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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文章《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行为规范来源及理解，规则、规矩大不同》，探讨了中西方传统文化对于人的行为规范来源的不同理解。要义是，西方传统文化基于契约精神，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是缔结契约的结果，因内在地反映了行为个体的主观意愿，每个个体对待这些行为规范的基本态度是遵从。
而中国传统文化基于礼乐思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受到礼乐的教化和规制，“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要求每个个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有礼乐都创制于先贤大儒，并没有内在反映被规范个体的意愿，被规范个体对于这类行为规范的基本态度是顺从。
一般来讲，无论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契约，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作为指向社会个体的行为规范，都建立在社会个体对自己天赋自然权力的让渡基础上，这种让渡使公权力得以形成，也使公权力得以进入并影响到社会个体的行为。
也正是基于上述中西传统文化对于人的行为规范来源的理解分野，在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下，一旦公共权力不能保护甚或侵害到了个体的自然权力，那么个体是有权力终止旧契约，重新缔结新契约的。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普通社会个体被认为是没有权力和能力制礼作乐的，一旦公共权力不能保护甚至侵害到了个体，个体要么极端的忍耐和顺从，自认臣妾，自认奴才，要么极端的反抗，我是流氓我怕谁，导致礼崩乐坏，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并没有改掉文化基本，只是重又拉开了下一次改朝换代的序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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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西方传统文化上的分异，焦点在于社会个体之间如何建立信任，也正是基于这种信任，社会个体才让渡个人的自然权力，社会个体才愿意接受公共权力的影响。
在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下，由于契约的缔结，建立在社会个体讨价还价的基础上，社会个体的意愿在契约中或多或少会有体现，所以社会信任的建立自然而然。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礼乐为社会圣贤所制，广大其他社会个体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渠道进入到礼乐之中，所以社会信任在文化根基上无法达成，“信任无能”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标签，深刻影响着礼乐行为规范的落实。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信任？这缘于人的本性。众所周知，人在本性上既是自然人、经济人，人还是社会人，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社会个体一旦离开社会，很难独立生存下去。人类越是走向文明，人的社会性本性就越是得以彰显，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任何一个个体脱离了社会的生存都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的生存都紧密地依赖于其他人。所以，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信任，正是基于人的社会性本性。
信任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前提。从心理学角度讲，信任是一种稳定的信念，基于稳定的社会共享价值，是个体对他人话语、承诺和声明等值得信赖的整体期望。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信任被定义为是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基于相信对方、并加以善用而产生。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一般将信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际信任，一类是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基于情感联系和熟悉程度而产生，嵌入于我们的日常人际关系中，亲情、友情大体就是基于这种信任。制度信任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任，表现在形形色色的社会规范中，表现在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这里讲的信任就是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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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建立，降低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复杂性，使社会整体趋向于稳定运行。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信任，有效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在商事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保障着各类社会交换活动得以正常有序、快捷高效地进行。这里要注意，中西方传统文化中，文化意义上的信任，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一开始就得以建立，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信任始终没有建立。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国际交往的地理距离大幅缩小，跨国界的经济活动已然频繁化、平常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深，所以，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尤其是中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下，文化理解上的这种差异，对跨国商事活动正在产生着日益明显和深刻的影响。
现代国际商事活动得以顺利、持续展开的底层逻辑，是涉及各个领域的、全流程的商事规则，也就是合规管理中讲的那个“规”、那个“规则”。现代商事活动规则不仅包括行业规范、行业指引、商业惯例、商业习惯、合同协议等文字性的约定，而且在内涵上已经十分广泛和丰富，哪怕是商业伙伴之间的口头承诺、默许默认等都包含在了商事活动规则中，只要是指向商事活动行为，都应该被商事活动中的商业伙伴信守遵行，不然的话，合作关系就会瓦解，甚至会相互制裁、惩罚。
所以，对规则的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规矩意识理解规则，规则绝非规矩，它显在或潜在地反映了多方意愿，必须得到信守落实，而不是寻求利用。任何试图钻规则漏洞的念想，和在文字上有意无意的曲意解读，都会使双方或多方的合作基础发生动摇，最后导致合作崩溃。合规管理在我国生根艰难，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坑蒙拐骗行为盛行，无不源于商业规则中信任基础的缺失和淡漠，而这一切，也无不体现着深远悠长的信任无能文化传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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