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和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的噩耗传至明朝留都南京时,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实质已覆亡。散落在南方地区的明朝各宗室藩王先后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及明郑时期,四个皇帝一个监国,史称南明,仅仅存活了39年。
南明坐拥淮河以南大片国土,人口过亿,经济实力远超北方,为何没有像南宋延续100多年?两相对比,主要原因有二:
南明形势
一、南明立君不定,内部党争剧烈;而南宋赵构无人竞争,迅速控制局面。
北宋灭亡后,作为宋徽宗唯一一个成功逃到南方的儿子,宋高宗赵构没有竞争者,南宋可以迅速立君,控制局面。
反观南明,崇祯自缢后,留给明朝南京高级官僚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君。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都被李自成抓获,直系继承人缺失,新君只能在藩王之间选择。这个问题相当棘手,文臣武将各藏小九九,钩心斗角争执不断,最后争议焦点在拥立福王朱由菘还是潞王朱常淓二王。
福王朱由崧
明朝党争自万历年间便愈演愈烈,各党派为私自利益争权夺势,打得不可开交,造成南明定策立君摇摆,局面失控,失去最佳北上反攻时机。当时的掌权派代表人物史可法在其中严重失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按道理来讲,史可法最应力排众议,迅速决断,毕竟形势危急,不容拖延。可史可法偏偏优柔寡断,既不想得罪东林党人,又碍于皇亲伦序,左右摇摆昏招频频,造成凤阳总督马士英之流钻了空子成功拥立福王后反咬自己一口,导致局面难以控制。
马士英成为福王监国的第一功臣,他随之攻击史可法曾历数福王七大不可立的理由,逼迫史可法离开权力中心,远走淮阳督军。兵权被马士英及四镇将军攫取。
既然早早决定拥立福王,史可法就应当机立断把福王从淮安接到南京登基。福王一定感激涕零,自己的权力牢牢抓住,南明朝廷的党争会大大减少,反清复明大业也会尽早部署。而如今,南明成了武将胁迫的傀儡政权。
史可法
作为关键人物的史可法在重大历史时刻没有做出正确选择,历史给了极大的教训。除了弘光政权,其他后续政权都是军人持国,皇帝又驾驭不了武将,文臣没有一点办法,眼睁睁看着清军顺利南下,出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悲剧和耻辱。
二、明末灾害频频,经济接近崩溃;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大的经济遗产
上面虽然提到南明政权党争之祸,但经济决定政治,是一个政权和王朝生存的保证。打仗就是打钱,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前线难以为继。明末灾害频频,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吃不饱饭的农民只好造反起义。明军和张献忠、李自成打了二十余年,民生凋敝,国库早已入不敷出,国家财政濒临崩溃。明朝灭亡是气数已尽。
反观北宋,通过输送岁币保证了边境一百多年的和平,国内经济发达,积累丰厚。金直捣开封,灭掉北宋,掳走徽钦二帝,虽然将首都地区钱财搜刮殆尽,但并未动摇宋朝经济根基。可见,北宋灭亡有一定的偶然性。
南宋形势
加上南宋时,经济中心已经转移至南方,东南沿海膏腴之地众多,南宋实力远远在南明之上。
综上所述,南明从立国之初就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核心,党争内斗不断,无法形成合力。加上经济基础遭受破坏,即使没有清军南下,想反攻李自成的大顺军也不一定成功。南明政权短短39年的历史,并没有像南宋成为一个朝代,只是近代历史上才出现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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