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翔(青年评论家):
那年那月
文|尹学荟
想到的都是与小说无关的场景,但,是在那个年代。
写县志的只有我和小汪两个女生,我们结伴去外省市调查史料。依稀记得午后两三点在保定下车,餐馆都不再营业。我们饥饿难耐,找到面盆和馅,自己亲自动手包饺子,吃到嘴里才发现,那馅是馊的。老板娘在旁边奶孩子,我们吃了洗了碗,把钱扔到一个纸盒子里,走了。县境边上的乡镇叫三岔口,要横穿整个大洼。午饭吃过,何书记一再要我们避一避滂沱大雨,可他不知道,我们想冒雨在大洼里行走。于是每人一辆单车上路,天河像开了口子,哪里是淋湿那么简单,简直是要把你变成水族啊。我们响声大气地说,笑,吼,大洼空无一人,只有雨和我们。在马路中间,我们把车骑成麻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四十几公里的风雨路,就是被我们顶回来的。又是个大雨天,机关的人都下班了,我俩冲入雨中,穿过鼓楼那道中轴线时,一个司机把车窗摇了下来,对闲庭信步的我们说,行啊,姐们儿。话没说完,风雨灌进了车窗,他匆忙把玻璃摇了上去。我们哈哈大笑,拐到古街西口,我花42块钱买了条玩具狗,后来我写了篇短文给晚报,《给自己买个玩具》,得了50块钱稿费。
下乡到上仓镇,小旅店的床铺色彩斑斓,根本不敢去放屁股。我领她回我家住,夜里聊得兴奋,我们借着月光去后滩偷白薯。说好了,只看看白薯长什么样。刚一下河堤,我路熟,躲开了被洪水冲开的那个豁口,可忘了提醒她,她一下从那里跌了下去。就一人深吧,可下面都是拉拉万,满地串,开白花,下黑蛋。割到身上那叫一个疼。白薯没偷成(还没长呢),我俩笑开了花。早晨我妈说,你们这是干啥呢,就听你们叽叽叽的,笑了一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敏感时期,我去了趟北京。因为父亲在北京务工,母亲在那里给他做饭。我去了三天,回来办公室兼宿舍里坐满了等待我的人,有十二个,或十四个,记不太清了。其实我能知道什么呢,从小县城坐一辆摇摇摆摆的公交车,去置身人海,那些个见闻,都是雾里看花,很难对得起他们的殷殷期待。可这就是八十年代,我在小说里取名埙城的那座小县城的青年,像这个时代一样,都走进历史了。行政区划上正在撤县建区,现在回头想,阵亡的除了小倭瓜,肯定还有别的。
对,这个小说的原名就叫《阵亡了一只小倭瓜》。
文章来源:《中篇小说选刊》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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