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端午时节，南方持续一段时间的高温酷暑天气也开始让位于狂风暴雨，端午水如期而至。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的端午节不如往年热闹，少了划龙舟等传统节目，过节只是吃粽子，挂艾草，走亲戚联络下感情。三天小长假，也能够让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回去看看家中的空巢老人，跟亲朋好友小酌下。端午节吃粽子，最初缘于东吴民众纪念伍子胥。伍子胥于吴国有大功，灭楚辅助吴国成为一方霸主。老吴王去世、好大喜功的吴王夫差上位后，伍子胥劝谏夫差不要接受越国讲和，不要穷兵黩武北上跟齐国、晋国等强国争霸，夫差不听劝告反在公元前484年端午时节赐死伍子胥，伍子胥死前留言，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东门，他要看到越军攻入吴国都城苏州。伍子胥的遗言激怒了吴王夫差，吴下令将其抛尸江中。之后的结局果然如伍子胥所预言，夫差北上争霸，后方空虚，被越国趁虚而入，最终夫差自刎而死，死前悔恨没有听伍子胥之言。只是悔之晚矣，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吴地民众哀悼伍子胥，做粽子投到江中，让鱼儿不要吃伍子胥的遗体。又过了200多年，被吴国灭亡后又复兴的楚国再次面临重大危机，楚国贵族三闾大夫屈原劝谏楚怀王联齐抗强秦，不听反被流放。公元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听闻消息后悲愤交加，在端午时节抱石自沉于汨罗江。也许是受到吴地民众纪念伍子胥的影响，汨罗江一带的民众也制作粽子投入江中喂食鱼儿，用来纪念屈原。为何屈原能够取代伍子胥，成为端午节的主角？这跟大统一帝国的出现、儒家文化的变迁有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跟臣民，还讲究权利和义务对等，儒家文化提倡仁义，上仁而下义，你不仁则我不义；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伍子胥是复仇之神，楚平王杀了他父兄，他逃亡到吴国辅助吴王阖闾攻灭楚国报复。当时楚怀王已死，伍子胥还将楚怀王掘墓鞭尸三百泄愤。伍子胥父亲的好友申包胥觉得他做得太过分，写信责备他，伍子胥回信道：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之后夫差不纳谏反而逼他自杀，伍子胥哪怕是临死前也毫不示弱，说要把眼睛放在城门上，看吴国国都被攻陷的下场。
伍子胥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春秋战国时代“虽九世之仇必复”的价值观的，王只是贵族的首领而已，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对内大贵族对王权形成制约，对外还有敌国外患的竞争，王并不能为所欲为。而随着大统一帝国和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缺乏制约的皇权一权独大，“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文化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改造后的儒家则完全沦为皇权的附庸，后期理学提出的规则“忠孝礼义廉耻”完全是对臣民的要求，对君王没有任何约束。在这种局面下，鞭尸君王的伍子胥自然是“政治不正确”，不适合作为端午节祭奠的对象；而屈原这种劝谏不成就投江的知识分子更符合统治阶层的偏好，要是人人都学伍子胥，君王无道则投奔敌国成为带路党鞭尸复仇，不利于维护统治，所以屈原后来居上取代伍子胥，成为端午祭奠的主角，有其必然性。其实无论是伍子胥还是屈原，对于小民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学习对象。大家可以纪念他们，但是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行事，可谓是说得做不得。伍子胥屡次劝谏吴王夫差，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哪怕是在被赐死之时仍然直言不讳，快意则快意矣，结果导致夫差报复，葬身鱼腹。还好伍子胥早早把子女托付给外国贵族了，否则还会连累下一代。就像明朝大儒方孝孺，志大才疏，作为帝师削藩居然让一个边塞的藩王翻盘，翻盘都算了，愿赌服输，可他还要在燕王面前呈口舌之利，燕王不悦，道：“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方孝孺怼道：“就是诛十族又如何？”就因为这句话果然诛了他的十族。这第十族哪里来呢？燕王朱棣把方孝孺的学生算作第十族，诛杀殆尽，数百人无辜枉死。屈原在被放逐投江之前，忧国忧民，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在江畔遇到一隐士渔夫，问他何以至此，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说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则强辩道：“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夫见屈原不听劝告，于是莞尔一笑，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像伍子胥、屈原等人，在处事之道上都有所欠缺，犯颜直谏，固然能青史留名，但其实于事无补，可谓是害人害己。以伍子胥来说，既然看到了越国是吴国的威胁，但是年轻的君王夫差心高气盛，听不进劝告，没有必要一再去触怒他，而应该顺势要求留守都城，这样以伍子胥宿将的能力，也不至于让夫差在北上争霸时被越王勾践抄了老巢。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武昌后，因功任湖北巡抚，清廷为了压制汉人官僚，派了一位满人官文任湖广总督，对其有起监视、限制之意。然而胡林翼跟官文却合作得亲密无间，使得湖北成为湘军的后方大基地，给前方的曾国藩支持甚大。胡林翼的诀窍是不贪功，功劳归于宫文，事情自己做：不爱财，挥金如土，用银钱将官文套牢；给足面子，宫文当时宠爱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一树梨花压海棠，宫文架不住其闹腾，为其张罗过生日。中国古时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妾室在礼法上的意义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地位甚低。古人可以将妾室作为礼物送人，还被传为佳话。“将妻作妾”和“宠妾灭妻”都是可以入刑的大罪，所以，官场管理，下属可以为上司正妻祝贺生日，但是却不会为小妾过生。湖北官场收到到通知后，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等纷纷来总督衙门为宫文夫人庆生，结果半道上听到消息是为小妾过生，这些大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一个个要打道回府。而胡林翼明知宫文为小妾庆生，还是亲自出席送出贺礼，给足了宫文面子。其他的大员一看巡抚都去了，也纷纷回转。通过这些手段，胡林翼把宫文笼络住，不仅没有限制他，反而成为其发展的助力。可谓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好人”自然得比“奸人”还奸。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因为粮饷问题跟湖南、江西官场交恶，处处碰壁，听闻胡林翼在湖北如鱼得水，自叹不如，后来在上书朝廷论功的折子里说道：“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至于屈原，比起伍子胥就更为不堪了。君王不听其劝谏，楚都城被攻破就哭泣着跳江寻死，可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当年他的前辈申包胥在吴国攻陷楚国国都时，在秦廷外哭泣了七天七夜，最终感动了秦王，获得了援军复兴楚国，跟屈原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屈原的所作所为，倒是有几分像明儒所标榜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其实一个人平时总是高谈阔论，夸夸其谈，而不去做募兵、筹粮、征税等实际事物，回避藩王、投献、吃空饷等社会矛盾，真正危机来临之时，又能有什么作为？哪怕是临危一死也做不到，只会抱怨“水太凉”。从这点上来说，屈原倒是比明儒要强。要在浊世之中生存下去，并留取有用之身，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就得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着一个明确的判断。《菜根谭》一书中写道：“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何谓治世、乱世、叔季之世？治世是指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乱世则是指天下大乱、一切规则破坏殆尽、民不聊生之世，例如唐末、宋末、明末之世；叔季之世既非盛世，也非乱世，介于两者之间。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所以社会处于治世、叔季之世、乱世末世的治乱循环之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存规则。孔夫子也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应该正直；当国家动荡、社会不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要端正，但在言语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要谦虚谨慎有分寸。宋朝大儒尹焞就曾说过：“君子之持身不可变也，至于言则有时而不敢尽，以避祸也。”惨烈的乱世末世就如森林大火难以持久，而治世，其实是跟乱世相辅相成。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古代中国经过战乱之后，人口断崖式下降，人地矛盾得以缓解，于是治世就来临了。但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很快就进入了叔季之世。所以乱世和治世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太长，人类社会时间最长的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叔季之世。在叔季之世，处世之道宜方圆并用，外圆内方。像伍子胥、屈原一般，用治世之道来应对叔季之世，难免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世界并不太平，历史的终结也尚未到来，很显然并非是世界大同的太平盛世；但也并非像一些悲观主义者说的那样是礼崩乐坏、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末法之世。跟一战二战期间战乱频仍的乱世相比，当今世界还是有基本的秩序和规则，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但并不会缺席。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就是一种追求完美的极端思想，所以难以存世。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我们知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清和浊、醉和醒也是一样。没有黑暗的衬托，何来光明？绝对的光明跟绝对的黑暗并无区别。流传于波斯地区的摩尼教，教义讲明暗二宗，光明与黑暗大战，但最终的结果并非是光明战胜黑暗，而是明暗二宗，各归其位。黑暗是无法战胜和驱逐的，它是光明的影子，是与光明共生的。在社会发展史上，那些轰轰烈烈想彻底消灭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改造运动，最终都导致了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很多人追求完美，其实月盈则亏，皎皎者易污，世上很少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世间万事万物均处于运动之中，即是达到完美的境地，因为局势的变化也难以长期保持，就像昙花一般。历史上，那些追求极致完美乌托邦的空想主义者，最终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俗话说大器晚成，其实是大器免成，一旦“成”、“圆满”了则表示没有发展和进步的空间了，真正的大器是免成的，不会达到完美的状态，而是永远在追求“成”的路上。其次，做人要有底线，外圆内方，并不是要无底线媚俗阿世。除非是惨烈的乱世末世，朝不保夕，为了活下去无所不为；在大多数时候，有底线的人并不见得比没有底线的人活得糟糕。做人没底线，是一锤子买卖，而从长期来看，有底线的人才会笑到最后。“义”其实也是利益，不过是一种长期利益。例如武唐时期，有一位名人宋之问，他的诗歌写得不错，与唐代著名诗人沈佺期并称“沈宋”。但是其人品却卑劣不堪，在武则天当权时期，他媚附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得以升迁。后来唐中宗复位张易之被杀，宋之问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唐时广东地区尚未开发，属蛮荒之地，瘴疫流行死亡率很高。唐宋八大家韩愈曾经因为谏迎佛骨，触怒皇帝被贬潮州，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写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之问有一位好友张仲之出于好心在其逃亡回洛阳时收留了宋之问，当时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掌权，张仲之密谋诛杀武三思以安王室。宋之问听到风声后，向武三思告密，导致好友被杀，得以擢鸿胪主簿，但天下人丑其行。然而好景不长，武三思在政治争斗中败北被杀，之后宋之问又阿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但最终靠山山倒，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一个个没有好下场，唐玄宗李隆基笑到了最后，而宋之问也被秋后算账，因为依附张易之，投靠武三思，屡不悔改而被赐死。宋之问此人属于没有底线之人，眼看哪家热门往哪里扎堆，结果就像追涨杀跌的小散一般，每每在高位被套牢站岗。股票亏损的不过是钱财，宋之问机关算尽太聪明，最终反而赔上了卿卿性命。所以为人有底线和原则，坚守终究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那些违背历史大势的存在，终究会雨打风吹去，无法持久。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