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 / 叶克飞 / 旧书
撰文〡叶克飞
君特·格拉斯 |《铁皮鼓》
1999年,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最重要作品当属1959年问世的《铁皮鼓》。后来,德国新电影运动代表人物施隆多夫将它拍成电影,上映前便获得第3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79年上映后,又于次年获5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多年前曾有煲碟当饭食的日子,有一晚得见《铁皮鼓》,荒诞情节不掩批判意味,便找来原著,就此与格拉斯结缘。
出生在波兰格但斯克(人们会更熟悉它的旧名字“但泽”)的格拉斯,曾见证德国与波兰的摩擦,曾见证纳粹的逐步壮大,曾见证在但泽打响的二战第一枪,曾被大时代裹挟,加入纳粹少年团和党卫军……在他从事写作之前,命运随战争沉浮。
也许是因为但泽处于德国与波兰冲突中心的缘故,格拉斯笔下的但泽人普遍纠结,在书中那个光怪陆离的超现实社会里更显荒诞。主人公奥斯卡一出生就感受到了眼前世界的野蛮灰暗,甚至想退回子宫。后来他索性选择停留在三岁不再长大,用铁皮鼓和能震碎玻璃的叫声对抗荒诞世界,与成人世界隔绝。
在欧洲,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固然摧毁了旧世界,也使得众多作家经历了千年难遇的跌宕。《铁皮鼓》的众多意象直指现实,如撒旦之于希特勒,又如黑厨娘之于民众内心的阴暗。
格拉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历史的批判并非仅限于希特勒乃至纳粹,而是提出了“每个人都对历史负有责任”。这种平庸之恶,深藏在残暴统治之下,甚至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奥斯卡对黑厨娘的逃避,就是无法直视内心的表现。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曾提及铁皮鼓,也是将纳粹与某段黑暗时光类比,提示人们自省。
当格拉斯历经了二战沧桑,从狂热、悲伤和恐惧中渐渐走出时,他开始执笔写故乡的故事。良心会迫使他感到不安和痛苦,更会促使他不留情面地进行批判。在书中,当战争在但泽打响,纳粹军队开始屠杀掠夺时,教堂里仍传来“信望爱”的歌声。它不意味着希望,格拉斯以侏儒奥斯卡替代耶稣,本就是对伪善和所谓宽容的批判。事实说明,教堂里那些自私的歌声,不过是在给暴行伴奏。
德国人对历史有着近乎偏执的认真,他们自我审视与批判的力度,永远大于对外部的批判。格拉斯遇上施隆多夫,二战后的德国文学遇上德国新电影运动,多少是件幸事。
当然,如此深刻的作品,施隆多夫也难承载其全部。电影版《铁皮鼓》只选择了原著的前两部分拍摄。格拉斯亲自担任编剧,所以情节忠实原著。但少了奥斯卡后来的成长,不能不说是遗憾。
《铁皮鼓》电影剧照
但对于原著的忠实呈现,使得各种标志性意象都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未读原著便先看电影的我来说,开篇的四条裙子就饶有趣味。
原著中这样描绘外祖母的四条裙子:“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
其实年轻时的外祖母总共有五条裙子,每周她都会把身上最脏那条换下,然后换上干净的第五条去做礼拜。曾因纵火而被警察追捕的外祖父就是躲在这四条裙子下而逃过一劫,并使这个家族发端。
换言之,四条裙子是奥斯卡生命的起点,就如但泽是格拉斯的生命起点一样。片中讲述这一段时,除了无边荒野的震撼外,还有一段苍凉古朴的音乐,这是原著无法呈现的声音,某种意义上成为故事的外延。
这段音乐还出现在父亲下葬时,奥斯卡也在此时决定长大。它不仅标志着奥斯卡家族的起点,也标志着奥斯卡的成长。音乐与片子的灰暗色调相得益彰,铺陈出战争前后的野蛮氛围,它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相悖,却山雨欲来,令人窒息。很多年后,我在另一部名片《暴雨将至》中再次感受到这种气息。
片子结尾,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开始长大。火车这个在电影史上常见的意象,承载着奥斯卡的迷茫,驶向远方。
《铁皮鼓》电影剧照
即使是我这般嗜影之人,也必须承认,电影的具象呈现永远不及文字那样有无边的想象空间。即使施隆多夫有意以长镜头呈现欧洲平原的景致,仍无法体现文字的魅力。至于对荒诞魔幻情节的现实呈现,似乎难度更大,1970年代末的电影技术尚无法完成过多的特效,如原著中修女执黑伞升天的场面,就被导演放弃。
施隆多夫倒是给这部影片附加了另一个意义,很少有人注意到,按照原著的时间谱系,施隆多夫与奥斯卡是同龄人。对于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面前的集体失语,施隆多夫难免怒其不争,因此以鼓声和奥斯卡的叫声为象征,仿若愤怒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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