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尹学芸：阵亡的除了小倭瓜，肯定还有别的

饶翔（青年评论家）：

尹学芸的《阵亡》以略带感伤的悠远语调开始讲述那些“褪了颜色的记忆”。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远离文化中心的外省小城，其时，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时代渐行渐远，唯余背影；而在埙城，一个十来人的文学爱好者小团体，仍然在定期的聚会中咂摸着文学盛宴之后的残羹冷炙，不肯散场。“我”——女诗人王云丫无疑是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因为整个埙城只有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诗歌。然而，她的地位却受到了一位外来者的挑战——舒宇带着文化首都的种种传说，连同他浪漫凄婉的爱情故事，以及他那首并未写出的诗歌《阵亡了一只小倭瓜》，成为大家的话题中心。“我”渐渐被大家冷落了，甚至包括“我”要好的女朋友民子。而舒宇还卑劣地骗取了民子的爱情。“我”在一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当着众人的面揭穿了文化骗子舒宇的真面目。文学小团体也瞬间瓦解，作鸟兽散。一个文化偶像“阵亡”了，伴随着一个时代轰然倒地，只留下一片荒芜——这个城市再也没有人写诗了，这令我颇感遗憾。然而，故事在结尾处被反转，因舒宇的欺骗而改变了命运的民子，却由于没有目睹文化偶像被揭穿的那一幕，反倒免于在这场文学溃败中“阵亡”。此前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她，活跃在网络上，化名发表诗歌，而“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她的热心读者。尹学芸哀矜、细腻的女性叙事腔调令人回味，而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在现实世界的洪荒中，能幸存下来的，是一对关系亲密的文学女性。

那年那月

文｜尹学荟

 

想到的都是与小说无关的场景，但，是在那个年代。

 

写县志的只有我和小汪两个女生，我们结伴去外省市调查史料。依稀记得午后两三点在保定下车，餐馆都不再营业。我们饥饿难耐，找到面盆和馅，自己亲自动手包饺子，吃到嘴里才发现，那馅是馊的。老板娘在旁边奶孩子，我们吃了洗了碗，把钱扔到一个纸盒子里，走了。县境边上的乡镇叫三岔口，要横穿整个大洼。午饭吃过，何书记一再要我们避一避滂沱大雨，可他不知道，我们想冒雨在大洼里行走。于是每人一辆单车上路，天河像开了口子，哪里是淋湿那么简单，简直是要把你变成水族啊。我们响声大气地说，笑，吼，大洼空无一人，只有雨和我们。在马路中间，我们把车骑成麻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四十几公里的风雨路，就是被我们顶回来的。又是个大雨天，机关的人都下班了，我俩冲入雨中，穿过鼓楼那道中轴线时，一个司机把车窗摇了下来，对闲庭信步的我们说，行啊，姐们儿。话没说完，风雨灌进了车窗，他匆忙把玻璃摇了上去。我们哈哈大笑，拐到古街西口，我花42块钱买了条玩具狗，后来我写了篇短文给晚报，《给自己买个玩具》，得了50块钱稿费。

 

下乡到上仓镇，小旅店的床铺色彩斑斓，根本不敢去放屁股。我领她回我家住，夜里聊得兴奋，我们借着月光去后滩偷白薯。说好了，只看看白薯长什么样。刚一下河堤，我路熟，躲开了被洪水冲开的那个豁口，可忘了提醒她，她一下从那里跌了下去。就一人深吧，可下面都是拉拉万，满地串，开白花，下黑蛋。割到身上那叫一个疼。白薯没偷成（还没长呢），我俩笑开了花。早晨我妈说，你们这是干啥呢，就听你们叽叽叽的，笑了一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敏感时期，我去了趟北京。因为父亲在北京务工，母亲在那里给他做饭。我去了三天，回来办公室兼宿舍里坐满了等待我的人，有十二个，或十四个，记不太清了。其实我能知道什么呢，从小县城坐一辆摇摇摆摆的公交车，去置身人海，那些个见闻，都是雾里看花，很难对得起他们的殷殷期待。可这就是八十年代，我在小说里取名埙城的那座小县城的青年，像这个时代一样，都走进历史了。行政区划上正在撤县建区，现在回头想，阵亡的除了小倭瓜，肯定还有别的。

 

对，这个小说的原名就叫《阵亡了一只小倭瓜》。

文章来源：《中篇小说选刊》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