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有着一个颇具震撼的故事，那就是所谓的「刘安杀妻」，讲述了猎户刘安为了生存而不惜杀妻取肉，献给刘皇叔食用的悲惨事件。
然而，这个故事只是虚构的情节，史料中并未有关于刘备此类残忍行径的记载。
但在刘备的军队中，却确实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三国志·先主传》中有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
当时，刘备与袁术的大军在淮阴对峙，却遭到了曾收留他的吕布的背叛，失去了艰难争取而来的徐州根据地。
刘备和关羽张飞再度成了流浪汉。
由于缺乏粮食，刘备的军队几乎陷入绝境，士兵们不得不相互捕食。
这些简短的描述，却勾勒出了当时人们的悲惨景象。
这样的事件在东汉时期并不罕见，「人相食」这一现象在历史上也出现得十分频繁。
从《史记》一直到《明史》，都可以找到相关记载。
以《后汉书》为例——
光武时期有「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
桓帝永寿元年的「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
还有灵帝时代的「时人饥，相渔食」。
尽管每个朝代对「人相食」的描述都只有寥寥数语，但这并不能掩盖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
「人相食」往往都源于一个前提，那就是「饥饿」。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饥荒就超过4000起，这显示了老百姓们在温饱问题上长期未得到解决。
这并非统治者们不愿解决，他们深知粮食是民心和军心所系，因此已尽力保障粮食安全。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粮食问题：有的奖励农民耕织，减轻了赋税的负担；有的进行土地改革，遏制了土地兼并的趋势；有的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将流民集中起来，大力发展屯田。
但光是增产还不够，我们还得想办法将粮食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就需要建立集体粮仓。
在商周时期，朝廷就根据层级划分，建立了许多地方粮仓。
到了秦汉时期，超大规模的粮仓开始出现，比如储存量超过十万石的咸阳仓，它集中了来自中原各地的粮食，必要时可以调拨四面八方。
粮仓的作用不仅仅是储存，它还能够调节粮食价格。
在丰收时，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购入粮食，避免了谷价过低伤害农民的情况。
而在粮食歉收时，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售，抑制粮价，防止囤积居奇的现象发生。
既然统治者们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避免粮荒，为什么还经常出现大面积的饥荒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般来说，饥荒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寒、旱、涝等极端气候，或者是蝗虫灾害。
比如元代大德年间的大饥荒，起因于江浙地区频繁的天灾。
有的是连续数月的洪涝灾害，「雨水频并，数月不止，河港盈溢」。
有的是水灾、旱灾、蝗灾同时爆发，让两浙之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两浙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在天灾的影响下，粮食产量严重减少，很容易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饥荒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波及周边地区，甚至还会波及到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受灾情况有多么惨烈呢？
文学家程钜夫曾经这样描述：「骨肉相食，饿莩满野，行数十里不闻人声」。
像正德、万历年间的饥荒，以及光绪「丁戊奇荒」等，都是由于极端气候和虫害因素造成的。
除了客观因素，官场腐败和战乱等人祸也是饥荒扩大影响的罪魁祸首。
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深刻指出：「人们饥饿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缺乏足够的食物，而是因为他们得不到这些食物。」
前文提及的那些大饥荒，正是由于赈灾的粮食被一层层地剥夺，导致灾民们无法获得援助，从而使灾情愈演愈烈。
至于战争的因素，一直伴随着历史的王朝末期和战乱时代，就像两兄弟一样密不可分。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谈谈崇祯帝的遭遇。
他的生活是多么的憋屈？
在位17年中，有10年都是天灾频发，导致国力极度衰弱，与此同时还要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等人的内外夹击，苦不堪言。
数十万流民大军在国土上游荡，他们只知破坏而不知生产，使大片农田荒废。
常年的天灾导致剩余的农田也出现歉收，国内物价节节攀升：
「稻米和粟米每斗要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猪肉一斤要一钱八分，红白萝卜一斤一分。」
如果想更加直观地感受，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万历年间的粮价，那时一两白银就能买到两石大米，而到了崇祯时期，大米的价格竟然上涨了40多倍。
这十几年来，百姓几乎是饥一顿，饿一顿。
有良心的官员会开仓赈灾，向富商募捐粮食，但更多的人则是囤货居奇，哄抬物价，借国难发财。
很多地方的粮仓里的大米已经发霉了，但官员和富商们却不愿拿出来救济灾民。
在饥荒蔓延的情况下，老百姓只能是遇到什么吃什么，山上的野菜草药也被吃个精光，甚至连树皮都被啃食一空。
因此，群山一片光秃秃。
当树皮吃尽时，灾民们开始挖观音土充饥，尽管他们清楚吃了这东西必然死无疑义，只是时间问题。
有些人不愿意吃观音土，但树皮已经吃光了，该怎么办呢？
只能以家人为食。
「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那一刻，伦理和道德已然荡然无存。
当然，也会有人问道，如果古代的统治者们勤政爱民，四季平安，风调雨顺，老百姓就一定能吃饱饭吗？
答案恐怕未必。
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太过低下。
受限于落后的农具、匮乏的肥料以及不完善的水利灌溉等因素，古代农民种田只能仰赖自然恩赐。
然而，大自然并非一直温和无忧。一旦遭遇到极端天气或蝗虫灾害，便是可怕的歉收年。
即便如贞观盛世，李世民在执政的头一年就遭遇了蝗虫之灾，几乎摆不住局面，最后还得依靠玄学才让大唐幸免于难。
当然，提高粮食产量并非无法办到的事情。
通过兴修水利、推广农作物轮作等措施，总能提升粮食的亩产量。
从战国时期到清朝，粮食的亩产量从200多斤提升到了巅峰时期的360多斤，这一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已经是小农经济所能达到的极限。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理论中，小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是有上限的。
当新兴的王朝通过百年的休养生息，逐渐将人口恢复到饱和状态时，就会逐渐面临人口过剩的问题。
如果统治者能适时发展工商业、引进外来资源，或者推动技术革新，使粮食产量实现质的飞跃，就可以缓解人口压力。
然而，封建统治者往往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选择重农抑商。
这导致了劳动力过剩、食物供给不足，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极易引发大规模饥荒。
清朝时期的人口巅峰容量也仅有4亿人。
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都未得到解决。
加上抗日战争、苛捐杂税、极端气候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饥荒让3000万国民受灾，大约有300万人因饥饿或疾病丧生。
国民政府面对灾情，减少了军粮征收数量，同时开仓赈灾。然而，政府内部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用于赈灾的3亿法币，在盘剥之下，所剩无几。
而老百姓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当国民政府开设的粥棚里连一粒大米都寻觅不到时，他们转而涌向山野，挖掘野菜，啃食树皮，甚至吞食着观音土。
终究，他们又陷入了「人相食」的悲境。
我国真正摆脱饥荒困境的契机，得从60年代谈起。
和广大老百姓一样，袁隆平也历经了三年的灾荒岁月，那种饥寒交迫的煎熬，铭刻在他心头：「你们年轻人不懂啊，肚子饿起来真的难受。」
1960年，他开始探索杂交水稻的研究。
然而，当时的学界对杂交水稻并不看好，他们认为，连日本和美国都未能取得突破，何况是我们呢？
在同行的不理解和嘲讽中，袁隆平默默耕耘。
历经特殊的十年，忍受长时间的培育实验，他终于培育出了第一个可普及应用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
通过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的增产幅度超过了2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
如今，杂交水稻的年种植面积已超过1700万公顷，超级稻的平均亩产达到了破纪录的1251.5公斤。
全国水稻的单季平均亩产也增至470公斤，比上世纪50年代多出一倍以上。
杂交水稻的出现，成为中国战略储备粮仓的支柱，也是我国口粮自给率100%的保障，真正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老百姓不再为吃饱饭而担忧。
只要有了杂交水稻，国内大米的价格就不会飙升，中国老百姓终于永远摆脱了吃人的噩梦。
这一切都来之不易，因此我写下这段历史，以纪念并提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