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权学说的最重要论著——布丹的《国家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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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法国在独立的国家君主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统一，但是法国政治权威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从理论上，国王拥有最高的权力，但实际上，他的权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几乎没有统一的法律制度能够作为强有力的政治统治的有效工具。此外，新教获得了大批法国人民的支持，其中胡格诺派甚至得到了部分大贵族的支持，开始反抗法国王室的势力。16世纪60年代初，法国政治形势开始恶化，天主教控制的吉斯家族和信奉新教的波旁王朝开始对峙，这时法国陷入了混乱、无秩序、荒淫的时代，政治与宗教结合成可耻的联盟，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社会的稳定。出于困境中的法国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一个强有力的王权的出现，以及他所带来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这就是让·布丹撰写《国家六论》的历史背景。

让·布丹(Jean Bodin，1530-1596)是近代西方最著名的宪政专家，他的《国家六论》也被誉为西方关于国家主权学说的最重要论著。布丹出生于法国，年青时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留校任讲师，后在巴黎任律师，16世纪70年代任王室检察官，被聘为亨利三世的宫廷法律顾问。1576年布丹发表了《国家六论》，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

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布丹也放弃了宗教传统中的政治观念，而是选择了世俗化的政治角度，但他并没有完全将宗教排斥在政治之外，而是认为上帝毕竟是万事万物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认识上帝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但认识上帝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即为了认识上帝，人们必须致力于研究人及其所处的自然界，而且还必须认识到使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人性的基本因素。在《国家六论》中，不但就是用这种逻辑对于国家组织进行研究，他试图表明，对于世俗政治领域的兴趣是从探索一个本质上属于宗教的问题上合乎逻辑地推衍出来的。但是，他一旦达到政治领域，就不再关心上帝。他在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国家理论。

布丹认为，历史是取得知识最为便利的工具，主张要认识任何人的社会，人们必须彻底了解历史，因为历史体现对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总体说明。一个民族的特征和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性质以及他们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方式都是重要的，而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能够大致体现出这个民族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源于家族制度，家族有两个特点，其一，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其二，家族体现出合法权威和政府的完美原型。家族们为了彼此的利益形成松散的联合体，最终形成统一的国家。因此，国家依然具有传统家庭的基本特征，其一，国家中所有的人是不平等的，如家庭中女人和孩子被看做比男人低下；其次，不承认私有产权，国家就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其三，国家只有依靠绝对主权才能正常运转，就如家庭中拥有绝对的父权一样。根据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布丹确立了其国家主权观念。

在此基础上，布丹论证了主权观念的定义，其是在一个国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叫主权者。主权由谁掌握，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主权的绝对性是指它是最高的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布丹指出这种主权本质上不属于政府而属于国家，统治职能可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但是主权本身却是国家永恒的属性。无论政府的形式怎样变化，只要国家存在主权就存在。国家法律体现的主权，保证了政治社会的秩序和统一，从而使国家合法化。

布丹进一步说明，主权不是上帝意志的产物，他是人为自身利益而创造的，产生于人的本性、人类的需要和祈望。尽管布丹认为国家主权是绝对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承认有些限制——比如受到自然法的限制，但似乎他并不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认为有三种国家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整个人民被排除在主权之外的国家是君主制；主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或者多数人手中是民主制；主权掌握在联合成集团的少数人手中，并由这个少数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国家是贵族制。从主权不可分割的角度上看，君主制是最合时宜的国家形式，能够调和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和谐统一，因此君主是实现真正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最好国家形式。民主制因为人民缺乏理性判断，所以容易产生无政府和无秩序状态，是最坏的一种政体。而贵族制则因容易陷入党派斗争和争权夺利，也容易走向极端。

布丹的主权论是面对国家处于乱亡状态，而提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观念，他帮助法国迅速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这种政治观念由于脱离宗教观念的影响，从使政治摆脱了伦理道德的指引，加速了政治世俗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