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大公司已得到了更多的媒体控制权和舆论引导力
在说明美国媒体的经济背景及其与大公司的关系方面，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颇有代表性。这一行动始于2011年9月17日发生在纽约市的集会活动，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组织“广告克星”发起，活动目标是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等等。运动不久传导向全国其他城市，之后欧洲等国的大城市也出现相似运动。
对于这一运动，美国媒体最初普遍认为，“占领华尔街”的群众组织松散、主题不明确，在喧闹一阵后会自然散退；还有媒体将它定性为一场不成气候的“华丽”活动，注定失败。《纽约每日新闻》甚至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抗议者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小屁孩”。在游行的第一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对待“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如同没有发生过，报道十分有限。在接下来的一周，媒体的报道量有所增加，但大多只是零星和肤浅的提及，与游行的规模并不相称。而且，这些报道大多带有偏见，把示威者描绘成一群头脑发热的毛头小伙儿或者老嬉皮，不成气候，没事找事。10月1日下午，美国纽约700多名“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者在穿行布鲁克林大桥时因涉嫌阻碍交通被捕。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均没有报道。此后尽管主流媒体有所报道，但一直都是观望态度多于看好，也就更谈不上支持了。这也在客观上使得“占领华尔街”运动始终未能形成气候。
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持旁观态度是与其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它们要维护自己所属企业和财团的利益，而这些公司恰恰也是此番“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反对的公司，媒体当然要淡化处之了。另一方面，媒体也不能得罪广告主，也即它们的“衣食父母”，也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我们常见媒体毫不留情地揭发某个政客的丑闻，但对于某个行业或大公司的丑闻，不到万不得已，媒体是不会穷追不舍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越战报道的经历可谓前车之鉴。众所周知，杂志业赚钱的标志是一年出售的广告版的页数，1966年，《纽约客》创造了当时的一个纪录，售出了出版史上销量一般的杂志最多的广告页数，达6100页广告，要知道它是周刊。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967年，《纽约客》发行量依然保持在44万份左右，但广告页数却开始灾难性地下降，几年内便损失了2500页广告，纯利润缩水了70%。堪称广告史上最奇异的灾难之一。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其在当时看来激进的越战报道，1967年7月15日，《纽约客》发表了关于越战的长篇报道，此后更是一期期地表达对战争的明确反对。在吸引了年轻读者的同时，《纽约客》却迅速地失去广告，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那些保守的公司撤走了它们的广告以示政治上的抗议。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纽约客》开始调整报道策略，减少和淡化越战题材，而《纽约客》的这场广告灾难更是成为其他媒体的“镜鉴”。
现在看来，1980年代的大收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公司为赢得更多话语权所做的努力。1978年的Pinto事件就很说明问题。1973年出厂的福特Pinto汽车，在当时引爆了汽车的时尚流行，其漂亮的外形引得当时无数车迷的追捧，但同时它也在诸多媒体黑名单上榜上有名，有人甚至称它为“史上最不可靠的汽车”。人们渐渐发现，由于Pinto汽车本身设计上的缺陷，如果两辆Pinto发生追尾的话，将会引起油箱起火，1977年《Mother Jones》就曾连续报道并且揭露了Pinto的这个问题，但没有引起福特方面的充分重视。1978年，三名未成年少女驾车出行被追尾后，所驾福特Pinto车油箱起火，尤其是车门受热变形无法打开，抢救人员眼看着车内三人被烧死。这起悲惨的事故，直接导致后来的消防员开始配备汽车切割工具。舆论哗然，福特公司被起诉，虽被判无罪，但此案却助长了水门事件后公众对美国大公司的广泛批评，同时也使福特在内的大公司意识到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如今，福特已经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股东。
不仅如此，商业团体为了对冲媒体报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寻求影响新闻媒体的渠道，例如：赞扬商业报道，在大学开设商业报道培训班，在电台上赞助艺术与文化节目，创立或支持新保守主义智库，与新闻工作者进行圆桌会议，大声抱怨他们被“自由”媒体所诋毁，等等。尤其是那些未能在并购潮中参股和控制媒体的公司和商业团体，此后更加注意在这方面的投入，以求与那些并购潮中的获利者保持某种意义上的平衡。
1980年代兴起的媒体并购潮，对大公司和媒体是双赢的局面。大公司得到了更多的媒体控制权和舆论引导力，赢得了对公众、国会乃至总统更多的话语权，而主流媒体则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乃至电影公司多种媒体的信息共享和“集团作战”，话语权优势就更大了。 （张国庆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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