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执政时期,董仲舒发现,虽然经受过秦始皇残暴、残忍的“焚书坑儒”摧残,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孔子去世后的近五百年间,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如同茁壮生长在荒原的野草一般,在种种社会现实的自然磨砺下,以其所具有的符合人性、人伦、人文精华,及可以启迪人类生存发展智慧的理性品质,在民间社会赢得、享有了普遍、持久的信服与尊崇。
在生存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中间,在由中国社会文明及文化所造就的独特生存环境内,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具有的顽强生命活力,即使是残暴、残忍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都不能泯灭的真实状态,应该引发了董仲舒及汉武帝的关注与深思。
在孔子生前,在孔子去世以后,在长达五百余年的期间内,历代奴隶主诸侯的打压、漠视、冷对,都不能埋没、阻断、扼杀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人类中间,被超越时空的习学、信服、尊崇、传播。尤其是秦始皇残暴的“焚书坑儒”摧残,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泯灭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广泛影响力。
所以,与其继续没有成效的打压、漠视、摧残,不如从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子思想、学说中提取可用之内涵,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改造、充实、发展,以为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所用。因为,对于皇帝而言,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也确实离不开适用的思想利器。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已经依凭所具有的智慧、理性魅力,自然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形成了广泛的深刻影响。因此,利用孔子的思想、学说,不仅能够赢取民心支持,特别是赢取文人的同心;也可以增强统治的社会基础,从而实现统治的稳固与持久。
因此,相信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董仲舒在汉武帝的认可、支持下,以符合皇帝独裁、专制统治需要为尺度,在对孔子的思想、学说进行筛选、改造、充实、发展的基础上,突出、集中、强化、放大了孔子思想、学说中具有政治利用价值与意义的内涵,创立了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为品牌的儒术,作为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思想利器,专用以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
为了能够让儒术的政治成效发展至极大化、普遍化,汉武帝在高度尊崇孔子的同时,又通过运用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权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统治范围内,不容置疑的确定,不容迟疑的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决策。
汉武帝的政治决策,被当时和后来的历代皇帝的政治实践成果所反复证实,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为品牌的儒术,确实能够充分的满足、保障皇帝巩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确实能够广泛、持久、有效的适宜、适用于对农耕社会的独裁、专制统治,并且,没有其他更好的统治工具,可以替代儒术的功能、功用与功效。
所以,自汉武帝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并实行了独裁、专制统治的历代皇帝,不论是来自农耕人类,还是来自游牧人类,尽管不同的皇帝之间自然的在诸多的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认可、选择、利用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为品牌的儒术,以作为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思想利器
方面,却始终是同一的。
并且,历代皇帝都基于对儒术能够被用来有效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深切感受,均情有独钟的给予儒术以高度的评价。因此,历代的皇帝均一以贯之的继承了汉武帝的政治决策,同时,为了不断增强儒术的工具效用,便代代相继的给予儒术的标志、品牌------孔子以至高无上的充分尊崇。直到一千九百年后清王朝崩溃之后,伴随着西方文明、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强势介入,情况才开始从形式上出现了新的状况。
同秦始皇血腥、残忍 “焚书坑儒”的残暴做法相比较,汉武帝的做法,却要比秦始皇的手段更为高明。同时,与秦始皇的做法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秦始皇之后,历代最高的统治者,虽然沿袭了秦始皇发明的皇帝称谓,也继承了秦始皇式的残暴独裁、专制统治,但是,在具体的统治方式、方法上,则共同采用了汉武帝的办法。
在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持续了近两千年的期间内,汉武帝及后来的历代皇帝,从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的需要出发,结合皇帝统治的具体实践,通过才华横溢的御用学者,对赢得了民众持久、普遍、真诚信服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代代相继的予以提取、利用、尊崇,从而致使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不断的发展至炉火纯青的成熟、完善境界。
因此,部分精华来源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又大量吸收、融汇、改造、利用了各种有利于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人类认识、意识成果的儒术,事实上,已经全面有效的具有了符合皇帝独裁、专制统治需要的,完备的统治工具属性与功用。
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代的皇帝都在坚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是曾经饱受独裁、专制的奴隶主诸侯拒绝、漠视、冷对的孔子思想、学说。而孔子之所以被历代的皇帝所尊崇,则只不过是因为孔子所具有的声望,在现实的人类生活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志、品牌意义上的利用价值。
事实上,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的总代表,作为以天下为私物,且至高无上的实行着独裁、专制统治皇帝,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比荣耀、幸福的人,同时,也是时时刻刻只能在四伏的危机、危险威胁下生存的人。并且,如有不慎,皇帝就可能人头落地,拥有统治权的统治阶级就可能被革命推翻,或者被其他的统治阶级所替代。因此,巩固、扩大、维护统治,从来都是皇帝及统治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的要做好的事情。
因此,出于持续荣耀、幸福的需要,基于防范和消除威胁的考量,着眼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了有效的实行、巩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历代皇帝,除了渲染天命、天意,以天子自居;用严刑峻法、用所掌握的强大军事威力,有效震慑各方,从而迫使各方势力不敢有反意并心悦诚服的维护皇帝统治外,对于既可栽舟,亦可覆舟的人类社会,尤其是对读书人,皇帝既需要将英才招至麾下,以为己用;也需要从意识上臣服天下,泯灭反意。不言而与,在清王朝覆灭前的两千多年内,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及其科举制度,对于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持续和稳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然的具有深刻影响力、折服力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自汉武帝以来,从来都是被历代皇帝当做儒术的外衣和垫脚石来加以充分使用的。因此,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作为儒术的标志、品牌,其效用被历代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皇帝,不约而同的强制性运用到了极致。
所以,以至于世人已经习惯成自然认为儒术就是孔子的思想、学说,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也就是儒术。由此,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成员在痛苦、痛恨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之际,难免就会将应该宣泄于儒术的愤怒,惯性的宣泄在被充分利用了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头上。被屈辱、愤怒冲昏了头的世人们,全然忘记了,其实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同样也是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并且,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从来就没有等同过儒术。而儒术的丰富内涵,则已经远远的超越、高端于孔子的思想、学说。
为了创立、完善儒术,以满足、保障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的政治需要,皇帝的御用文人们,从包括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内的各种人类意识成果及主张中,分别提取了大量可以被用来充实、丰富、完善儒术的精华内涵,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儒术的政治功用、统治效能与普适性。否则,必然要运用人类社会的所有思想精华,以为维护专制、独裁所用的皇帝,是不会在两千年期间内,一以贯之的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决策的。然而,尽管孔子的思想、学说,作为儒术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标志与品牌,也是儒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孔子的思想、学说并不因此就等同于儒术。儒术亦并不因此就等同于孔子的思想、学说。
当然,在孔子生前及去世以后的近五百年间,一直处于被统治者冷落的,却为民众自觉习学、践行、尊崇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是不会因为被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帝,当做了儒术的标志、品牌,予以尊崇;也不会因为儒术吸纳、包含着孔子思想、学说的部分成果,就改变、流失了所原始具有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所依循自然法则的智慧属性和理性本质。
孔子的思想、学说从来就不曾等同过儒术。儒术从来都只是在被皇帝孤芳自赏的使用,并被历代皇帝情有独钟的习学、践行。而所有痛恨皇帝专制、独裁统治的人们,之所以敌视被皇帝用作标志、品牌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不认识为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包裹、包装的儒术。所以,在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屡屡陷入被辱骂的重围之际,儒术则是平安无事的。正如同在以往的两千年间,人们在信服、践行孔子思想、学说的过程中,所更多依循的则是儒术所指引的政治途径,所达致、所满足的更多的是维护皇帝统治的目的与需要一样。
因此,我以为,运用儒术能够深藏不露的获取久远的成功,运用儒术能够潜移默化的实现李代桃僵,应该正是反孔的后人们远不及汉武帝英明及深谋远虑之处,也是历代皇帝明白汉武帝的良苦用心,始终不渝的师法汉武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所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人们,将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当做儒术来仇视、痛恨,并肆无忌惮的加以痛批,却放过了被历代皇帝以“罢黜百家”为代价,在近两千年间尽享历代皇帝“独尊”的儒术,则不仅是无益、错误的,也是荒唐和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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