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鹏宇
（石家庄市新华区检察院）
这个春节，电影《第二十条》使正当防卫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笑中带泪的看完电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电影里所展现的办案的阻力、法律适用的争议、情与法的权衡，乃至升职的压力、孩子成长中的烦恼等柴米油盐的生活，不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吗？办案日久，也越发体会到，宽容，是刑法的美德，却也是最难坚持的事情。宽容，需要打破职业冷漠，防范机械司法，不能违背民众朴素的情感期待。
一、应警惕职业冷漠对公平正义的伤害
在电影里，王永强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的定性引发了巨大争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当对王永强提起公诉。甚至主人公韩明在最初也认为，既然以往的司法惯例都是按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的，我们没有理由改变这一惯例。换言之，依据惯例办案，最为稳妥，也最为安全。可是，惯例中的张三、李四终究不是王永强，完全依赖司法惯例，虽然为我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却也容易让我们忽略眼前这个鲜活的生命，将当事人符号化，目之所及仅有冷冰冰的证据材料。我们在现实办案中不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吗？司法官做久了，容易产生一种职业冷漠感，这种职业冷漠感会让我们不再有耐心倾听被害人的诉说，不再关注嫌疑人辩解中的合理成分，不去关心案件背后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旦出现相反的声音，也总会有人告诫你“你这样是在突破司法惯例”，可是司法惯例就一定正确吗？嫌疑人的辩解一定就是在避重就轻吗？如果我们一味追求起诉，那检察官的客观中立性还存在吗？
韩明也曾经按照司法惯例处理了张贵生故意伤害案。张贵生在公交车上，以血肉之躯为女孩挡住了不法侵害，为了抵御对方两人的殴打，张贵生奋起反抗，将不法侵害者打伤。这一过程却被韩明一分为三：见义勇为阶段、互殴阶段、伤害阶段。这种阶段划分是多么的不合理啊！不顾事情前因后果，不管事发之时张贵生所面临的处境，而是机械地认为张贵生的反抗就是具有伤害意图，有伤害意图就是互殴，互殴中不存在正当防卫。这样一份判决，无异于在告诉张贵生以及全社会，面临不法侵害时，只有一个方法——逃跑！可是，无处可逃怎么办？逃不掉了怎么办？如果全社会都选择逃跑，当不法侵害发生在自己身上之时，还会有谁为你振臂一呼？
进一步而言，并不存在不具有伤害意图的正当防卫。无论是昆山反杀案、涞源反杀案，还是于欢案，当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唯有伤害不法侵害者，才能迫使其放下武器、停止侵害，也唯有采取与不法侵害对等甚至超过的手段，才足以震慑不法侵害者。也正因为如此，《刑法》第二十条才规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明显超过”要做实质理解，不能认为持刀反抗就是明显超过，不能因为出现死亡后果就一定是明显超过，更不能开上帝视角，以事后立场对防卫人进行苛责，这样的判断违背人情与天理，会使得防卫人在防卫时束手束脚，甚至只能“坐以待毙”。
笔者身处基层一线，当然知道面对年均一两百件案子时，检察官有时也力不从心，一旦出现无罪判决，出现信访舆情，司法追责势必紧随其后，检察官也有无奈。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和稀泥，怕担责任和风险，以相对不起诉作出留有余地的决定，那么公平正义就只能仅仅是口号而已。相反，如果能在办案中努力让被害人看到一丝希望，是不是就可以帮助他驱散一些阴霾，这个社会就能少一些悲剧；如果能让嫌疑人看到一丝温暖，是不是还能把他往正轨上拉一把，这个社会就少了一些戾气；如果还可以，是不是可以选择相信人皆有苦衷，相信当事人辩解中合理性的一面，相信人皆有悔过自新的决心和努力。也许，还是有太多的书生意气，但我始终认为，严厉打击犯罪与释放司法善意，两者并不相悖，我们并非毫无可为。在办案中，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知道人性有缺点，明白人生有无奈。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法律工具主义所左右，能够以温热的内心去感知法律条文，这是司法能动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法治所应该达到的目标。
二、要带着情感去办案
在电影里，检察官吕玲玲显得很轴，不仅使得王永强案久久不能办结，院领导、公安机关也多次表示不满，甚至最后更换了主办人。这样的压力是司法人员经常面对的，当与大多数意见相左时，这份坚持显得难能可贵，这份坚持来自于吕玲玲对王永强家境的了解，来自于其对王永强遭遇的同情，这样一份了解与同情，绝非是机械办案所能实现的。这让我想起何兵教授的一段话：“公检法人员，大多来自升斗小民之家。入职之初，仍然记忆着普通人民失败和困苦，弱小和无奈，努力和希望……点点滴滴，仍在心头。但入职时间越长，他们与普通人民交往渐少，公检法人员相互交往日多，互相发酵和激励。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卷宗里一张张冷冰冰的证据，一条条干枯的法律。天长日久，他们变了。”
这种变化既来自于长期的办案压力，来自于考核中的一些亟需完善的地方，也来自于内心对这份职业的情感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我们在办案时很容易不再进行实质解释，不再追求刑罚的合理性，而仅以“没办法，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为由，机械套用法条，机械进行判决。可是，如果依照法条的字面含义机械执行就可以万事大吉，那还要司法官做什么？！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句话绝非空言。一份有罪判决，足以使得一个人终身背负前科包袱，使得家人可能遭遇社会的歧视、冷落，留下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一份错误的有罪判决，更是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生的命运，影响司法公信力。
带着情感去办案，绝不是带着情绪去办案，而是要求我们在办案时万分慎重，在有调解希望时再努力一把，在事关原则问题时绝不让步，在量刑时多考虑一下当事人的实际困难。要相信人皆有向善改过之心，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身处庙堂之高，也别忘记了在江湖中奔波的人们，不要忘记民生之艰难，不要因为一己之私，使当受处罚的人逃脱制裁，使完全可以免于刑罚的人经受牢狱之灾，使原本已经濒临崩溃的家庭雪上加霜。
三、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朴素的情感期待
法秩序具有统一性，这是一条最基本的法学原理。进言之，在民法、行政法上是合法的行为，绝不可能违反刑法的规定。其实，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与刑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是具有统一性的。虽然司法办案不能被舆论所左右，但是一份与民众朴素的正义感相违背的判决，一定有其不合理之处。
在电影中，韩明送妻子进拘留所的路上，儿子韩雨辰问爸爸：“我见义勇为错了吗？”见义勇为当然没错，可是见义勇为反而还要去道歉，那么还能说见义勇为没有错吗？没有错为何还要道歉？这也在拷问我们每一名检察官，如果我们总是去和稀泥，作出一份无法说服大众的决定，我们为这个社会树立了一种怎样的标杆？当每一次看到见危不救的事情时，总是在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可是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处理纠纷时长期实行“各打五十大板”、“死者为大”、“谁伤的重谁有理”等偏离民众朴素法感情的处理方式有脱不开的干系。只有司法机关勇于认定正当防卫，才能让坏人付出的成本更大，只有司法机关敢于为见义勇为者撑腰，才能明白地告诉世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也才能告诉世人，面对不法侵害时，你可以放心使用防卫手段进行反击，不必畏首畏尾。当然，也需要解决检察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心大胆的去认定、去判断。
正如电影里检察官韩明所言：“刑法一共四百五十二条，讲的就是公平正义四个字”，公平正义，需要我们每一名司法人员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程序告知中，在一次次的调查核实中，在一次次的释法说理中去实现，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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