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216年，整个地中海海域已经被整合纳入了一个单一的战略环境当中，由相对少数的几个强大国家所构成。虽然存在一些经济成分，但主要还是政治和军事主导的现象，其中主要参与者的领导阶层进行着外交接触，关注着基本的权力关系，尽管肯定会存在一些误判。在5年之前，华夏之地已经被中国的首位皇帝秦始皇给统一了，同东亚的情况类似，地中海体系已经为更进一步的联合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在西方，这一切并不明朗，人们也无法确定到底谁会脱颖而出。
《坎尼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最黑暗的时刻》，[美]罗伯特·L.欧康奈尔著，葛晓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一位希腊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来自马其顿的希腊人，或许是最佳的投注对象。一个多世纪以前，一对有着经天纬地之才的父子推动了变革的车轮，他们来自缺乏机遇、落后闭塞的希腊北疆。首先，身为父亲的腓力二世通过冷血手腕和军事才华，将纷争不断的希腊本土暂时联合，随后不久便遇刺身亡。在这一时刻，他的亲生儿子和创业伙伴——亚历山大抓住机遇，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率领着希腊-马其顿联军进行了一次伟大的远征，向一个半世纪前侵入希腊的波斯展开复仇。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城去世之时，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父亲更加强大的战士。通过使用一种配备改良加长版长枪的马其顿方阵，以及一支残酷有效的重骑兵，他得以消灭一支又一支由弓箭手和波斯精锐主力构成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亚历山大将整个古代中东之地纳入了统治之下。
然而，大一统并没有带来那个时代的秩序。恰恰相反，一批后继者们，在这自相残杀的史诗内战中，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继而为了更多的土地相互争斗。一个世纪之后，埃及落入托勒密帝国的掌控之中，波斯帝国残余的大部分落入塞琉古帝国之手，而马其顿本土，长枪方阵的发源地，被原先亚历山大的部将独眼的安提柯统治。因为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都是马其顿人，所以他们的作战方式基本相仿，都是依靠长枪阵和骑兵的稳定供给。他们也需要全职武装兵士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样无疑推动了军队专业化、职业化的潮流，在东部尤为如此，而在地中海的其他地方亦然。一个世纪以来的战争让希腊人以全局的眼光严肃地思考战争，阐述战术战略，制造攻城器械，完善海军战法。无论希腊人还是马其顿人，无论军官、部下还是雇佣军，他们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战马上的亚历山大
这会赋予所有参与者一种见利忘义的“大博弈”心态，尤其对于那些希腊化国家以及他们的军事后继者们。戏剧性的起起落落、出乎意料的倒戈一击、忠诚的摇摆不定充斥于这样的军事环境当中，在这里，久历战火的佣兵才是该地区最坚挺的货币。就大部分而言，这个系统催生出了基于实用主义的约束力。战争很少会因为超过自身实力的战略目的而爆发。在这么一个头脑正常之徒断然不会一直站在输的一边的环境下，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往往足以锁定整盘战争的胜局。因为军队效忠的主人经常变换，所以失败的一方会希望能在对面阵营留有一席之地。另外，系统中所蕴含的犬儒主义会令胜利者认为，将被征服的一方扔进奴隶市场，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价值和利益，大量铁链与镣铐的使用似乎能够证明这一观点。
按照修昔底德所阐释的，在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疲于奔命。保守主义学者现在开始对古代史产生了兴趣，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如今的后冷战时代所具有的隐蔽的危险，也看到了早先的历史和当代有着某种平行联系。但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时代之残酷性远甚于今日，在那个时代，力量便是唯一正当的理由，弱小的后果就是完全将自己置于他者的威胁之下。打个比方，当一座市镇或城池被围困的时候，摆在它面前的是两条路：开城投降并忍受折磨，或是坚持抵抗，那么如果城池陷落，受到的惩罚会更可怕。起初，陷落城市的居民或许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和奸淫，之后很可能会被贩卖为奴。这并不总是发生，不过这类惨剧发生的频率很高。对于军人而言，命运简单且直接——胜利，只要你没有负伤或是阵亡，你便获得了成功；失败，你很可能会失去一切。不过，假如你的另外一种选择是当一名苦役或是一位受压迫者，那么当一名士兵或许生命短暂且充满危险，但至少它会给人带来兴奋与刺激。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军事冒险和传奇英雄的年代。亚历山大大帝所起到的榜样作用绝对不会被人低估，对于那个时代的雇佣军人而言，亚历山大大帝是荣耀的象征，任何一位有足够勇气、胆识和技艺的将领都有可能获得这份荣耀。倘若荷马笔下的海伦能够使千帆竞发，那么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追忆将会使千军万马踏上命运之途。
印有皮洛士头像的古希腊钱币，上有希腊文： ΒΑΣΙΛΕΩΣ ΠΥΡΡΟΥ ，即“国王皮洛士的”之意。
在希腊佣兵领袖当中，最为典型的是皮洛士，他拥有“雄鹰”这一别称，一度是伊庇鲁斯的国王和一位彻底的机会主义者。在17岁那年，他参与了奏响独眼安提柯挽歌的伊普苏斯（Ipsus）战役；他曾与托勒密共事，并且成了托勒密的女婿；他曾干预马其顿的内政，直至不再受人欢迎后被迫返回伊庇鲁斯，回到了无趣单调的生活中，但他并没有赋闲太久。在公元前281年，他发现在意大利有他的用武之地。希腊人建立的城市他林敦（Tarentum，塔兰托的旧称）遭到罗马人的压制，形势危急，他林敦向皮洛士发出邀请，让他帮助自己和大希腊的残余之地脱困。在一年之间，“雄鹰”皮洛士率领了2.5万人的职业步骑联军和希腊军事体系中的破局利器——20头战象登陆意大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这种皮糙肉厚的巨兽的战略构想被极大地高估了，但是对于缺乏经验的对手而言，它们具有实实在在的震慑力。马匹会本能地排斥大象的气息，而未经特殊训练的步兵在大象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然而，在侦察过罗马人的营地之后，皮洛士似乎意识到了他将要经历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他评价道：“这些野蛮人军纪肃然，没有丝毫野蛮性。”皮洛士说得没错。在随后于赫拉克利亚附近进行的战役中，罗马人直面皮洛士的步兵方阵毫不退缩，然而罗马骑兵被皮洛士的战象驱离，罗马军队的侧翼随之瓦解，留下7000多具尸体仓皇撤离。这场战役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皮洛士毫无疑问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且他明确表示希望罗马人前来媾和。他甚至将兵锋直指罗马，以期罗马盟友分崩离析，但并没有人选择背叛。
皮洛士和他的军队登陆南意大利
尽管如此，皮洛士还是准备表现得宽宏大量，做出些许让步，但最终遭到了罗马人的严词拒绝。所以在赫拉克利亚战役的次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他与罗马再度交战，这一次罗马人硬撑了两天。尽管皮洛士的方阵军团和战象部队最终获胜，但是他的军队伤亡惨重，损失兵员多达3500人。据说皮洛士曾如此总结战果：“如果我们和罗马人的交战，再取得如此惨胜的话，我们真的就要全军覆没了。”但是他没有屈服，皮洛士做了一些很有希腊风格的事情。
这只“雄鹰”舒展双翅，离开了意大利本土，响应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的召唤。在那里，迦太基人正准备将全岛收入囊中。皮洛士的军队随即击溃了迦太基人，这些迦太基人曾想如以往那般收买皮洛士，但是皮洛士并不这么认为。不过之后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将两名来自叙拉古的希腊贤达给处死了，这让他很快大失民心。就在皮洛士准备重返意大利之时，坚忍顽强的罗马人终于于公元前275年，在贝奈温敦（Beneventum，如今的贝内文托）彻底击溃了皮洛士。两年之后，皮洛士死于一场在希腊发生的巷战。皮洛士所怀有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者之梦最终沦为镜花水月。与他那些西方的敌手不同，皮洛士缺乏持久力。但是，当皮洛士离开西西里的时候，他说了一番颇具预言性的话语：“我的朋友，我们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留下了多么巨大的角斗场啊！”他们两方中的一方，而非希腊人，将会承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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