波推进到今黑龙江上中游和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一带的东内外东北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为奴儿干都司管辖区（见图）。近代最后一批进入该地区的通古斯人即称之为“满洲”，他们在此稍作停留后，继续南进至内东北的东南和朝鲜东北部一带，被武力驱逐后，流窜至传统汉人聚居区——辽东，使明朝予以接纳落脚。
内东北南部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明显好于通古斯人的起源地西伯利亚及他们客居的外东北，且接近中国和朝鲜，便于与文明世界交换物产，由此，这支南迁通古斯人开始了学习汉文明的过程，因此，在内东北南部落脚后，通古斯社会面貌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完成了由群聚互助社会到部族专制社会的转型，开始建立军事汗国，用人之际，为了弥补自身人口的不足，在南迁途中不断吸纳收编散居的其他部族，大力发动侵略战争不断掳掠中国、朝鲜和蒙古等附近民族的人口为奴，并把掳掠到的数量惊人的人口强制同化到通古斯社会中，最终形成一个以通古斯为本位的混血民族——满族。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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