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论不能成为“全球基金事件”挡箭牌

全球基金是中国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签约资金9.37亿美元，推动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三大疾病防治。因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足且存在财务管理问题，全球基金曾陆续冻结这三个项目的对华援助。目前，被冻结资金已确认解冻，于本月恢复使用。但三个项目的援助资金，都比原计划有所减少，削减幅度或将超过50%。

全球基金的做法未必厚道，但却不乏理由。就拿抗艾项目来说，根据相关协议，中国必须将得到的2.95亿美元拨款的35%，提供给基层的非政府组织。而“全球基金观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向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拨款，不足11%。不过，作为开展全球基金中国项目的卫生疾控部门也感到委屈，因为双方对“非政府组织”即社会组织的定义不同。全球基金所指的社会组织，偏草根和社区性，一般和政府不相干。而中方对“社会组织”的认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关标准执行的、在民政局注册的组织。但在以前，草根民间组织要登记注册，需要挂靠业务主管部门。于是，大部分的草根民间组织因为找不到政府部门或是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挂靠，而无法认证。

于是，双方的分歧，似乎变成了“中国国情”与国际规则的又一次碰撞。然而，所谓的“国情论”，并不能成为“全球基金事件”的挡箭牌。

道理很简单，当中国接受全球基金的援助资金，就意味着认同人家的规则。全球基金作为一个政府与民间合作创办的、致力于抗击三大疾病的国际机构，有着国际通行的规则，其中包括对社会组织拨款的比例，以及公开透明的全程监督。所谓社会组织，当然也要尊重其既定标准，尽量适应之。回想一下，中国改革开放，难道不就是一个逐步融入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过程么？当年的计划体制，算不算中国的“国情”？为了搞市场经济、走出国门、加入WTO，那就要打破过去的一些条条框框，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全球基金事件”同样如此，需要中国逐步接受一套慈善公益的国际通行规则。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已经决定改变以往的管理方式，将在中国疾控中心之外设立次级执行机构，专职负责项目的社会组织参与事务。不过，不能简单地认为，“全球基金事件”构成了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倒逼机制。因为不是人家逼着你这样做，而是你自身就应该这样做———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度，恰恰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就拿全球基金认为中国项目存在的相关问题来说，难道这些问题是因为人家戴了“有色眼镜”才有的吗？不！恰恰是广泛存在的“中国国情”，在许多慈善公益项目中都普遍存在。比如，一些人力资源以及培训方面的费用，没有必要，钢没有用在刃上；又比如，数百万美元采购资金无法落实采购物品，有关部门称是“管理薄弱所致”……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形成公益组织垄断的局面有关。相对说来，由于“全球基金”是国际项目，已经比国内其他一些公益项目更加规范了。那些更加“中国”的“国情”早就该打破了，而不是等到“全球基金事件”来倒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