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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一个“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意指“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宋史学者葛金芳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并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宋代发生了一场“煤铁革命”，而英国要到十六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万—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万—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万—18万吨。
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开发具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可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但对寺观、祠庙、公宇、民居、坟地及近坟园林下面的矿产，不许报矿，即使报矿，政府也不得开采）。由于政府采取积极的矿产开发政策，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监务坑井，殆几万计”。
宋朝的矿场多实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矿坑开采出矿，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其余的产品可自主销售，利归自己。这叫作“二八抽分”，无疑是一项可以激发民间采矿积极性的制度，北宋矿冶业的繁荣应归功于此。
“坑冶，利之所在，有矿苗去处，不待劝率而人自寻逐矣。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藉官中应副，今烹炼到银铜入官。”矿冶业以诱人的收益，吸引了无数的冒险家、游手，有些矿山居然聚集了十余万人，“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筭，常十余万人采凿”；“（韶州）岑水聚浮浪至十余万，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为防止民间私铸铜钱，宋朝要求矿坑的铜由官方收购，但由于韶州的铜产量太大，地方政府居然缺乏足够的本钱来收购。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即使是没有本钱的平民，也有机会承包到矿坑。那些搜寻矿苗的人，“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居然大多数都不带本钱。那么开矿的本钱从何而来？由政府提供贷款，“一行用度，以至灯油之类，并许召保，借支官钱应副。候烹采到宝货，先行还官外，余充课利”。意思是说，矿冶户若无本钱，可向政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为鼓励民间贷款开矿，政府还承担了放贷的风险：若“开采不成，及无苗脉，或虽有而微细，其所借官钱并与除破，即不得过三次”。矿冶户如果采矿失败，可不用偿还贷款；只是三次开采失败后，即失去贷款资格。后来政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政府与矿冶户便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政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
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显然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矿业经济的兴趣。曾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说：“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宋明政府，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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