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词都是模糊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不是很确切的。一般的理解，唐诗应该是指近体诗，也就是律诗。因为律诗是在唐代成熟并完善的，而且唐朝的诗人以他们丰富的作品确定了律诗成为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文学形式。
诗的发展，是一步步向前走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四言诗为主，比如诗经大都是四言：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都是如此。到汉朝的时候，五言诗开始兴起，比如《古诗十九首》大都是五言。到唐朝的时候，七言诗兴起。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大概是关于诗的最早记论述。它强调了诗是人的情志的表现，人的内心有了某种情感，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诗。所以论诗一般从两个方面，一是诗言志，这是以诗的思想性入手。二是语言的形式和音律，这就是艺术性。
诗的形式从四言发展到七言，在形式上己经达到了顶峰。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能做八言成九言诗，而是字数多了，句子长了，不符合说话表达的习惯，就失去中国哲学最高标准中庸之美，所以，诗的形式到七言便达到顶峰了。
诗当然与音乐相关，为了朗读时也就是表达时的音乐之美，律诗有严格的格律要求。概而言之就是语音的平仄与格式上的相对相粘，这在如今，己是常识，也就不必多言了。
诗是言志的，而人的情感是无限丰富的，当诗的形式发展到顶点之后，而人们觉的有些情感的表达并不顺畅的时候，便需要新的形式出现。于是，便有了宋词。
从形式上说，诗的句式是整齐的，四言便四言，七言便七言。而词的句式是不整齐的，所以，词又被叫做”长短句”，这是注明与诗在形式上的差别。
形式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最关键的差别，还是在内容上。有的朋友解释说，词是按一定的曲调填的词，所以词的创作又叫“填词”。把这说成诗词的主要区别，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原因就是，诗在古代也是用来唱的。同样一个和词差不多的文学样式“元曲“也是用来唱的。《尚书尧典》中说的声依永，律和声本来就是说，读诗时声音拉长了，并合乎一定音律，这就是唱了。所以，诗词的区别除了形式上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诗言志，最初的意思就是人的情志，按儒家的理解，人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都是符合天道的，《诗经》上《关睢》就是恋爱，《七月》就是说劳动很辛苦，生活不容易。《硕鼠》是说剥削者太可恨。这些都是人们生话中非常自然的情感表达。
随着社会的发展，诗言志的”志“慢慢的从普通的人的情志变成了志向高远的“志“，仁人志士的“志“，这样诗言志便变的高大上了。诗要表达的情感，便是致君尧舜上之类了。
词在开始的时候，是写闲情逸志，男女情爱的。以此与诗的重大严肃社会体裁相区别，所以词也叫“诗余“。看看唐末到五代到宋初，这一时代是词蓬勃兴起的时代。这一时代词人作品大都与男女情爱相关，所以有种说法叫“词为艳科”，就是说词的内容大都是比较香艳的，看看《花间集》就知道了。晚唐的温庭筠是这样韦庄也是这样，齐梁间更是如此，宋初的欧阳修张子野等遵循这样的原则。看看欧阳修写的词也是一样，大都缠绵悱恻的。
词为艳科的思维定式，在北宋苏东坡的手上被打破。从苏东坡从始，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流派”豪放派“。本来是诗言志的，词为艳科，但苏东坡不管这些，谁说词不能言志了，我就言了，看你咋样？于是就有了“大江东去”，有了明月几时有？不再全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再全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了。
苏东坡的改变，带出了一大堆效仿者，比如辛弃疾，刘过，陈亮，张孝祥，张元幹。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打破了婉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李清照在他著名的《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对苏东坡的词很不以为然，认为他那不过是“句逗不齐之诗耳“！其立论的根据也是诗言志，而词为艳科。作为婉约派的代表，李清照以雄厚的实力奠定了自己在词坛的地位，她自己的创作中，词多表达闲情逸致。当遇到重大历史政治题材的时候，她就写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坚决维护自己心目中诗与词之分野。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词为艳科己是过去的事情了。
秋瑾女士也是著名诗人，她不但以“不惜千金买宝刀“这样的诗言志，同时还以“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 小住京华》）的词言志，可见词为艳科的传统确实是打破了。
说到这儿，唐诗和宋词的区别大体差不多明的了。这种区别分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形式的差别是绝对的，而思想内容的差别是随时代的不同以及人的文学观念的不同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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