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波伏娃《模糊性的道德》张新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
自从有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以来，人类全都经历了人的状况那悲剧式的模糊性；但自从有哲学家以及哲学家开始思考以来，他们大都试图掩盖这个状况。他们竭力将精神缩减为物质，或者将物质吸收到精神之内，或者将两者混合到一种统一的实体中；那些接受二元论的人们，他们在躯体和灵魂之间建立起一个等级，将自我当中无法拯救的部分当作可以忽略的东西。
存在主义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种模糊性的哲学；克尔恺郭尔也正是通过肯定模糊性的顽固特征来对抗黑格尔的。时至今日，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正是用模糊性这个概念对人作了根本性的定义。人这个生灵，其存在就是它不存在，人的主观性只能通过在世界中的在场才能自我实现，人是一种介入的自由，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自为，即立即给予他人的自为。
人通过让自己的存在缺失给自己提出目标，而这个目标实际上只能靠人本身来实现。通过脱离世界，人使自己出现在世界中，也使世界展现在人的面前。我愿意成为我所凝视的风景，我希望这片蓝天、这片平静的水面在我的身上出现，希望它们表达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我，而我则停留在远方；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距离，蓝天碧水才能够在我面前存在；我的凝视，正因为它也是一种欢乐，它才是一种撕心裂肺。
人为了获得自身的真理，就不应该尝试消除其生存的模糊性，相反，应该接受并实现这种模糊性：人只有在下列方式中才能与自我会合，即他同意停留在远离自身的地方。这种转变与斯多葛式转变有着极其深刻的区别，相对于可感知的世界来说，它并不主张一个无内容的形式自由；实实在在地生存，这并不否认我的超验的自发运动，而只是拒绝将自我迷失在这个运动中。
任何道德的本质，就是把人类生活看作一场对弈，一场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的较量，要向人们传授获胜的手段。然而我们也看到，人的原始意图就是模糊的：他想要存在，而正因为他与存在的意志相符，他反倒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即在其中实现愿意存在的计划都被否决，而这些计划所圈定的目标都成了海市蜃楼。
自由是一个源泉，所有意义和所有价值都从中喷发；它是证明一切生存的原始条件。为自己的生命寻找证明的人，首先必须要求和绝对要求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要求实现具体的目标和特别的计划时，自由原则自身也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由还不是一个完全构建好的价值，能从外部向我建议一种抽象的参与。
创造者依靠从前的创造来创造新的创造可能；他现时的投射与过去亲密无间，对即将到来的自由给予一如既往的信任。每时每刻，他都用后续的揭示来揭示有目标的存在；在每个瞬间，他的自由都通过整个创造活动得到逐步确定。
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固执己见是愚蠢的：如果我固执地用拳头敲打一堵不可动摇的墙壁，我的自由将在这个无用的行为中枯竭，而且不能成功地给它一个内容；它将衰落为一个徒劳的偶然性。然而，没有比顺从更令人伤心的德行了；顺从将早先构成的作为意志和自由的计划转换成偶然的幻觉和遐想。
一位青年曾经希望有一种幸福的生活，或有用的生活，或光荣的生活；如果他成为的那个人用过分冷漠的眼光看待他青少年时流产的那些企图，那么这些企图将永远僵化在已经消逝的过去中。当一种努力失败时，人们会苦涩地说，他们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浪费了自己的力气；失败判决了我们所作的努力中的整个这一部分。
斯多葛主义者宣扬冷漠情绪，其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两难命题。如果我们同意放弃我们计划的特别性，我们确实可以确定我们的自由，以对抗任何的束缚：如果一扇门拒绝打开，那就让我们接受它不打开的事实，这样我们就自由了。但这样我们只是成功地挽救了自由的一个抽象概念，或掏空了自由的所有内容和所有真理：正因为人的权力被放弃了，所以它就不再有任何限制。正是计划的特别性决定了权力的限制程度，但也是这个特别性给计划赋予了内容，并使计划得以确立。有这样一些人，失败的念头会引发他们的极端恐惧，以至于他们控制自己永远不想要任何东西：但谁也不想把这个平淡的被动性看作自由的胜利。
如众多的宗教那样，存在主义独自给邪恶以一种真正的分量；这也许就是存在主义被看作很黑暗的主义的原因：众人不愿意感觉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然而，正是因为有真正的危险，有许多失败，有尘世真正的地狱之罪，所以胜利、智慧、欢乐的词汇才具有意义。没有任何东西是事先决定的，这是因为人拥有需要丢失的东西，只有拥有能够丢失的东西，才能拥有可以获得的东西。
笛卡儿说过，人的不幸首先来自他曾经是一名儿童。确实，大部分人所作的这些不幸的选择只能由这个理由来解释，即因为他们从童年起就逐步改变自己。儿童处境的特点，就是他被抛向一个他并没有致力于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绝对物，他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在他的眼里，词语、风俗、价值观等都是一些既成的事实，就像天空和树林一样不可抗拒；这就是说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严肃的世界，因为严肃精神的根本含义就是把价值观当作完全现成的事情。
在他儿童的圈子里，他觉得他可以尽情追求，在快乐中达到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但他是在从容不迫中完成这个经历的，这恰恰是因为向他的主观性开放的这个领域，在他自己的眼中显得无关紧要，这是儿童的领域，他很幸运在这个领域中不用负任何责任。真正的世界，那就是成人的世界，在成人的世界中，儿童只能遵守和服从；他天真地成为他人的海市蜃楼的牺牲者。
他相信父母和老师的存在：把他们当作神灵来尊敬，而父母师长却无法成为神灵，他们只好满足于向神灵借取一件外衣，去哄骗儿童那天真的眼睛：奖赏、惩罚、奖品、赞誉或谩骂，都向儿童注入一种信念，即世上存在着善良、邪恶、自身的目标等，就像存在着太阳和月亮一样。在这个充满确定和充实之物的世界中，儿童会认为他自己也以确定和充实的方法存在着：他要么是个乖孩子，要么是个捣蛋鬼，而且乐在其中。倘若在儿童隐秘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否认这个信念，他会将这个缺陷隐藏起来；他会自我安慰，把这种不坚定性归咎于年幼无知，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将来他也会成为伟大而庄严的人物。
为什么说所有学科的
最高层级是哲学？
哲学能让孩子获得什么？
怎样判断对错？
如何有效地学习？
为什么要养成好习惯？
在哲学的大树下，
感受枝繁叶茂……
有这样一些生灵，他们的整个生命就在儿童世界中流逝，因为他们被保持在一种受奴役和无知的状态中，他们没有掌握任何办法，去打破架在他们头顶上的顶板。他们可以像儿童那样去行使自己的自由，但只能在那个在他们之前和没有他们时就已形成的世界中行使这个自由。例如奴隶，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身被奴役的状况时，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南方种植园主把黑人看作“大孩子”，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黑人顺从地忍受他们的家长式统治；情况是他们遵守白人世界的规矩，所以黑人的处境与儿童的处境完全一样。
在许多文明中，这种处境也是女人的处境，她们只能忍受男人所创建的法律、神灵、习俗和真理。
即使在今日的西方国家中，还有很多的女人，即那些还没有在工作中学习使用自由的女人，她们仍然处在男人阴影的庇护下；她们对丈夫或情人所认可的意见和价值观言听计从，这使得她们发展了一些儿童的素质，一些禁止成人拥有的素质，因为她们依托在一种不负责任的情感上。人们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常常显得很有魅力，非常优雅，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具有令人感慨的真实性，那是因为它像儿童的游戏那样，表现为生存的一种无动机和纯粹的爱好，它是严肃的缺失。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无忧无虑，这种欢乐，这些诱人的发明却导致了一种深层的与男人世界的同谋关系，而女人们又似乎只用亲切的态度去抗议这个男人世界。对这种情况感到惊讶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旦庇护她们的大厦似乎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些敏感、天真而又轻率的女人，便表现得比她们的主人更为激烈、更为顽强，甚至更加疯狂或更加残忍。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与真正的儿童之间存在的差别：对儿童来说，处境是强加的，而女人（我指的是今日的西方女人）则选择了这种处境，或者说她至少认可了这种处境。
十八世纪的黑奴，被关在闺阁深处的穆斯林女人，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反抗这种压迫他们的文明，就连在脑子里想一想，或对此感到惊讶或生气都不可能。他们的行为只能在这个既成现实中加以定义和评判。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即在女人的处境中，就像在所有受限制的人类处境中那样，她们认识到一种对自身自由的完全肯定。但是一旦某种解放显得有可能时，不去利用这种可能性就是对自由的一种放弃，这种放弃将导致恶意行为，成为一种积极的错误。
这种不幸还有另外一面。道德的选择是自由的，因此也是不可预见的；儿童身上并不包含那个他将要成为的成年人；然而，人总是从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去决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在他自我造就的性格中，在作为其关联项的世界中，他从其道德态度中汲取动机。
这个性格，这个世界，儿童渐渐构建了它们，却没有预见到它们的发展趋势；他还不知道这个自由的令人担忧的面孔，他木然地行使着这个自由，心安理得地沉迷于任性、欢笑、眼泪和愤怒，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明天，也没有危险，然而，这些东西都会在他周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最初选择的悲剧，就是它通过每时每刻的行动去实现整个生活，就是它无理由地去实现，以任何理由去实现，这是因为这个自由在那里仅仅以偶然性的形象出现；这个偶然性不禁让人回想起加尔文学说中上帝赐给人类的恩泽的任意性。这里也有一种宿命，这个宿命不是来自外部的暴政，而是来自主体自身的行动。问题是我们会这么想，即人求助于自身总是可能的事；相对于不能被拯救而言，不会有比这更为不幸的选择。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存在的缺失，将自身投入这个世界中；通过这个举动，他致力于为存在赋予人类的意义，并且揭示这个存在；一无所有者有时也能在这个活动中感受到生存的欢乐：他会将自身的生存表现为一种幸福，将世界作为欢乐的源泉。
但是，要使自己存在缺失的方面多一些或少一些，深一些或浅一些，丰富一些或贫乏一些，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人们所说的活力、敏感性、聪明才智等并不是现成的素质，而是自我投入世界和揭示存在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理能力投入世界的，但身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事实，它表达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身体本身就是同情或厌恶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并不决定任何的行为：只有通过自由的慷慨才能得到活力，聪明才智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意志，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能使自己的语言和行为适应于他的能力，那他永远也不会愚蠢，而敏感无非就是对世界和自身非常关注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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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等级，那就得把那些最缺乏这种活泼热情的人摆到级别的最底层：即《福音书》中所说的温水一样的人。生存，就是让自己的存在缺失，就是自我投入到世界中。那些全力控制这个原始运动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下等人；这些人虽然有眼睛和耳朵，但是他们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双眼无珠，双耳失聪，既无爱情，也无欲望。这种冷漠在生存面前，在它带来的风险和张力面前，显示出一种根本的恐惧；下等人拒绝这种“激情”，即他的人的状况，他拒绝由撕心裂肺和失败构成的冲动，拒绝这个面向存在的冲动，而这个存在总是缺乏目的。
普鲁斯特曾经惊讶地发现，一位著名的医生，一位知名的教授，在他们的专业之外，常常表现得缺乏敏感、智慧和人道：这是因为，当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就只剩下纯粹的技术；在他们的技术不起作用的领域里，或者当他们认同最常见的价值观时，或者他们以逃避的形式自我实现时，情况就是这样。严肃的人固执地将他的超验淹没在客体中，而这个客体却阻挡着地平线，锁住了天空；剩下的世界成了一个无面孔的荒漠。
我试图证明这一点：任何人都需要别人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总是需要他人的自由，哪怕他是暴君；他缺少的是能够善意地承担这种意志所带来的后果。只有他人的自由能够阻止我们每个人自我固定到人为性的荒谬中去。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教神话关于创世的说法，那么上帝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存在主义的学说，因为，根据一位反法西斯神父的说法，“上帝对人类是如此尊敬，于是他创造了自由的人”。
我们也许可以梦想一个未来，到那时，人们的自由的用途，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自由扩展：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种建设性活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的计划，积极地构建他的未来。但今天的事实是，有些人只能通过一种消极的活动来证明他们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任何人都在超越自己。但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种超越毫无结果地陷入自身的困境，因为人们将它与它的目的割裂开来。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压迫的处境。这样一种处境从来都不是自然的：人并不会受到事物的压迫；因此，除非是一位敲打石块的天真儿童，或是一位命令鞭打大海的迷途王子，人是不会起来反对事物的：他只能和其他人进行对抗。
按康德的话来说，一个行为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同外部的某个模式相符，而是在它内部的真理中。我们拒绝那些想把外部事物创造成法则和美德的审判者；我们拒绝所有那些想将外部事物变成人类幸福的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我们也拒绝家长式统治，家长式统治认为在禁止人们的某些诱惑时，它为人们作了不少贡献，而实际上它应该给人们指出抵抗这些诱惑的道理。
一个人生活在谎言世界的处境里，而谎言就是暴力：我能说出真相而让蒙冤的人获释吗？首先应该创造一种处境，要让真相变得可以忍受，使个人在失去幻想的同时，还能在他周围找到希望的理由。
谎言这个词的意义是相对于人们建立的真理而言，但人类并不能完全谎言化，因为恰恰是人类自己在创建区分真假的标准。艺术在柏拉图的眼里是一种欺骗行为，因为存在着思想的天空；但是在人世的范畴内，任何对人世的赞誉，只要已经做出，那都是真实的。但愿人们能够重视词语、形式、颜色、数学定理、物理定律、体育事迹、英雄主义等，但愿人们在爱情中，在友谊中，能够互相认可各自的价值，这样，物体、事件和人立刻就有了价值，绝对拥有。
如果我们选择让我们的生存处于向无限性开放的有限性中，我们就是绝对自由的。
而实际上，任何有过真正的爱情的人，有过真正的反抗的人，有过真正的欲望的人，有过真正的意志的人，他都知道，要对他的目的放心的话，并不需要其他外部的任何保证，这些情感的可靠性来自于人自身的激情冲动。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么说的：“不管结果怎样，做你该做的事。”换句话说，结果与良好的意愿并不见外，意愿在自我实现中将以结果为目的。如果每个人真的做他该做的事，那么每个人的生存将得到拯救，而不用幻想一个天堂，即所有人在死亡中获得和解的那个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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