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引言：在绪言的这部分，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作者的思想史并非如斯金纳那种关注精英人物与文本创作意图的思想史，而是有新文化史以及福柯式的倾向，也就是注重对具体的一般民众行为的“深描”，通过对一种普遍性行为的考察，探索背后整体被权力叙事、意识形态所施加的无意识地表现。他注重对大众文化切入，换言之，不是注重那个最高的权力发出者的意志，而是关注某种权力、意识、话语在施行之后产生的影响，在这节中，作者举了英国士兵与德国士兵谈话中对于战争正义性的争议、举了希区柯克电影中对苏格兰人的恶意刻画、举了电影银翼杀手中一个吸烟的画面，其实也告知我们一种如今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末尾对于那种预测史学的批判，也反证了，思想史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一种，其根源还是一种对现代史学演化史观的破斥。
对石板上刻字的理解凸显出思想史的一种能力，那就是其揭示前人思想中隐匿部分的能力——所谓隐匿的部分即那些因其被后人所摒弃或否定而遭忽视的观念与论点。思想史所追求的，是还原一个已失落的世界；是在废墟中发掘视角与观念；是拨开迷雾，解释为何前人的观念在当时产生了共鸣，以及为何这些观念的拥护者们对其深信不疑。对任何旨在形成某种理解的行动而言，观念（ideas）以及由观念创造出的种种文化与实践都是不可不察的。观念是一干优秀的哲学家们其行动之表达——这些哲学家们对自由、正义、平等提出了种种构想，而这些构想则因人们总对阐释怀有一种需求而经久不衰。此外，观念也是所有社会中那些在文化层面上具有重要性的人物其行动之表达，它还是大众文化的诠释者其行动之表达。
就重要的文化人物来说，自然主义作家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是个很好的例子，其人因出版于1927年的小说《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成名。1964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部关于一次大战的纪录片中，威廉森接受采访并回忆了1914年的那个圣诞节。当时，血腥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First Battle of Ypres）刚刚结束，威廉森还是英国陆军机枪兵团（the Machine Gun Corps）中的一名列兵，身处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战壕中。那时，由于德军与英军间达成了自发性的停火——停火时间的长度根据战线上的不同位置而异，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威廉森得以与一名德军士兵交谈。交谈间，那名德军士兵告诉威廉森德国人是在为“祖国父亲和自由（the Fatherland and Freedom）”而战。威廉森则回应说德国是战争的发动者，英国才是为了自由（liberty）而战的一方——上帝和正义无可争辩地站在英国这边。此外，威廉森还说他估计战争将很快结束，因为东线战场上的俄国人实力十分强大。对此，那名德军士兵回敬说俄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德国将很快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还告诉威廉森争吵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对方。与德国士兵的交流改变了威廉斯对战争的看法：他无法理解为何双方的士兵都坚信己方是正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变得毫无意义，其带来的不过是死亡和国家的毁灭。这一意识形态方面的感悟直接导致了威廉森后来的法西斯倾向——他在1930年代倾心于法西斯主义，相信其可以提供那种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缺失的道德确定性。这一感悟让威廉森认识到交战双方都对自身目的的正义性笃信不疑——解释这样的笃信不疑、其源起、本质与局限性，这便是思想史家的职责所在。当然，在理想状态下，为做这种解释而进行的努力绝不应滑向极端主义的深渊。
从大众文化中可以再举一例。1935年，由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指导，改编自约翰·布肯（John Buchan）所著小说《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的同名电影首次上映。在片中，当飞翔的苏格兰人号列车（the Flying Scotsman）驶抵爱丁堡的威瓦利车站（Waverly station）时，与正在逃亡中的主角理查德·汉尼（Richard Hannay）同车厢的两位内衣推销员对他们抵达后见到的第一个苏格兰人（此人当时正在透过车窗售卖报纸）问道：“你懂英文吗？”其后，当汉尼正在爱丁堡北边的低地上躲避警察的追捕时，可以看到一个佃农正要殴打他的妻子，因为那女人将他的外套给了冻僵的汉尼。这个由约翰·劳里（John Laurie）扮演的佃农在汉尼向其支付了封口费的情况下还欲向警察告发他——在这样的情节设置中，此人被表现成一个卑鄙、残忍、反社会而且欺诈成性的形象。两战间隙时期的电影表达（cinematic representation）惯于将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态度表现为偏狭而顽固的，同时将苏格兰加尔文主义（Scottish Calvinism）被表现为一种虚伪、以自我为中心并且野蛮的信条。这种民族刻板印象（national stereotype）其背后的观念之起源、流行以及消亡，很值得我们审视、评判。
另一个可以展现观念变迁之效果的例子是《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这部电影改编自飞利浦·K·迪克（Philip K. Dick）1968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其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指导并于1982年首映。此片将2019年的洛杉矶描绘成一个反乌托邦式（dystopian）的世界。在片中，几乎所有角色都在不停地抽烟——无论是导演还是原作者在当时都不会想到，这一情况向观众表明的与其说是片中人物的状态或态度，不如说是此片关注的焦点所在：其关注的并非一个想象中的未来，而正是二战结束后的那个时期。
不论思想史家所处理的是纯熟的哲学表达、长期存在的文化实践，或是自然而然地表达出的民族偏见，他们的目标都是对其起源与程度加以解释，而这二者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目了然的。正如伊丽莎白·赖柏丝（Elisabeth Labrousse）讨论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的《历史批判词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时写道的：
观念史表明：一旦某部作品被从其本来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并且被解读为某种普适信息的载体时，其对外界的最大影响就并非是通过机械性地重复这一作品所含有的观念，或者是对这些观念进行准确的反省来施加的；其最大影响源自种种的晦涩不明、误解以及时代错误（anachronisms）——这三者皆是在抽离了社会-历史的解读其过程中产生的。
有太多对生活或者观念的表现（representation）建立在预测之上——那些对意料中的情势变化所做的预测。切莫忘记，历史总爱戏弄那些自许先知之人。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点：虽然我们有时可以对观念稍加忽略，专心于诸如商业周期、人口体系或者作物产量一类的问题，但是对观念的研究是不可能被完全避免的。无人不思考，而人们又总将其所思所想披上不同的装束。因此，要理解前人的所作所为，要理解已被阐述出的那些观念其含义以及这些观念与其产生时的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关联，某种小心仔细的重构是必要的——种种观念的含义，只有经过历史性的解读、诠释之后才能出现。如此观之，思想史很像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社会科学中已变得常见的那种民族志型的探索。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名作《深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Culture）对这类探索有最到位的描述。由于格尔茨认为“人是悬挂在他们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此他将“文化是符号性的”这一论点作为一个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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