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约定的财产性补偿应如何处理？
答：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可以分为一方有配偶而另一方无配偶以及双方均有配偶两种情况。现实生活中，这种同居关系在不断形成的同时也在不断解除。
有些同居关系在解除时，一方会向另一方主张一定数额的补偿金。补偿金通常以借款、欠款、协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补偿金是否应受法律保护？如不应保护，一方已经支付的部分是否可主张返还？
倾向性观点认为，其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自然债务，履行与否全凭债务人的意愿，法律不加干涉。但是一旦履行，将不得请求债权人返还，债权人接受的履行将不是不当得利，法律承认其保持受领给付之权利。我国民事法律中只是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作了规定，而对于“自然债务”的概念、分类、效力并未规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自然债务通常分为履行道德义务之给付、不法原因之给付、超过法定利率之给付、婚姻居间之报酬等类型。解除上述同居关系的补偿金应当属于不法原因之给付的自然债务，因为其违反了《婚姻法》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也侵犯了配偶的财产权益。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双方以借款或其他形式确定补偿金，一方起诉要求支付该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方履行后反悔，主张返还已支付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亦不予支持。但合法配偶起诉主张返还的除外。
有人认为，如果一方故意隐瞒已婚身份，另一方得知后要求结束双方关系，一方自愿给另一方打欠条表示补偿之意，事后又反悔的，对受欺骗一方主张补偿款的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感情问题不是做生意，并非有投入就一定能有回报，一方故意隐瞒已婚身份，另一方自己也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故对于是否补偿全凭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自然债务。
二、一方婚前给付财物请求返还的纠纷如何处理？
答：对于婚前给付财物的性质问题，有学者称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即以结婚为目的而在婚前一方给予对方财物，一般数额较大。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或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
对农村特别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来说，通常是因旧俗所累，并非自愿。当两人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予以返还，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这也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
也有人认为，一方为达到与对方结婚的目的给付另一方财物，其真实意思无非是想用财物打动或收买对方，在这种情形下，给付一方要求返还财物，应不予支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方在婚前给付另一方财物可视为一方与另一方结婚发生的成本，两者发生婚变，应为投资风险，投资者应自负这种风险。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但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广大农村地区多年来存在的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有的人家为了娶妻送彩礼而债台高筑，在结婚不成的情况下一概不予返还彩礼显然是很不公平的，也会助长借婚姻索取财物或骗取财物的行为。
国外对于婚前一方赠与另一方的财物，一般将其纳入婚约制度进行调整。《法国民法典》规定：“为婚姻之利益进行的任何赠与，如该婚姻并未成就，赠与即失去效果。”《德国民法典》规定：“如果婚姻未成，则每一方订婚人皆可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而要求对方返还所赠礼物或作为订婚标志所给之物。
在订婚因一方订婚人死亡而解除的情形，倘有疑义，推定返还请求被排除。”该法典同时规定请求权时效为2年，自解除订婚之时开始。
《瑞士民法典》规定：“不得依据婚约提起履行婚姻的诉讼。不得诉请给付为出现违反婚约的情况而约定的违约金。”“如婚约一方无任何重要事由而违反婚约，或因自己的过失而由其本人或者由对方解除婚约时，应当对对方、对方的父母或代其父母的第三人为准备结婚而做的善意准备，给付相当的赔偿金。”
“因他方过错违反婚约致使无过错一方人格上蒙受重大损害时，法官可许其向他方要求得到一定金额的抚慰金。该项要求不得让与，但如该要求于继承开始时被确认或被诉请的，可转移于继承人。”“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可请求返还。如赠与物已不存在，可依照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办理。因婚约一方死亡而解除婚约的，不得要求返还赠与物。”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规则审理同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彩礼问题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该条规定本意是为了解决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彩礼问题，实践中不能任意扩大适用的范围。
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中，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应从附条件赠与的角度考虑，不能适用上述有关彩礼的司法解释的规定。
三、双方恋爱期间共同出资买房，产权登记在双方名下，分手后都想自己取得房屋的产权，该如何处理？
答：从审判实践来看，恋爱期间购置房屋的纠纷，一般呈现的特点是：
(1)双方事先及事后对一旦婚恋不成所购房屋如何处理并无约定。
(2)产权证上记载的权利人或预登记的权利人一般为男女双方，而实际房款（含贷款）大多数由一方全额支付。
(3)涉讼时房屋市场价格较购房时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双方都想自己取得房屋产权。
(4)因房价上涨导致的房屋增值部分的归属成为双方争执焦点。
对于恋爱期间为了结婚而共同购房，产权登记为双方共有的情形，如果没有按份共有的特别约定，一般认定为共同共有。双方终止恋爱关系后分割共有财产，符合《物权法》关于“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的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的规定，一方取得房屋当予退还另一方在此期间的出资，又由于两人在购置房屋时以共同组建家庭为目的，双方均未提供所购房屋的产权份额有过约定的证据，故在共同取得房屋产权登记后，因市场因素房屋价值获得增值，该增值部分的财产当依照共同共有的原则予以处理。
四、处理有关彩礼纠纷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一）》对彩礼问题概括得很到位，即：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习俗性。
在处理有关彩礼纠纷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
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
2．应注意把握彩礼返还的范围，要根据已给付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考虑到双方在共同生活中是否发生了必要的消耗，是否为筹办婚事支付了必要的费用等，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返还。
在实际生活中，给付的彩礼可能已经用于购置双方共同生活的物品，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双方的共同财产，或者已在双方的共同生活中消耗。故在处理方式上应当灵活把握，真正体现公平原则。
五、女方怀孕，法院能否受理男方有关同居期间财产纠纷的起诉？男方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可以吗？
答：《婚姻法》第三十四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女方按照计划生育中止妊娠的，在手术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诉讼请求的，不在此限。”
《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立法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妇女在怀孕期间、分娩和流产后，身体和精神负担重，特别需要安宁和正常的生活条件。为此法律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基于同居关系与合法婚姻关系的不同性质，《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并不适用同居纠纷的案件。《婚姻法》第三十四条是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条款，但法律保护的是合法婚姻，当双方当事人选择同居而非登记结婚时，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受法律保护，不享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同居关系本身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基于同居关系而形成的财产关系和子女抚养问题还是受法律保护的。故在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也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处理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即不受《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限制。
从表面来考虑是与《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立法目的相违背，不利于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但我们从深层次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
因为同居关系不如婚姻关系稳定，同居关系本身的松散性，使法律的保护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为了引导更多的公民放弃同居而选择婚姻，使自身处于法律的庇护之下。公民主动走向婚姻，构建一种健康、有序、文明的婚姻制度，既有利于自身及子女权益的维护又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而无效婚姻是自始无效，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婚姻在被宣告无效之前是有效的，即男方在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时，该婚姻还是被法律视为有效的，此时该有效的婚姻还是受《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限制的。
如果赋予男方在第三十四条的情形下有权提起请求宣告婚姻无效之诉，就有可能被人民法院判决婚姻无效，其产生的法律后果比离婚判决的后果更为严重，此时对保护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年内或中止妊娠后6个月内的妇女更为不利。
在这种情形下，男方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不受《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限制的规定是与《婚姻法》及相关法律的宗旨相违背的。故我们认为男方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仍应受《婚姻法》第三十四条的限制。
六、未婚同居当事人签订的忠诚协议能否受到法律保护？
答：不能，对这类纠纷起诉到法院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因为《婚姻法》是规范合法夫妻关系的，未婚同居关系不是婚姻法调整的范围，恋爱是自由的，恋爱时不得脚踏两只船只是道德范畴的要求。
七、一方使用虚假身份证件，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与另一方登记结婚，婚后不久即下落不明。经公安机关查证，一方的身份证件系伪造，另一方起诉离婚被法院裁定驳回，理由是没有明确的被告，此种情况有什么救济途径？
答：如果一方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虚假身份证等证明材料，骗取了结婚证，其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婚姻登记机关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作出的婚姻登记发证行为，该行政行为形式上虽已经存在，但因具有重大、明显的瑕疵，且显然不符合《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有关结婚登记的条件。
该行政行为属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情形，应当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根据有关规定，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主要有行政主体进行认定和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认定两种方式，现鉴于婚姻登记机关一般不受理此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
因此，受骗一方的救济途径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结婚登记。
八、养父母和养子女结婚属于无效婚姻吗？
答：养父母和养子女是基于收养关系而形成的法律拟制血亲关系，《婚姻法》和《收养法》规定，合法的收养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旦收养关系成立，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等同于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是宣告婚姻无效的四种法定情形之一，如果养父母与养子女没有解除收养关系而结婚，他们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当然，在收养关系依法解除后，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还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九、因娶了有精神病的妻子而状告婚检部门，应如何处理？
答：因娶了有精神病的妻子而状告婚检部门，请求法院判令婚检部门赔偿其宣告无效婚姻诉讼费和精神损失费等这类纠纷，关键是审查婚检部门有无过错。
如果在进行婚检时，女方并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且否认自己有精神病史，并在婚前医学检查表中亲笔签名，而精神病诊断主要依靠病人的病史和临床表现，在既无病史资料又无临床表现的情况下，婚检部门不可能作出精神病的诊断。
任何婚检机构也不可能到每个前来婚检者的家庭去调查其有无既往病史，故婚前检查与该无效婚姻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婚检部门没有过错，婚检者自述是否真实的风险应由婚姻当事人自己承担，故法院应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
十、在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是否构成重婚？
如某男与某女登记结婚后，又与别人登记结婚。后来某男对其前婚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称婚姻登记违法要求予以撤销。
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后，确认某男与某女的婚姻登记违法，决定撤销其结婚登记并收回结婚证书，某男两次登记结婚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
答：我们认为，无效婚姻并非当然无效，只有经法院依法宣告为无效婚姻后才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得很明确：“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也就是说，婚姻是否无效，必须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经法院审查后才能确认，并非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自由心证、自己说了算。
因此，凡是领取过结婚证书的人，未经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婚姻无效或撤销的，都应受婚姻关系的约束。某男与某女的结婚登记在未被婚姻登记机关确认违法前，双方均应受其约束，而某男又与别人登记结婚的行为当然构成重婚。
十一、妻子擅自中止妊娠，是否侵犯了丈夫的生育权？
答：近年来，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阶段，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不少生育权纠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评。
有些女性为了工作、学习深造、保持身材等原因不愿生育，未经丈夫同意擅自中止妊娠，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男方往往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以生育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损害赔偿。
生育权是指男女公民依法通过自然或人工方法繁衍抚育后代的权利，生育权系人格权的一种，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不必依附于特定的配偶身份，具有对世属性。未婚男女同样享有生育权，国家无权强制其堕胎，只能要求其承担不依法定方式生育的责任。
对夫妻双方来说，丈夫和妻子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生育权。但在夫妻之间生育利益发生冲突时，谁享有生育决定权的问题上，倾向性观点认为：生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夫妻双方各自都享有生育权，只有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行使这一权利，生育权才能得以实现。
《妇女权益保障法》赋予已婚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是为了强调妇女在生育问题上享有的独立权利，不受丈夫意志的左右。由于自然生育过程是由妇女承担和完成，妇女应当享有生育的最后支配权。
如果妻子不愿意生育，丈夫不得以其享有生育权为由强迫妻子生育。妻子未经丈夫同意终止妊娠，虽可能对夫妻感情造成伤害，甚至危及婚姻的稳定，但丈夫并不能以本人享有的生育权对抗妻子享有的生育决定权，当夫妻生育权冲突时法律必须保障妇女不受他人干涉自由地行使生育权。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对妇女行使生育权的任何负担的设置，如赋予丈夫对妻子人工流产的同意权，或者课以妻子通知丈夫的义务，都是对妻子生育权行使的有效否决，都有可能造成丈夫强迫妻子生育的为现代文明所不容的社会悲剧。故妻子单方终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
⑦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有关法律和司法判例都明确肯定，丈夫没有阻止妻子堕胎的权利。在澳大利亚，1983年凯诉特案件中，昆士兰州最高法院的威廉斯法官同意丈夫无权阻止妻子堕胎的观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答复州法律是否可以规定妻子进行人工流产须征得丈夫同意问题时，明确持否定立场：“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丈夫对于妻子的怀孕和妻子孕育中的胎儿的成长和发展所持有深切的和适当的关注和利益。
联邦最高法院迄今也没有忽视婚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认识到，是否进行人工流产，可能会影响部分婚姻关系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不利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认为各州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准许男方单方面行使权利阻止妻子终止妊娠。”
⑧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认了妇女的堕胎权，否定了丈夫对妻子流产的同意权，明确指出，在父亲的利益与母亲的私权冲突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后者，“是母亲怀着孩子并直接和立刻受着怀孕的影响”。
⑨鉴于生育子女目前还是我国多数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绝大多数夫妻期望能够生育自己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当夫妻双方的生育权发生冲突时，应当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
如果法律上认定妻子擅自中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而又不允许丈夫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婚，实质上就是强迫丈夫娶一个不愿生育的配偶，其后果即严重侵害了公民的生育权。
因此，夫妻因是否生育问题产生纠纷、导致感情确已破裂的，应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在调解无效时，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规定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十二、男女双方在婚前约定并公证：“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女方离职在家操持家务，男方每月支付女方劳动报酬5000元，不论男方经济状况如何。”双方按约履行若干年后，舅方不再每月支付妻子劳动报酬5000元，妻子遂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按照协议继续履行，妻子的主张能成立吗？
答：对于这种丈夫支付妻子劳动报酬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符合《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精神：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审判实践中，依据《婚姻法》第四十条主张权利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鲜见我国实际生活中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而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
双方既然自愿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并由男方每月支付劳动报酬5000元，体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这种协议应当是有效的，法院应支持妻子的诉讼请求。
十三、男方不愿生育而女方坚持生育，能否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义务？
答：司法实践中，经常有男方因种种原因比如经济困难、出现第三者、婚姻即将解体甚至不喜欢孩子而缺乏生育意愿的情况。
比如，甲男与乙女协议离婚，离婚时女方已经怀有身孕，男方给女方一大笔补偿，明确表示不要孩子，双方并协议约定女方中止妊娠。女方已拿到补偿款，但事后反悔，又生下孩子，此时男方是否要承担抚养义务。
在男女双方相互协作而使女方怀孕后，男方不得基于其不愿生育而强迫女方堕胎，因为既然男方在和女性发生性关系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这一行为本身表明其已以默示的方式行使了自身的生育权，这时其虽然不愿女方生育，但不得强迫，否则仍然是侵犯女方的人身权。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这一义务不受父母是否离异影响，不能因为父母的过错而免除对其子女的应尽义务，这主要是基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而设的规定。
何况男方在自己不想要子女的情况下，在性关系中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对子女的出生来说其行为本身也有过错，所以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女方执意生育仍不能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任何义务。
十四、父母请求子女返还买房的出资时，应如何处理？
答：由于父母与子女不和、子女离婚时父母为保全自己的出资等原因经常会出现父母请求返还出资的情形。从司法实践反馈情况来看，父母请求返还出资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往往为借贷而非赠与。
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行为的法律性质，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对父母出资行为的认定原则上应以父母的明确表示为标准。
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约定为赠与或者父母明确表示为赠与，就是赠与关系。这里要注意，父母出资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般应发生在出资的当时或在出资后。一旦父母在出资时或出资后作出赠与意思表示，则意味着赠与关系已经成立生效。父母日后再主张借贷关系则一般不能得到支持。
第二，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彼此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的借贷往往没有借条，父母的赠与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表示。此时应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父母有关借贷的举证不充分，则一般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行为。
十五、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认定？
答：在现代的医疗技术条件下，受孕既包括传统的自然受精，又包括人工授精（母体内受精）与试管婴儿（母体外受精）。
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法律上称为辅助生殖技术，是指已婚夫妻借用现代生物技术，通过非自然的行为怀孕所生育的子女。根据受精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同质授精所生子女和异质授精所生子女两种。
所谓“同质授精”，是采用人工授精方式，将丈夫的精子植入妻子的子宫内，这种方法所生子女，其法律地位一般不会产生质疑。而“异质授精”是将非丈夫的精子植入妻子子宫内，其法律地位难免会产生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复函的精神，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精子与卵子来源于夫妻双方，只是采用辅助生殖技术使之结合怀孕所生的，该子女与父母双方均有血缘关系，是夫妻双方的亲生子女，其法律地位无可质疑。
第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先经过丈夫同意或事后丈夫明确表示无异议，妻子采用人工授精技术怀孕，精子不是生育妇女的丈夫提供的，尽管子女与丈夫没有血缘关系，但生育妇女的丈夫应视为该子女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且一经丈夫同意，经过人工授精技术生育了子女，这种同意和认可是不能反悔的，因为孩子已经出生，对于既定事实不容反悔，否则极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妻子未经丈夫同意，擅自采用他人精子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与丈夫没有法律上的父子关系，丈夫不承担抚养义务，精子提供者也不承担抚养义务。
十六、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情形，可否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答：在国外，当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时，通常允许债权人请求法院宣告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但是《物权法》仅仅规定“共有人”有权提出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相应地，在婚姻关系中，只有夫妻一方才有权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债权人不具有该请求权。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来看，只规定了两种情形，属于封闭性的条款。故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时，不属于能够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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