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激发了汉代人的危机意识，也刺激汉代人建立了国际视野。”在为展览而特别举办的讲座上，曾经对匈奴有过研究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这样认为。战国时期匈奴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展览中可以看到当时鹰顶金冠饰品，黄金铸就，串连绿松石，表现展翅雄鹰俯瞰狼羊咬斗的场面，工艺精细。这套金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据研究的专家推测可能属于某位匈奴王或者酋长。很多匈奴的日常工艺品都和这顶金冠一样表现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比如青铜虎噬马饰牌；而被视作吉祥如意象征的盘羊也是匈奴工艺品的表现内容。
主办方希望观众通过对这段匈奴及其与中原关系历史的了解，加深对华夏文明向心力的理解，并且能够理解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明之间的融合、交流与多元并存。匈奴文物主要出土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与南西伯利亚的城址与墓葬。此次展览的匈奴文物大多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与宁夏同心文管所，分别展示的是战国以来长城外的匈奴人（主要是贵族）的生活方式与西汉中晚期归汉的匈奴人的生活方式。而艺术家创作的油画则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的风俗习惯，也重现了汉代与匈奴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
车马与瓦当
秦汉之际，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大漠南北，“匈奴兴起于秦灭以后、楚汉相争之际，乘中原的动乱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帝国，它存在了大约250年，兴盛期大约150年，”宋新潮说，“经过四代单于，匈奴控制并打通了整个欧亚地区，控制了东西贸易通道，建立了庞大的欧亚帝国。”此后经过多年战争，汉才取得了“呼韩邪单于归汉”的胜利。
展览上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所使用的各种武器和马具，比如战国时期的青铜马具和铜鸣镝、铜流星锤等等。
对于汉代人来说，匈奴提供了一个他们与长城外的世界短兵相接的机会。“他们给汉代所有阶层带来其他游牧民族从没带来过的危机感。”宋新潮说。
“在那个大敌压境的年代，人们的名字也经常是破胡、破虏、灭胡、汉强等等，”宋新潮指出了更具体的影响，“对匈奴的了解，以及匈奴骑兵建设的学习，都对西汉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从汉代开始，从以前的步兵和车战的混合编制，变成了后来的以骑兵为主的作战制度。骑兵变成了主要的兵种部队。”展览里也能看到这样的影响，汉代皇帝陵寝里随葬的也会有马。这些改变，在展览里陈列的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河南等地出土的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兵器、车马器还有汉简等文物身上有最直观的体现。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俑也是一例，当时甘肃武威一带是著名的马匹交易市场和繁殖基地，在武威发现了大量的铜车马俑。
中原的北境，在上百年的时间里都一直是人民难以安居的战场，在中原占上风以后，当时的人们在建筑上也对汉军进行颂扬，比如展览里可以看到的“单于天降”瓦当。这个瓦当和“单于和亲”、“四夷尽服”都是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的。
蔚为壮观的“胡风”
在争斗的同时，两地的文化也互相影响着。展览里可以看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牌饰影响而产生的中原透雕牌饰，整体造型相似但内容相当不同，中原的牌饰内容多为仙人、仙树、异兽、流云纹等祈求祥瑞的样式，匈奴式样的内容则是与他们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匈奴在宗教信仰和巫术方面对汉朝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南到广东、西到四川、再到山东地区，都能从出土文物的纹饰方面看到这些影响。”在广东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里，也有匈奴特色浓郁的牌饰。宋新潮认为这种影响当时已经蔚然成风，“就是‘胡风’”。
西汉中晚期之后，陆续有很多匈奴人归汉，汉朝在中原北境设置了诸多匈奴人聚居的属国都尉来安置他们，安排他们为汉戍边。宁夏同心县的倒墩子和李家套子两座墓地，被专家们推测是西汉缘边五郡的匈奴移民与后裔的墓地。前者每个墓几乎都出土有汉朝铸造的五铢钱，还有汉文化的漆器、陶器与匈奴文化的牌饰。而后者比前者年代晚，匈奴气息减少，出现了更多与汉人墓葬相似的铜车具等器物。
匈奴人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宋新潮解说道，“归降的匈奴人成为了汉的属民，在漫长的历史中还有很多匈奴人以不同的方式融入了中华民族。而在汉的打击下，部分匈奴人西迁，先是到了乌孙，后来又到康居，衍生出了‘匈’（huns）的概念关系。”匈奴在迁移的过程中对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