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辩识声读和解说字义的字书，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06字，按540个部首列字。段玉裁曰：“令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P21]许慎以“六书”进行字形分析，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分析文字的理论，同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的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清代经学家王鸣盛曾誉:“《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清］王鸣盛.蛾术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P78]
《说文解字》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唐宋整理校勘阶段，元明重点研究阶段，清代全面繁荣阶段，现当代综合研究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我们通过研究年代和研究著述可以准确的把握《说文解字》研究的侧重点和学术观点的变化和脉络。各个年代的关注点虽有不同，但彼此关联，互有呼应，我们亦不能用孤立的态度来看待每个年代的研究重点，他们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推动着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的不断进步。本文旨在对《说文解字》在不同年代的研究著述进行总结和概括。
一、唐宋整体研究阶段
唐代至宋代对于《说文解字》的关注力度不高，是《说文》学的发展期。《说文解字》成书于汉代，但是在唐朝只有传写本，而没有统一的刊印本。由于传写本当中，经常出现差异和讹误，所以传写本并不能作为严谨的学术参考资料进行研究。在唐末社会动荡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下，《说文解字》的刊印本迟迟无人进行搜集和整理。此时李阳冰将私藏版和搜集版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校订，最终勘定许慎《说文解字》原著本三十卷。李阳冰在勘定《说文解字》时，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论定笔法；2.别立新解；3.刊定形声。[ 周祖谟.周祖谟文选.李阳冰篆书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94]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校订和整理，同时他也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后人称之为“阳冰新义”[ 转引自李开. 汉语语言研究史 ［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P107]。从宋代开始，《说文解字》逐渐为大家所重视。在此期间出现的代表人物是徐铉（大徐）和徐锴（小徐）。宋太宗雍熙年间，徐铉与句中正、王惟恭等人勘定校正《说文解字》，在纠正旧本“错乱遗脱”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徐铉的《说文》后世称为“大徐本”即现代通行本。黄侃评曰:“大徐本虽未必即为许君原书，而究非搜辑他书断烂讹脱者可比……《说文》惟有依据大徐为正。”[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187]可以看出大徐本在研究《说文解字》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徐锴（小徐）的《说文解字系传》是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说文解字》注本。它除有一般注本的共同写法外，其显著特征是特别注意从声音上考索字义，从形声字的声旁说明字义。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是权威性的文献，更启迪了清代学者研究《说文解字》的方向。徐锴精通文字训诂之学，除编撰《说文解字系传》外，还有《说文解字篆韵谱》等数种著述。《说文解字系传》亦称《说文通释》，是南唐以来研究《说文解字》的重要著作。其书共八部分，具体内容如下：1.通释。对许慎的《说文解字》进行总体的阐发和总括。2.部叙。研究和解释《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各部首排序的规律和原因。3.通论。阐明文字结构。4.祛妄。批判李阳冰对《说文解字》的观点和看法。5.类聚。将同类事物的字进行归类总结，研究其中规律。6.错综。是推论古人造字含义。7.疑义。阐发论述字体中和小篆不同的原因。8.系述。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阐明各篇之旨。《说文通释》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并阐发了更具有突破性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五点：1.发现古书假借。2.阐明古字今字。3.阐发引申义。4.举例别义。5.考辨声误。这几方面的特点，深刻的影响了“说文四大家”，尤其是四大家之首段玉裁深受其中影响，也为后世《说文解字》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二、元明时期重点研究阶段
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字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凡许氏是者从之，非者违之”[ ［宋］.郑樵.通志·六书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P222]的疑古精神活跃，学者们敢于突破旧有的学说和束缚，重新对许慎的《说文解字》进行辩证的接受和阐释。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创建新的文字学观点和理论。相比于唐宋时期，学者的研究重点从全面整理校勘研究开始了更为深入的重点研究。李阳冰、二徐对于“六书”研究为元明时期研究做了铺垫，有助于元明说文研究更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元明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更集中于“六书”的研究，戴侗等学者的学说和观点颇具有时代代表性。首先，众多学者致力于“六书”理论的研究。郑樵、戴侗、周伯琦、赵古则、赵宦光、王应电、魏校等人，涉及研究“六书”理论的学者达到20多人。其次，关于“六书”的著述丰富，其中《六书略》、《六书故》、《六书索隐》、《六书指南》、《六书正义》、《六书总要》、《六书本义》、《六书精蕴》、《六书正讹》、《六书统》、《六书溯源》等著作甚多。以郑樵为代表，其学说上承李阳冰的观点，下启元明百家，从而引导“六书”研究蔚然成风。
在元明时期最典型的成就在“六书”研究上。首先，对于汉字的形义关系学者们进行了更加详尽的阐释。在宋元时期，学者们充分的认识到了“六书”在小学研究当中的重要作用。明代赵则古在吸纳继承了戴侗和郑樵观点的基础上，对“六书”和小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读。《赵世纲考古文集》：“士人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读书，读书必本识字。”[ ［明］赵世纲.赵世纲考古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P154]“识书则当研究乎六义，此古者保氏之教然也。”[ ［明］赵世纲.赵世纲考古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P187]赵氏认为：“‘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 ［明］赵世纲.赵世纲考古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P292]明赵宦光《六书长笺》：“毋论经传，即凡内外大小百家之学，并不出乎语言文字，文字不能逃于‘六书’，‘六书’之义简而明。……欲明经，先通字。于是揭‘六书’而表彰之，务令此道大明中天，观者了了。”[.［明］赵宦光.六书长笺.［M］安徽巡抚采进本]这些说明当时的文字学家们对于“六书”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认为“六书”是研究小学的重要工具。其次，文字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文字和图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文字又比图形有了更加具体的意义。赵宦光在《说文长笺·卷首下·子母原》中对此也有阐述：“上古心目并用，故书画未分，中古始判为二：河图洛书，以文成图；尊雷钟鼎，以图成文；文滋而书，图蔓为画，书犹事也，图犹形也，事形之说流，而心目分矣。”[ 明赵宦光.说文长笺·卷首下·子母原.［M］.安徽巡抚采进本]其中赵宦光已经明确的指出文字和图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宋代学者并不只满足于对前代的材料进行搜集和整理的现状，他们针对“六书”分类研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三大争论进行探讨，意图找到更新的对于“六书”的解释。首先针对“六书”何者为汉字之本问题的研究，郑樵认为“六书”以象形为本，而杨恒、戴侗等人则分别认为汉字是以象形指事、象形会意为本。郑樵批判了学界公认的象形指事是汉字发展第一阶段的说法，认为汉字发展的第一阶段和基础是象形，而并没有指事。戴侗认为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象形、指事；杨桓则认为象形、会意是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其次是对“六书”的分类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研究。许慎“六书”的解释和理解后世存在着争议和疑问。“六书”的分类本身就不在同一范畴之内，元明时期的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看作一类；而转注和假借看作另一类。明代赵古则明确地把假借与转注和其他四书进行区分，《六书总论》曰:“故‘六书’初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次三曰会意。次四曰谐声，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转注。倔夫四者之中者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会意谐声，字也。谐声，字之纯。会意，字之间也；假借、转注则文字之俱也。康于象形，滋于指事，广于会意，备于谐声，至于声则无不谐矣，四书不足，然后假借以通其声，声有未合，而又转注以演其声。象形、指事，一也，象形有加为指事；会意、谐声，一也，会意主声为谐声；假借、转注，一也，假借叶声为转注。”他对于转注和假借，认为是“倔夫四者之中者也”[ 丁福保.古文字诂林.六书总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P205]。《六书相生总图》注释曰：“‘六书’归之四书，假借、转注不生故也。四书归之象形、指事，指事则又出于象形者也。象形一太极，太极本无极。”[ 明赵宦光.六书本义.六书相生总图.［M］,江苏巡抚采进本]确凿地指出“六书”的“四体二用”理论。在此基础上杨慎、吴元满等人也深入的阐述探讨“六书”体用，而这些都是清代“四体二用”学说的铺垫和初萌。
另外，对于“六书”中汉字声义关系的探讨、“兼书说”的研究、“六书”产生顺序的探讨， “六书”理论在元明时期日臻完善。
三、清代繁荣阶段
清代是《说文解字》研究的鼎盛时期。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不下200人。清代《说文解字》之学，可分为五类：1.文本研究占据所有研究文献、著述的63%；2.说文学史研究占12%；3.全面研究占10%；4.“六书”研究占9%；5.部首研究占6%。通过比重可以看出，清朝学者对于《说文解字》文本研究最为集中，全面研究以及说文学史的研究占其次，“六书”研究和部首研究为再次。在清代众多学者当中，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的研究成就最为卓异。他们不仅全面的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亦各有侧重。
段玉裁的著述除了《说文解字注》之外，尚有三十余部。 但对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可谓是“皓首穷经”，凝聚了大半生的心血。《说文解字注》中首次提出了“形、音、义三位一体观”。首先，他贯彻了声义互求的原则。以音为核心，就字形推求字义。王念孙赞誉段玉裁：自汉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清］王念孙 说文解字注.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P133]。首先在字义方面，段玉裁也因学养深厚旁征博引而阐发了更多独到的见解。如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讽”、“诵”二字，互训无区别。但段注却依据《周礼·大司乐》将二者的区别进行分析。其次，段注中有很多观点和看法与甲骨文、金文暗合，虽然段玉裁并未看到过甲骨文，却能不谋而合，说明段注的观点是能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第三，段注的研究方法并不拘泥于字本身，而是通过语言学的观点从宏观上来分析文字的形音义，以音韵为主干进行文字训诂。这样更有利于从错综复杂的文字现象当中提炼出最贴切精辟的观点。除此之外，段玉裁从理论的高度上，对字进行了阐述和概说，如“镇”的解释，段注提出“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P173]。这个观点难能可贵。最后，段玉裁注意到《说文解字》在面世之后，出现了很多讹误，所以段注旨在广泛征引考据，对《说文解字》进行新的阐释和研究，在对其中体例和意旨进行校订疏证之后，融会贯通地进行新的阐述。段注云:“《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P290]。能看得出段注旨在将《说文解字》当中的字进行重新的起例、阐述和完善。这对于通读和理解《说文解字》有着至关重要的启发指导性作用。不过段玉裁的段注也仍有瑕疵。首先，段注当中的封建观点屡见不鲜；其次，段注推崇许慎甚至到了盲目的程度，几乎找不到对许慎《说文解字》真正勘定谬误的说法，没有做到用批判的观点来考证研究许慎《说文解字》。最后，段玉裁的段注不仅仅对《说文解字》的微词颇少，甚至许慎错解的字段注甚至详细的论证，征引例子一错再错，有附会之嫌。
桂馥的代表作是《说文解字义证》。桂馥评价《说文解字义证》曰：“《梁书 孔子祛传》所云“高祖撰 《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馥为《说文》之学，亦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 ［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P311]看得出，《义证》是其穷尽毕生心力的经典之作。他对《说文》的研究重点在形义关系上，特别注重义证。还可以证明词义的时代性。《义证》有如下几个特点：1.考据征引极广，堪称旁征博引。甚至出现“为一字征引数十条，每字必究其原委，虽繁复而易明。”[ ［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P254]2.《义证》更看重义理，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特点平实。但《义证》也有不足之处，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深信不疑，甚至达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许慎《说文解字》当中勉强之处，桂馥仍然要牵强附会的找到例证来牵合。另外书中征引的例证，时代杂乱，缺乏整体的历史观和概念。有些征引概念未能及时核校，所以讹误也很多。但瑕不掩瑜，桂馥的《义证》仍是《说文解字》研究中十分经典的著述。
朱骏声对《说文》研究的重点不同于桂馥，在释义的基础上加上了音韵方面的研究，朱书以 “说文”为起点，以“定声”为基点，以“通训”为重点。“定声”主要贡献在于将声义结合，利用声全面的解释义，补充了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朱骏声的《定声》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全编一共有三部分:1.说明字的本义。以《说文解字》作为基础，但在此基础上举例并加以补充，分析字的形体结构，即阐明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体。2.通训。该部分是《定声》的核心。主要赋予“转注”、“假借”以新的涵义。3.定声。将文字按照古韵归纳为十八部，以《易经》的十八个字“丰升临谦……”[ 易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P163]等作为标示，进行脉络的梳理。其韵部则大致与段玉裁王念孙的理论观点相符。总的来说，这三个部分，将字的形音义都做了翔实的阐述。
王筠的代表作是《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和《文字蒙求》。其中《说文解字句读》是《说文解字》研究当中唯一有句读的。王筠是《说文解字》研究的集大成者。《说文释例》专门解释了《说文》的体例，其学术价值和研究角度在清代众多《说文》研究中独树一帜。《说文释例》共二十卷，一到十四卷说明了“六书”以及《说文解字》条例和体例，并在每卷之后附“补正”，意图以金石古文来补正说解《说文》中的形体。十五卷至二十卷《存疑》，即指出对《说文》的各种存疑之处。原因在于王筠所处时代稍晚，充分的集取了百家之所长，也接触查阅到了更多许慎等人都无法得知的古文字学资料，所以有了对《说文解字》更多的探究和思考。而原因也正是其优越之处的所在，其他研究者诸如段玉裁、桂馥等对许慎的研究甚至达到了盲目推崇的状态，但王筠用相对客观的学术观点指出了《说文解字》当中的错误说解。
说文四大家的研究重点各有侧重，根据胡奇光先生的观点总结四大家的特点和不同为：段玉裁、朱俊声是革新派，重在声义关系的研究；而王筠、桂馥则是正统派，重在形义关系的探求。但正统派的王筠和桂馥亦有不同，桂馥重在义证，以大量的经史子集里面的实例来证明许书中的例证，而王筠更加重视字形方面的研究即“六书”的研究。[ 参见胡奇光,中国小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188]
四、现当代重新繁荣
民国时期出现了以王国维、黄侃、章太炎等学者研究《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发展高峰。他们在研究当中加入甲骨文和金文，进而论证和研究《说文解字》。在特殊历史时期结束之后，恢复繁荣发展的学术界开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说文解字》在研究深湛的学者带领和指导下，研究队伍不断扩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综合来看，从清朝到现当代，文本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对于《说文解字》并不拘泥于单独的考释，而是将9353个字的训释、引用、注音、各条注解之间形成多方面，网络状的联系。我们根据现当代的《说文解字研究文献》[ 董莲池.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进行整理，发现学者们在研究领域得到的主要结论，但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观点并不一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说文解字》的总体研究。其中学者对于文本的研究占据绝大部分。对于”六书”研究中，象形和指事占研究著述、论文的10%，会意占5%，形声占26%，省声占14%，转注占31％，假借占14%。转注的研究为重点，其次为形声，省声和假借的研究再次，象形指事再其次，会意为最末。其次，《说文解字》文学史研究方面，不只局限在《说文解字》一手文献的研究，同时对二手文献进行研究。二徐的研究占现代研究著述、论文的8%，段玉裁注研究占33%，综述整理占13%，其他占16%，“说文四大家”著述的占30%。再次，运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信息化。研究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有相关学者制定了“研究适合于计算机推广应用的汉语字词的义系、形系、音系的软件”计划。将科技元素和古文字学研究进行结合，适合于更为高效的穷尽式研究。最后，新的考古发现，将旧有的研究内容不断推翻、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由于战国文字的最新出土和发现，现代《说文解字》研究推翻了之前的论证，宋代《汉简》也因此受到了重视。
另外，在近期发现的《说文》唐写本木部残卷以及《玉篇》残卷等重大考古发现当中，可以针对现有的研究结论进行辩证的批判和接受。这些佐证的发现，能进一步纠正和补充现代对于《说文解字》研究的错漏之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对李阳冰的勘定和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互为佐证。首先，在《木部残卷》中发现篆文的偏旁字形与李阳冰所勘定改的篆文字形相符合，但是其中仍有字形，如长、勺等与许慎《说文解字》篆书相符合，而与李阳冰的篆文字形不相符。探其原因，是因为李阳冰在勘定时，根据秦小篆改许慎《说文解字》小篆没有将其改尽的缘故。其次，周祖谟在《说文解字》研究当中，认为《说文解字》当中本无反切部分，这一部分均为后人编撰，通过唐写本残卷可以发现木部残卷的反切和李阳冰的勘定本反切相一致，这说明木部残卷是依据李阳冰勘定本进行抄写的。《木部残卷》的发现，更加进一步证明了学术界的猜想和推论，其中的学术价值十分珍贵。
五、现状与展望
虽然《说文解字》在现代有了很多丰厚喜人的成果，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不足。首先，面对众多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进行及时的梳理和归纳。在梳理当中侧重于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期整理。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说文解字文献集成》，但是对于《说文解字》研究著述的整理仍有遗漏。其中《说文解字文献集成》当中一些文献版本的选择并非善本，并未选择更具权威性的初刊本、元刻本，而是选取后世复刻本。故质量良莠不齐。其次，研究选题呈现出重复研究的困境，我们应该致力于拓展《说文解字》研究广度和深度。比如通过和相近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拓宽研究视野。再次，完善研究手段和方法，将现代研究手段进行充分灵活的运用。虽然电脑已经普及，但类似于“换笔”的写作手段，仍然没有发展到用电脑技术进行《说文解字》语料等资料的处理。这使得穷尽式的研究方法仍然困难重重。应该将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计算机推广汉语字词的应用软件上。再次，《说文解字》在青少年当中的普及度仍有待提高，应该将《说文解字》作为基本丛书进行普及和推广，并编撰相关入门书籍，从青少年一代大力推广，有助于我们对于汉字有更加深入、系统的把握和理解。
总的来说，《说文解字》是揭示汉字构型的系统性著作。《说文解字》的研究搭建了古文、今文沟通的桥梁，开创了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分析和系统描写的方法，对于研究汉字有着普遍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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