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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过的土地上,他们正渐渐变老


何曾(前媒体人)

全文44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


这是黄河流过的土地。

这里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紧紧依傍在这条河的岸边。

世代在这里耕作的他们,曾经风华正茂,如今日渐衰老。

或从田间地头默默离开,或咬牙坚持,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撤出枣园

收完最后一批大枣,64岁的秦建录,把苦心经营了20年的枣园,全部托付给了表妹夫。

“实在干不动了!”

秦建录的枣园,位于黄河中游一个名闻遐迩的红枣基地。

这里是特有的沙壤土,很适合大枣生长,且有着上千年的栽植历史,以色艳果大、肉厚核小、甘甜味美的品质,在国内外博览会上多次拿过金奖,很早就被确定为原产地域保护品种(后来改为地理标志产品)

秦建录是个喜欢钻研、也敢折腾的人,年轻时就被市局一家下属企业聘请过去做技术指导,20多年前受镇政府相邀回到村里,带领乡亲们发展经济,后来开始转向培育当地空白的鲜食冬枣。

早在20年前,秦建录的家乡,就已经因为盛产大枣而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礼品盒大枣当时卖到每公斤30元,很多农户的年收入高达万元以上,村里的姑娘不愿意外嫁,外村的姑娘,则托亲靠友,想到该村寻一个好婆家。

但是,当秦建录到了陕西、山东、河北等地考察,尤其是到了北京后,看到品质上乘的鲜食冬枣在市场上每公斤卖到100元,他坐不住了,恍然发现村里的乡亲们,这些年只知道傻傻地销售干枣,于是下决心在家乡发展鲜食冬枣。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精心培植,秦建录逐渐成为侍弄冬枣的行家里手,他所建起的冬枣采摘园,近些年更是成为了当地农旅融合的一张名片。

然而,随着年岁渐高,每次在枣园劳作下来,秦建录都累得胳膊抬不起来,地里活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管理枣园,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更是勤快活、仔细活。抹芽、疏枝、疏枣、拉枝等等,每一个农作环节都耽误不得、马虎不得。

就说疏枣这一块,枣子长得像绿豆一般大时,就必须及时地疏,定果前还要再疏,这样才能保证整株枣树的果子个头均匀、光泽好、口感好,单果重和糖度含量,也才能达到一级果的标准。

秦建录的枣园,有近3000棵枣树,管护最紧张、忙碌的时节,即使从附近村庄请了一些帮手,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从早到晚不停地穿梭在地里,一边顾着手头的活儿,一边指导帮手们,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秦建录的两个孩子,在外已有稳定的工作,都不肯回村帮他打理枣园。在他们看来,枣园的活儿,不是仅仅愿意卖力气、愿意到地里受苦就行了,还要拼技术,更要看天吃饭,实在太不容易了。

“这是露天大地的枣园,比不得设施温棚、塑料大棚什么的,种什么都能旱涝保收。这三年下来,我们今年才算是迎来一个丰收年,没白干。”秦建录说。

2020、2021年,当地连续两年都赶上连阴雨,村里的枣园损失惨重,90%以上的农户几乎绝收。

枣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最怕连阴雨。

多年难遇的连续强降雨,导致树上的许多枣子裂开了口子,薄薄的红色外皮甚至剥落。

这样的大枣,客商肯定不会收。

枣农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枣挂在树上烂掉,或被打趴到地上沤掉。

“能扛多久?”

辛辛苦苦伺弄的大枣,烂在树上、沤在地里,谁看着不心疼?

但连阴雨起不了杆,不能打枣,趟在泥地里一颗颗摘枣,又不现实。

“你到村里、地里走一圈下来,还能见到多少年轻人?现在满村都是老弱小。”

与秦建录同村的秦转霞,一脸焦虑。

秦转霞大眼、巧嘴、坚韧,是村里有名的“女能人”。她和秦建录所在的村,有2200多户籍人口,但如今,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在外面务工、做小生意,有的已经在县城买房定居,常住人口就剩下900多人,多是年纪较大、照看孙辈的留守妇女和年纪更长的老人。

就像留下的人一样,村庄也日渐衰老。

乡村的老龄化程度,早已普遍高于城市。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20年,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

▲ 老人与村。© 何曾

从数据看,村里10个人当中,近2.4位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但当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你在村头村尾看到的,可能满眼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秦转霞看来,就靠着这些“老弱病残”,能把枣园苦苦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毕竟,想管护好枣园,经验、技术、体力缺一不可,像她这样50多岁、已经有了孙辈的妇女,都已经属于村里的“主力军”。

秦转霞的女儿,在200多公里外的省会城市成了家,儿子、儿媳在附近企业务工,家里的枣园,全靠她一个人打理。在村里,像秦建录一样稍成规模的“大户”寥寥无几,多数农户,也就是有个两三亩的枣树。

近几年,外省的各种品牌红枣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当地枣农受到的市场冲击很大,抛掉各项投入成本及人工费用,一年下来,每亩还能纯赚几千元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还不包括恶劣天气带来的减产、绝收风险。

依托枣园等一些独特资源,近年来地方政府大力助推观光农业,也先后投入不少资金给村里搞道路硬化,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但在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振兴人力资本严重匮乏的村庄,乡村活力和经济“自我造血”能力,始终跟不上资金投入时的期望。

为此,秦转霞一直忧心忡忡。疫情这几年,年轻人即使愿意返乡,也没有什么好的发展机会和挣钱门路。

当然,搞电商不是不可以。

附近一个村里的女书记,50多岁了,还亲自上阵直播带货农产品,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但土地,还是需要有人种吧?

“年轻人根本没兴趣种地!有的连自家有几亩土地,都说不清楚。”秦转霞说。

“他们打小没干过地里活,最基本的农活技能也没有,连时令、节气都陌生了。没人种地,你卖个啥?能持续多久?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又能扛多久?这些枣园,今后靠谁来维持?”

与秦转霞相距不到20里地的史雪玲,曾经在一个近5000人口的大村做过村干部,谦和温婉、又干净利落,刚满60岁的她,前不久从6年前承包的一个苹果生态园,彻底退出了经营。

承包生态园之前,史雪玲就是村里响当当的育苗一把好手,好学上进的她,每年都要出门参观、取经,学习苹果的现代农业新型栽植模式和先进管理经验,并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土专家”。经营生态园以来,她还常年为留守妇女、失地妇女提供数十个就业岗位,遇到套袋、疏花、疏果等忙碌季节时,来帮忙的周边妇女更多,史雪玲因此也受到当地妇联表彰,并被授予了荣誉称号。

然而,100多亩的生态园,全靠她和丈夫住在果园长年蹲守,相携相扶、艰难操持,三年疫情下来,收购商难以上门,苹果运不出去,租赁冷库又不划算,只能忍痛就地贱卖。在县城定居的儿子添了二胎之后,她这个做奶奶的,也抽不出身去搭手帮忙。

“果园的经济效益,再不济,也比种粮食挣钱,但是太费人了!”史雪玲说:“体力、技术门槛,一样都不能少,还需要敏锐的市场眼光,哪一个环节跟不上,或者,哪怕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带来的都不仅仅是减产损失的问题。”

这几年,史雪玲的压力很大,失眠越来越严重,头发也白了不少,比她年长3岁的丈夫,还被诊断出了冠心病。夫妻俩思量再三,和生态园的业主反反复复说尽了好话,终于提前终止了承包合同。

“知足”的人,盼望的人


即使在一个数千人口的大村,像史雪玲一样年过半百、还敢于承包大片果园的人,也十分少见。

想要规模化经营果园,或是搞温室大棚、引进经济效益高的农作物新品种,多是以有文化、肯钻研、年富力强还有经济头脑的人为主。

上了年纪的村民轻易不会涉足,怕折腾不起。他们宁愿守着家门口的一两亩菜地、两三亩果园,或是种些小麦、玉米、黄豆、油菜等传统农作物、经济作物,这样的日子似乎更安稳踏实。一家一户的土地零片化种植在当地相当普遍。

69岁的周长生,有3个孩子,子女及孙子们这些年都在附近务工,家里余下的4亩多土地,全靠他一个人寂寞而艰辛地劳作。

“种麦子挣不下啥钱!好在——麦吃陈,米吃新(新收割的小麦水分多,磨的面粉潮湿,粘性大,不易储存),搁得住放,自家吃面,至少不用花钱了!”

掐着手指,周长生算了一笔账。

今年的小麦当地收购价1.55元一斤,和往年相比,算是比较高的,但人工费用、机械费用和农资价格都不便宜。以平均亩产600—800斤计算,种子、化肥、农药、收割、脱粒等等下来,一亩小麦的净收入,也就是500元左右。

当地村民,收割完小麦后,一般都会再轮种一茬玉米,以平均每亩800—1000斤的产量计算(今年当地收购价1.32元一斤),种一亩玉米的净收入不过700元左右。

加上政府给的种粮补贴,满打满算下来,每亩地两季的全年净收入,1300元左右!这还不够孩子们在外打工的一个月收入。

“如果不是上了年纪、没人要,我也出门打工挣钱。”周长生咧嘴一笑。

和村里的同龄人相比,周长生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六七十岁的村民,只要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基本都佝偻着腰背在田间地头忙活着(自己实在干不动、土地也难以流转的,只能抛荒)


在黄河湿地种树的三位村妇,年长的66岁,最年轻的56© 何曾

一些留守的妇女,不仅一边照看着孙辈、一边伺弄着地里活,农闲的时候,还经常相约到附近找活儿,靠着给其他农户的果园疏花、到黄河湿地挖坑种树等等,想方设法给整个家庭增加一些收入、给子女减轻一些负担。

能找到每天八九十元、又不欠账的短工活儿,已令这些妇女开心不已。邻村的一位大爷,70多岁,胡子全白了,还揣着印着住址、电话的名片四处找活,时不时看见他,开着一辆农用机械车帮人犁地、耙地、种玉米。


▲ 7旬大爷开着轮式拖拉机,在地里打短工© 何曾

在周长生看来,家家户户都这样,谁也不会笑话谁。苦些累些算啥,耕作不是农民的本分吗?这个年纪还能自食其力,既不靠子女接济生活,又不生病给子女添乱,已经相当不错了。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一样,周长生也领着一二百元的养老钱,但他另有失地补贴等,全部加在一起,每月能拿到将近400元的养老钱,这已让不少村民羡慕不已(据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为179元)

对很多农村老人而言,即使每月只能领到这么一点养老金,也多少有了一些“底气”,逢年过节,就能在小辈面前,壮一下作为长辈的面子。

周长生很知足。田里有粮,心里不慌,辟出一点地,种点儿白菜、萝卜、菠菜、韭菜、香菜、小葱,再种上一大片油菜榨油,自家吃喝不是大问题,多余的还能拉到集市上或超市门口,换点生活费和零花钱。和他们这一代相比,周长生始终认为,子女们生活更不易,包袱更沉重。

每当提起几个子女,周长生的心里就有点疼,子女们都是奔五的人,还在附近的企业起早贪黑打工挣钱,连回家吃一口热乎饭都不容易——他们的孩子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不帮忙攒钱在城里置办一套新房,哪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

“想靠着种上几亩地给孩子买房,那是做梦!只要能在外面找到活,只要还能干得动——能出门的,都出门了。”秦转霞说。

其实,秦转霞还是很纠结的。她盼着年轻人回村、盼着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回村,让村子就像过年一样,恢复往日的喧嚣和闹腾,又有些发愁:他们回来后能否挣到钱?能否在村里留得住?

但无论如何,不能再把村子和地,再留给正走向年迈的她们,和更老的老人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题图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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