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年艰苦的农村生活跳出来,猛然跃进高等学府深造,兴奋得就像老鼠翻进白米缸,以为前面是一片可以信马由缰的坦途,再无阻拦,再无艰难。谁知没有几天,就觉得味道不对,很不顺当。
上学第一天,就闹了个笑话。早晨起来,站得猛了,头撞到了铁床上铺的支撑架上。头皮血管丰富,顿时血流满面,样子吓人。跑到医务室,医生用纱布把我头裹得严严实实。推开教室的门,迎接我的是哄堂大笑。老师问:“怎么啦?”我说:“没事,没事。”连忙走到教室的最后,坐下。开学那几天,大家名字不熟悉,提到我,就说:“那个包了头的。”“那个伤兵。”
记得我到乡下插队第一天也是这样。长途汽车下来,外祖父问人家借了根扁担,要我把行李挑起来。他以为我可以像农村的小伙子一样,跳着担子回家。谁知,没走几步,我就仰天一跤。晚上,村支书陪着吃饭,他说:“摔跤好啊,这叫'磕四方头’,就是初到贵地,请各方神仙菩萨照应看顾。打了这个招呼,你以后在农村就顺顺当当了。”
我头皮拉的大口子,长7公分,可以说是血光之灾了,这个四方头可比在乡下跌一跤磕得虔诚多了,我在大学四年会顺顺当当的吗?
大概两个星期后,第一次现代文学的作业发下来了,我的评分是不及格。有个漂漂亮亮的男同学也不及格,被人说是一包草,吓得我把作业本藏起来,换了一本。
我对读书这件事还是停留在小时候的认识和感觉。小男生习惯作业涂涂改改,习惯不听课,经常被请家长,但是我读书就是没有任何阻碍,考试成绩从来没掉出第三名。我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缺乏充分认识,那两年能考上大学的无一不是人精,无一不是累积了十年喷薄而出的读书胚子。下意识里,大学还不是读书嘛,读书我怕什么,却不知道像我这样混进来的初一学生,是少而又少,真正是额角头碰到天花板。高考语文卷子里有道题,要在括号里填连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连词”,只能揣摩上下文,挑一个词填进去。这道10分的大题,我少说要丢6分,这才是我当时的真实水准。
我觉得我应该学理工。我数学高考拿了83分,全靠自学,学起来没有阻碍,一懂就掌握。一本《立体几何》三天就过,一道习题也不做,直接做后面的全书测试,成绩很不错。物理也是。但是自学化学就抓瞎了,可以死记,但是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怎么也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下面的内容就没办法学,这条路就堵住了。赶忙换文科,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找来两本薄薄的历史、地理的油印复习资料,没日没夜地背,人像个机器一样,整天都兴奋不已,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身体真叫个棒。
居然让我考进了,难道十年前的那个“四方头”,还有功效?
连“连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现在到了大学中文系,坐在一帮牛逼轰轰的才子中间,学什么语丝社、创造社,学什么音韵、训诂、平平仄仄仄平平,去他的,这是人干的活么?
一天晚上,十几个同学一起去看话剧,剧场出来一看表,离学校关门时间不远了,公交车一到,一群人就赶忙挤在门口。我在最前面,车门一开,后面的人就推着我往上冲。车上一个高个子汉子居然大力推我,我有点生气,但也有点心虚,先下后上的道理总懂的。我往旁边让了让,但是后面的人还是用劲推我,又挤到了那个汉子。没想到那汉子一拳擂到我脑门上。这就没法让了,就跟他干了起来。
我发现我很吃亏,他个子比我高,又比我站高一个台阶,居高临下,占尽优势。我想攻他下三路,想想又不敢。我跳起来,双手卡住他的脖子,任他拳头怎么揍我,全身吊住他,把他往车下拖。到了车下,就跟他对干起来。我27岁,刚从农村出来,一把力气还是有的。打着打着,发现不对,那个汉子只用一只手跟我打,另一只手被纱布吊挂在脖子上,这就打不下去了,几个同学就势把我们俩拉开了。
到了派出所,才知道,他的手受伤了,我一上车就碰到了他的伤处,他又不说,只是推我,再一次把他弄痛,他就打我了。可我怎么知道他手受伤了,只知道平白无故被他揍了两下,只能还击了。民警把我们的姓名单位登记了一下,说打架不对,双方都有错,不过是出于一个误会,你们看看怎么处理好。我看看纠缠下去没意思,就说:“我先弄疼了他,我道歉。不过,我不知道他受伤,后面人推,我也控制不住。”那个汉子嗫嗫嚅嚅说不清:“我疼啊,我没办法。”民警看看我们俩人只有脸上几块淤青,没其他伤,就让那个汉子先走了。转过来跟我说,他喝了酒,就别跟他计较了。倒是你要注意,今天是没打伤人,没什么。假如你今天要是把他伤处加重了,你事就大了。好容易考上大学,背个处分就不值得了。吸取教训,回去吧。
再搭车,翻过学校大门,在床上躺下,没来由地觉得全身舒畅。倒不是打那个汉子痛快,而是入学以来的憋闷,今晚终于找到了宣泄口,出了口恶气。
想想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要有改变,必须要认真起来。否则,不是成绩上出丑,就是犯错误被赶走。
首先字迹要端正。我在乡下没事的时候练过一阵字,看上去还有点样子。其次卷面要整洁,不能涂改。不会写,不懂的,要向人请教,当然不能抄,抄是更丑的事,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总是会的。第二次现代文学作业发下来,出乎意料胡显银老师给了我个“优”。也许我换了本练习本,他不记得我是那个“不及格”了,也许他觉得我进步显著,鼓励一下。
但是,下面我要冒犯了。我不喜欢中文系的教学内容,不喜欢中文系的讲课方式。一方面这些东西跟我的知识底子、学习习惯有巨大的距离,另一方面,我觉得七八、七九年外面的变化进步风起云涌,课堂上讲的这些,与社会实在隔着有太厚的墙。我也能领略老师讲解文章的精美之处,也会为古人辞章诗赋的壮怀激烈、幽深婉约而击节不已。但是读了就读了,我从来就不会去有意记忆,我从小就不喜欢背书。不怕丑地说,我写文章想引用一句话或者一句诗,很熟很熟的那种,往往只记得半句或者几个字,只好去查百度。
四年里,有几位老师的授课能让我全神贯注地听讲,比如何永康、谈凤梁、顾复生、王新民,其他老师上课,我基本都在底下看自己的书。我也从来不记笔记,只是到考试前,老师要总结本学期的要点的时候,我才认真起来,细细地记录下来。回到宿舍,遇到不懂的地方,再去向笔记记得好的黄正瑶、戎东贵同学,借来笔记研读。这样,正经一两个星期,考试过关没有问题。
我曾经衡量过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的位置。班上50个同学有八个比我大,七个是老三届高中的,还有一个是六六届初中的朱持,他们的成绩远远在我之上。第九个就是基础最差的六八届初中的我了。余下的,不管好孬都是正经高中毕业。我呢,就在这班文革中高中毕业的同学中浮浮沉沉,总体成绩大体在全班20至25名之间。我很满意了,不听课,不想学,能这样还想怎样。
泯然众人的我,还是有一点亮色的。我有一门课稍微好点,是写作。开学第一篇作文就被何永康老师拿来讲评了,以后还有四篇作文被何老师在课堂上品读,说了好多我写的时候都没有察觉到的妙处。何老师讲课很有意思,一口别不过来的老东台话,一手歪歪扭扭的板桥体,几幅特征抓得很准的简笔画,形象生动,抑扬顿挫,有时候还荤素不忌,惹得女同学脸上红晕升起。
受何老师的教诲和鼓励,我在大学就发表了一个短篇,题名叫《牛》,写的是农村生活,发表在那时文学青年中还很有影响的《丑小鸭》上。班上才子肖元生是最早发表作品的,他觉得我写的东西多有别出心裁,每次写作文,他都来跟我讨论。肖元生总结出一个作文秘诀,说你第一个构思,一定要放弃,因为这谁都会想到,这样写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出彩?废话,不就是“角度要新”嘛。
回过来,还是说大学里的苦闷。
讲老实话,我前几年野惯了。说起来插队十年,实际上1973年我就进了公社农机厂,随后又到了公社工业办公室,先后负责采购水泥厂、造纸厂的设备,天南地北地到处游走,陪伴客户有公款报销,觚觥交错,逢场作戏。虽然有时任务艰难,但毕竟自由、轻松,没人管。一进大学,一下子要我天天在教室、图书馆里死死坐着,真适应不了。
感到憋屈的还有没钱。师范学院虽然吃饭不要钱,但零花钱每个月还要向妈妈伸手要,这滋味实在不好。我自从到了工业办公室,就没有再向家里要钱了,34元工资一个月完全够用,出差另外还有补贴,舒坦得很。现在,一下课就只能在宿舍里呆着,抽着最蹩脚的烟,吃食堂里猪食般的一荤一素,没有钱哪儿也不敢去,像困住四肢的野兽,心中只有咆哮。
郁闷极了,就往我插队的溧水柘塘跑,去回味烟酒不分的兄弟情义。多去了两次,感觉人家的热情好像淡了,再想去,就犹豫了。
让我没能在大学里好好念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想成家了。这方面,我是极度收敛的人,这是客气的话,我看见长得漂亮的女人,会手足无措,目光游移。班上的女同学,有几位,大学四年说话不会超过10句。这样的人,怎么会找到另一半?
班上比我大的同学都成家了,比我小的,热恋进行时的也多了去了,光同班同学结对的就有3对。有一次选班委,冯羽交的选票上就写了这6位热恋中同学的大名,教室里爆出大笑。那时候,宿舍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熄灯以后,是几个大的对小同学进行性启蒙的课时,说几句擦边球的挑逗,提点几处讨好对象的关门过节。经常有人深夜归来,第二天就被人逼问。我呢,在乡下听到的荤话积累多了,常常冒一两句金句,炸翻全宿舍。被冯羽评定最为传神的,是我形容张继斌雄赳赳气概的一句:扛着××满校转。
聪慧持重的朱持,一直和我同桌,考察两年多下来,大概他觉得我是一个靠得住的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工厂里的医生,外秀内慧,很合我意。谈恋爱的事,就不说了,重要的是女友解放了我在大学里的困境。两个星期后,她的自行车就归我了,约会从来不用我掏准备好的几张毛票,个把月以后星期天还能去她家蹭饭,吃过了还带点回来。我不知道我的人品居然有这么好,会被她肯定,会被她的父母看重。岳父是硕果仅存的首批国医大师之一,95岁了,最近和岳母一直在医院长住。感谢老人家,感谢爱人。也谢谢朱持。
说几句题外话。毕业以后,在朱持、戎东贵的影响下,钻研起当代文学,接连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重头评论文章,都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收入了,还有几篇发表在档次稍低的期刊上。说明我虽然大学没有好好读,但文学的慧根还是不错的。可惜,在八十年代末,这种努力戛然而止了。
本文由陆耀文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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