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对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著作主要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科学论文集》《一般经济史》《国家社会学》等等。
《经济与社会》一书是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遗稿，1920年韦伯去世后由其夫人玛丽安娜·韦伯整理出版，是学界公认的社会学经典著作。该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刊行，此后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多次再版。由于韦伯在该书《人种共同体关系》这一部分中深刻阐述了“种族”、“部落”、“民族”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故本文将着重介绍此部分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
关于种族共同信念的形成。韦伯指出胡须、发型、服装等其他可以眼见的差异，会引发同类之间的共同意识，从而走向共同体化。除此之外，习俗上的雷同或差异都可以引发团体间的吸引性或排斥性。不同种族之间习俗上的“差异”会为其实践者带来“荣誉”感。人们会忘记不同的习俗是出于什么原因，但由此形成的对比会经久不衰，引发排斥性。然而，并非所有的种族共同信念都建立在相同的习俗上，即使在习俗上存在巨大差异，种族的共同信念仍有存在的可能，只要是内心有关于实际迁徙的记忆（如开拓殖民或是个人移民），而对世系抱有共同的观念。最典型的例子是，侨居外国的人关于旧时习俗的记忆会成为故国情感之源。基于以上这几点，韦伯给出了关于“种族群体”的定义：基于体貌、或习俗，或两者皆备，或由于殖民或迁徙而在渊源上享有共同信念的人类群体，称为“种族群体”。种族共同信念是主观上认定的一种信念，与是否拥有共同血缘无关。这一信念对共同体的形成十分重要，尤其有助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
关于“部落”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韦伯认为种族成员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群体，群体的形成需要共同的政治记忆，当种族投入共同的政治行动，如一次防御或征服，这样的政治记忆就可以构建起部落。部落产生于政治共同体，但会采用血缘关系的全部象征符号，发展出近似血缘关系的亲和感。因此，部族意识通常带有政治内涵，提供政治活动上演的舞台，但主观上感觉是血缘相亲的“部族伙伴”。共同的政治行动（如对外战争）的产生，乃是模糊的部落与民族意识的爆发。即使种族还没达到完全合体化的情况，部族或民族伙伴在面临战争时的团结义务也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习俗”规范。破坏这种规范，便会遭遇如西吉斯提斯氏族那样的命运——被逐出部落，即使部落并不存在相应的“机关”。一旦发展到这一程度，部落就已经成为了持久性的政治共同体。
韦伯的理论，出自于他对运行中社会的深刻洞见，“种族”的定义无法涵盖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习俗的主观效果、习俗的不同内容具有的不同作用、过去和现在共同的语言、宗教与政治行动对习俗形成的影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引入了“民族”这一概念。一般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性的基础，但韦伯认为共同的语言并不足以支撑民族认同感，语言差异也未必会排斥共同民族性意识。例如操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就认为自己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阿尔萨斯人对法兰西有共同体意识，是因为他们共享着某些习俗与某些“感官文化”。民族认同感除了来自共同习俗、共同“感官文化”之外，还来自于共同的政治记忆。因此，民族是与强大的政治共同体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情感因素，那里的人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习俗、或者共同的政治记忆。
“部落”是政治共同体的人造产物，“种族”间共同的政治记忆构建起了部落，而“民族”则与一个更为强大的政治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越是强调权力，民族与国家联系就越密切。但是，“种族”与“部落”时常会出现混用的情况。斯大林站在外部观察者的立场表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给出的这一定义，静态的描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形态，并且侧重从客观条件划分民族。从客观的条件出发，我们很容易将不同的人群区分开，但却无法知晓人们对自身从属的真实看法。与斯大林相比，韦伯更注重人们内部的心理认同。韦伯揭示了人们是如何通过主观情感自主的联系到了一起并一直延续下来，并且注意到了人们对于异群者的排斥心理，这种看法为后来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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