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文炜日本印象的博客，编辑：胡伟，校对：荔枝。
古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当谈及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时，总带有那么一些神秘的色彩。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我们很难用一套固定的词语来描述，更难用一套固有的逻辑来推理他们思想和行动。
但现实的迫切需要是我们需要了解日本，更需要了解日本人。知晓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由此而发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对日本更全面的认知，处于日本周边的国家才能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说起日本人，大多数人想起的莫过于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了解日本人首先从日本人的这些行为习惯入手，由行为习惯再进一步解析日本人的思想。日本人在鞠躬并伸出右手的时候总会用左手揽着自己的衣服，这一行为是日本人思想构成中彼此原型的突出表现。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你我他是处于“我们”的小圈子之中的，“我”在“我们”的圈子中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展露。你们、我们、他们则是日本人“我”之外的第二层圈子，“我”在这个圈子中以“我们”的地位自居，“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
很显然在第二个圈子中“我”虽然展露的不如第一个圈子里的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有了从属，“我”在“我们”中通过“你们”和“他们”得到了承认。“我”是通过集体层面间得到了关系的确认，其次是个体层面间得到关系的确认。
在个体层面的关系确认中，“我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反应使“我”的存在的到了回应，映照出了我的存在，别人的表现即是“我”之于外在世界的轮廓，即“我”是“我们”中“他”的影子。所以“我们”中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我”之存在的根据，他人的反应就是自己行为的痕迹，也就是“我”存在的痕迹。
就像受伤的大雁在雁群中展开翅膀就不会坠落一样，日本人在集体的大转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此时你出于集体之中并按照集体的规则行动，集体空缺出来的位置就会帮助你记住这空缺就是你。
与此相关的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在考虑“我”的利益时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能从“你们”或“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得到了好处，“我”才能得到好处，更关键的是“我们”是“我”存在的前提条件，而非“我”是“我们”存在的前提条件。
顺序相反但却会有巨大的差异，前者中“我”是集体的，后者中强调“我”是集体的一份子，后者中的“我”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我”依然有独立意识，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后者中“我”可以受到这独立意识的作用脱离出集体。
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很少说“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人对“我们”有了高度的依赖性，甚至没有“我们”，“我”就无法独立存在。
“我们”向“我”的集约化发展，“我们”之间没有“我”，“我们”才是“我”。以此度彼和以彼度此的区别，出发点不同，作用的最终受益对象不同。我的意识消失在我们之中。就像日本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的语调，日本国似乎变成了一个人。日本在全球谋求伙伴的认同，不管对方接受与否，日本都把世界各国区分地十分清楚。
日本是主动的，就像他们总是说的那样，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日本想将世界各国列入他的等级制度体系之内，认为这是最好的体系，日本认为世界是一极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世界是多级的。就像日本人对待善恶的态度一样，世界存在多种制度体系，彼此有交集，但却又相互独立。
在日本人的思想中，“你们”之所以能与“我们”对等称呼，是因为“你们”与“我们”有共性，即在“你们”中可以发现“我们”的一些性质，“我们”通过“你们”可以更好的发现“我们”优秀的地方，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才得以存在，才能变得更加优秀。
日本人善于在不同的群体中将共性加以提取，提取后加以比较和鉴别，并最终发现他们认为有价值并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将学到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和人际关系处理中去。
“你和我”较之于“他和我”关系更加亲密，“你们和我们”较之于“他们和我们”亦是如此。同样之前的那套逻辑在此也是适应的。“你”通过“我们”或“他们”在“你们”中得到了承认，“他”通过“你们”或“我们”在“他们”中得到了承认。
这样的逻辑被每一个日本人所运用，而且每一个日本人也被这一套逻辑左右。
做好分内之事，世界不会有负于我。不惊慌不害怕，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即是我，我亦是自然。
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自然也是“我”之存在的根据，也有“我”之存在的痕迹。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能知晓“我”的存在，“我”亦能知晓自然的存在，相互知晓就不会害怕，更融洽的和自然生活在一起。
这也类似于我国古代先贤追求的天人合一，顺天时，应四季，也是日本人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之一。
等级制度体系的秩序向个人关系处理过渡。日本人总是这样对上级毕恭毕敬，转而对待下级严格苛刻，在不同的阶级的人面前，每一个日本人都会展现不同的“我”，“对上级的我”、“对下级的我”、“对家人的我”、“对我的我”等等。
可以看出日本人把等级制度体系几乎照搬过来用在对这诸多个“我”的关系处理上。
通过把“我”解质为许多个性格迥异的“我”，用以处理与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需要所以表现，因为使用所以明显。日本人把这些性格解质后填充进自己的等级模型，就像规格不一样的零件一样，需要什么样的“我”就把这样的“我”表现出来。
将自己在不同情景下分开并将这一情景下的自己发挥到极致，享乐的自己和勤劳的自己，每一个自己都需要培养，有的属于团体，有的属于自己。
追求极致和完美是日本人天性中就存有的品质，按照他们的想法，将每一个自己发挥到极致也是对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肯定。
每一个发挥到极致的自己之性质并不一定超出他人多少，但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某些品质显现出来并加以锻炼，是对自己所处位置的重视，也就是使自己符合等级制度体系的要求，在这之前需要挖掘那个能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做出最大的贡献“我”，即对他人“适才适用”，对自己“适才极用”。
这也为日本能够发现和产生天才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
日本人善于也乐于自我剖析，他们对自己剖析的深度令人震撼。但震撼过后是对他们行为的思考，日本人这种自我剖析正应了古希腊先贤的一句话，即“发现你自己”。
日本人就是这样发现着自己，发现适合等级制度体系的自己，发现适合与家人相处的自己，发现适合养花的自己，发现适合建造庭园的自己等等。
每一个自己加起来就类似于葫芦娃里的“葫芦小金刚”，可以喷水，可以吐火，可以被刀砍，可以隐身，可以听万里，可以观五岳等等。将这许多个自己发现之后进行锻炼，在不同的时候将不同的自己发挥到极致。
可以说日本人的人格构成中普遍的多重人格，而这些人格中的主人格就是符合集体的那个人格，由这一个主人格控制并协调其他人格。
调解人格关系中锻炼了管理能力，将每一种人格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投射到现实人才管理中的适才适用。懂得如何调动一种人格，也就意味着他们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
你是这样想的，我了解，你需要什么，我了解，你表达什么，我了解。他们善于揣摩别人的心，但他们又很放心自己的心被别人揣摩，就在这种非实质性接触中，“我们”中的“我”不管是在心中，还是在现实中，变得更加的亲密。
但与互相渗入的不同，他们强调适得其所，如果把中国的人际关系比作榫卯结构，那日本的人际关系就是金字塔形状的堆叠结构，共同所用于他们的重力就是那一个又一个的主人格，即属于集体的人格。
像可以更换笔头的铅笔一样，标准化单位的日本人适宜于承受单位的更新，进而保持整体耐冲击的能力。由于每一个单位的规范相同，承受范围受损时后续补充单位可以做到很好的衔接，保持整体的前进动力和后续供给。
日本人通过外部的反应确认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直接通过自己对外部的影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他们考虑怎样反应，而不是考虑外部怎样承受。在“我们”内部是通过“影子”来找自己，在“我们”外部是通过“镜子”找自己。
所以他们勇于向前，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自己在外部的损耗正是“我”代替“我们”发挥作用，这些损耗完全可以看做是由镜子反射过来的光。当有人挡住了他们的“影子”或挡住了他们的“镜子”的时候，便会怒不可遏。
但日本人确认自己的过程中少了一环，通过“照相机”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自己在他人眼中最真实的存在，没有观察个体的意识所影响的那个“我”。就像我们照镜子，镜子中的像和照相机中的像是左右对调的，而且观察个体的右脑会对镜子中的像进行美化。
镜子中的“我”和照相机中的“我”是不一样的，需要加以明确的辨析。像镜子中的“我”一样，“我”的变化受“我”还有“我”之于“我们”的意识的影响，固而“我”之不同。观察个体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看自己依然受到自己意识的作用，日本人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为这种观察方式得到的像是最真实的，但这仅仅是对于观察体而言是最真实的存在。
很显然，我们很难在人群中找到“照相机”，但可以用两块“镜子”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即把对调的像又对调回来。应用到现实中就是通过“我”对“你”施加作用后“他”对“你”的观察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但这个“他”必须是一面“镜子”，且必须是另外一面“镜子”。即“他”必须最小限度的与“你”和“我”产生联系，且在用“他”来观察“你”的时候不能对“他”有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他”必须保持“他”之为“镜子”的性质。
日本人的从属关系中是有由上而下的，而不是从“我”由下而上的追溯的“我们”，“我”首先属于“我们”，其次才属于我。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做事时，贯彻由上而下的方针使“我”有了较强使命感，即这是我们的行动。而非从由下而上的执行命令使“我”有了较强的权力感，即这是我的行动。
前者中的主体在对下的时候有“上”的意识和“下”的意识，即“我”处于上下之间，后者则只有“下”的意识，既“我”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我”在等级分明的“我们”中有了归属产生的安全感，即“我”在“我们”的行动中是有所依仗和凭借的，“我”之于“我们”的从属关系就是“我”最大的资本。
日本古代多人插秧劳作的连带机制培养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形成了真正实质性的命运共同体。
大多数日本人脱离集体后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从集体脱离后的迷失感十分强烈，强烈到可以让一个日本人丧失掉对现实世界的感受，故而他们害怕脱离集体独自生活，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才知晓自己的存在。
在日本人当中很多时候不同团体的个体被问及到个人问题时，个人通常用集体指示代词回答，而不用个人的称谓，即通常用“我们”来回答有关“我”的问题。
在日本本土以外“我们”的集体意识仍然非常强烈，不被侵蚀或涤染，坚守思想阵地，有着非常严重的精神洁癖。在日本本土之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日本人，自己是从属与等级制度体系之内的，只有在那里自己才有存在的意义。
日本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普遍地把他人放在自己心里培养，自己心中的诸多“他”和诸多的“我”不断的交流，“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了解“他”，通过与“他”的交流不同的“我”的性质得到了强化，“我”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诸多个“我”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当日本人真正的跟某个人接触的时候，就会把在自己心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场景搬到现实中来，在现实关系中诸多“我”的独特性质得到了运用和强化，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他”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也可能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心理学家。
这也就引出了日本人在待人处事方面的特点，即差异化标识、认同与分工。不仅是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日本人是差异化对待的，在对待自身之外的事物时，日本人也注意对事物的区分。每一个日本人适得其所，每一种材料适得其用，而材料的适得其用也就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浪费。
日本人确定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是通过很多标识来实现的，但最主要的是行为标识。克制其实也是一种行为标识，以此来标识自己从属于某一团体，而这种克制是这一团体最明显的标志。放弃自己的身份标识即意味着脱离自己所处的团体，或准备强行进入某一团体，是对等级制度体系的挑战。
对别人指责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能之不承认的反应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标识，即保全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对专业上失败和无能的认同是被动放弃身份标识，也就意味着自己被这一套等级制度体系剔除了，自己在这个体系中也就宣告不存在了。
而这是对日本人最大的打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世界对于被剔除出等级制度体系的日本人来说是不真实的。
和复仇相比，日本人经历更多的是自杀，自杀是对自己在等级制度体系内所处位置的最后保全，将自己的身份标识（名誉）留在固有的位置，杀掉的是自己的实体，也意味着毁坏名誉的自己的死亡。而依然存留着以往自己的身份标识，只有这样自己才能配的上这个团体的一员。
耻辱、名誉、背叛的物质化等量交换，当诸多个体中某个体所领受的名誉和耻辱存在差异的时候，这个个体没有存在的意义，即不应该归属于等级制度体系之内。
结果追溯过程，过程追溯对象，名誉的实质性受损是结果，自己的行为是过程，而自己就是那个对象，只能杀掉自己结束过程。这就是日本人那套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逻辑，简单是因其条理清晰，不简单是因为这一套逻辑对日本人的影响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与等级制度体系中由上而下的梳理习惯不一样，日本人在梳理自己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时，是按照由下而上的梳理习惯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梳理的，日本人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是遵从了这一习惯。
总的来说，日本人在宏观上是按照由上而下来对自己所处位置进行梳理的，在微观上是按照由下而上来对自己的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梳理的，这与中国刚好相反。
竞争意味着自己的身份被剥夺，自己的领域被侵犯，自己的位置被改变。最终自己被排除在等级体系之外，而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所最不想看到的。
日本的竞争是纵向阶梯制的，区别于横向竞争，纵向竞争的优势在于其可掌握程度高于横向竞争，符合日本人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对秩序的高度依赖的特征。
在这种纵向阶梯制竞争中，日本人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每一天都跟前一天的自己比较，看自己是前进还是后退。
这种纵向阶梯制竞争的对象就是自己，可以充分了解制约了自己潜能发挥的问题，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培养自己，是优秀的自我教育者。
等级制度体系存在的基础是承认并认同差异性的存在，从侧面上也给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提供了制度的框架，使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差异化竞争。当然很多事情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即“我思固我在”，说的就是怀疑到最后唯一无可怀疑的就是怀疑本身。剔除机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剔除到最后唯一无可剔除的就是剔除本身，即道德的所在，也是道德的具体要求。
就这样一直剔除，一直剔除，剔除到最后终于得到一块纯白无瑕的美玉。这实际上也是个体的一种同化过程，对个体之外所在之物的同化，由所在之物对个体的同化，同化过程中就会有异质剔除，只有把异质剔除后才堪称完美。
剔除的道德机制较之于终极标准的道德机制更易于看到效果，更易于完成，不断的奖励机制使剔除道德机制能更好的持续下去。剔除的道德机制教会了人们在遇到不道德的时候的做法，而不仅仅是陈述出道德是什么并叫人们去践行。
剔除之物的意识先于行动，也就是说在施加剔除行为之前剔除之物已被宣布死亡，需要做的是施行过程。瞬间即永恒，未来即现在。
质变消耗单元与剔除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剔除机制可以剔除掉质变消耗单元，及时检查等级制度中个体与集体的不完善之处，进而发现并剔除掉质变消耗单元，避免不必要的持续性浪费。
就像日本严格的检查制度一样，他们深信即使最微小的不平整也会引起巨大的消耗，并最终令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日本人经常把自己比作一把剑，需要经常磨掉剑上的锈以保持剑的光亮。磨掉剑上的锈就是自我剔除机制在发挥作用。只有维持自我的性质所在，才能更好的存在于等级制度体系中。
等级制度体系中的“我们”依靠某种性质标识找到“我”，我只有在“我们”中才能找到“我”，固而维持自我的性质所在是必要之举。
日本人道德中的善恶共存除了之前讲过的人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日本人对善恶的认识与践行的方式不同。他们认为就像对待善一样，恶也需要存养，即善恶共存。
他们存养恶以期在遇到恶的时候能对恶做到更好的识别，了解恶是如何作用于自己的就了解了恶是如何作用于他人的。在自己善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恶的力量之时，再加上自己恶的力量来钳制对方恶的力量。
当然善恶的区分在于日本人的心，而日本人的“思维感觉”很多时候代替了现时的实质性的接触感觉，即对善恶的判断有失公正。
日本人就是这样深信着这套逻辑，并时刻被这套逻辑所左右。当自己的剑不足以对付对手的时候，就侵蚀掉对手的剑，在这之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剑和对手的铁锈。
嘲笑他人就是对他人过程的否定，按照日本人由下而上的行为梳理习惯，对过程的否定即是对其本人的否定，进而是对其本人心中固有位置的否定。而否定就意味着自己在他人心中没有位置，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剔除感”涌上心头。
日本人把这种剔除感称为“耻”，雪耻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剔除感。在日本人中复仇意味着将某人从体制中剔除，有着某种替天行道的意味。
只有将想把自己剔除出体制之外的人杀掉，才能将这个人对自己在体制中所处位置的否定终结掉，自己在已有位置上的合理性才得以巩固和认同。这样对方侵入自己的空间才得以空出来安放自己的荣誉，自己从属于等级制度体系的满足感得以加强。
对手是需要被尊重的，而被剔除之物是不需要被尊重的。如此日本人对敌人的亲切或残暴就得到了解释。对手与剔除物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与“我”有共同点，看起来很奇怪的逻辑却一直所有着日本人。
被剔除之物意味着是“我”所不需要的，即我身上没有这种东西或这种性质（通常是违规越线的行为）。
而作为对手就意味着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虽然此刻是“我”的对手，但对方具有的某种品质是“我们”所向往的，故而尊重对手就是肯定“我们”存在的根基。剔除之物与“我”没有共同点，剔除之物不可以做镜子，因为他不够光亮，不像“我”的对手那样可以反射光芒。
日本人的这种道德机制，中国早就有先例。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心学中有“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中国的道德主流提倡“日行一善，积善成德”，即给出绝对的道德标准并要求人们去践行。日本的道德则是告诉人们什么不是道德，即不符合自己所在位置的行为。
对于日本人来说，未来是可知可感的，所以才不会害怕，就像复制未来一样在书写未来，计划就是复制未来的框架，这一点从日本主妇买东西之前列清单的“精确购物”就可见一斑。
只有过程和结果，没有施加作用的本体。即起点和终点重合，止于一点，这一点就是可知可感的未来，而需要做的就是注视着终点将这一过程展现，意识的瞬间即行动的永恒。
日本人会较多的自我宽慰，例如“没有那么可怕，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是人都会宽慰自己，但日本人把这种宽慰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常用的脱敏疗法，即通过阶梯程度递增的接触对象，消除对象的敏感。宽慰的作用实质上也是一种系统性脱敏，但日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宽慰的话深信不疑，就像相信一加一会等于二那般明确的相信未来就是既定的未到来。对新生事物或变化的恐惧多来源于未知，而日本人就这样把未知深深地相信成了已知。
这与鲁迅先生所讲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的脱敏是在未与对象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前，精神胜利法是在已与对象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后。但未来并不都像日本人计划的那样，但他们还是会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即使是失败也在计划之中。
如果这种情况下说话的对象不是日本人，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所谓的计划。只有日本人，对等级制度体系有强烈依赖的日本人会相信，并且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跟着计划走过来的，让他们相信计划是子虚乌有的倒不如让他们自杀。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在制定计划时的详细，每一步都得考虑到，即使没有把握也会最大程度的掌握。
对事物变化过程的关注度高于对象，有过程才会有结果，即对象的改变，过程先于对象。这一条也符合日本人由下而上的行为梳理习惯。在日本，有做了几十年寿司的老师傅，有做了几十年鲤鱼旗的手艺人等等。
日本精神中强调“无我”，没有“我”，那剩下的只有过程和结果，过程先于结果。忘我的精神在于致力于过程的推进，而不考虑“我”在这一过程推进中的相对变化，使“我”趋近于绝对。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好像一台机器，“我”之为理想中的“永动机”。
“外法内道”的中国文化借鉴。法家的思想即“富国强兵，依法治国”，道家的思想即“无为而治”。二者看似很冲突，其实不然。在日本人的思想中，道家思想适应于个体较之于集体而言，“无为而治”作用的对象是自己，即顺应自然规律发展不同的“我”并使其臻于完美。
法家的思想则是集体较之于集体和集体较之于个体而言的。用偏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家是外在形式（目的、动力），道家是内在材料。但日本人把“富国强兵”理解的顺序对调了，即强兵先于富国，而不在富国之后通过强兵来守卫富国。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是把事情分开对待，事情互相独立的发展，彼此间互不影响，唯一可以影响事情的人是自己。
还得请亚里士多德大伯再出场一次。这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分科而学，日本人则是“分类而识，分科而制”，前者强调对作用对象性质的把握，后者强调对作用本体即“我”施加出之作用的区分。
在日本，最严厉的角色要数母亲和婆婆了。
由于日本儿童教育中父亲的角色缺位，日本人最初的教育大多有母亲来进行，这也就意味着母亲是每一个日本人最初学习和比较的对象。日本儿童成年以后认真、细致、暧昧、爱美、整洁的习惯大多是从女性角色即母亲的身上学到的。
日本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严厉的女性角色，也有一个顺从的自己和不顺从的自己，日本人对这个严厉的女性角色可以说是既爱又恨。处于孩童时期日本人普遍的受到女性角色的压制，大多数男性在成年后选择加入压制女性的男性社会集体来获得压制后的快慰感。
在日本，每一个严厉的婆婆都曾经是一个顺从的儿媳，婆婆通过对儿媳的压制来获得快慰感，如此循环，使每一个自己趋于极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女性在日本的社会地位依然不如男性的原因。
整体上来看，日本女性做了日本教育实实在在的牺牲者，而解读许多令世人费解的日本文化现象还得从女性角色在日本人早期教育中的作用入手。
“控制我的人肯定比我强，与其被不可抗外力摧毁，不如受控制，被控制最安全”。
这又是另外一条日本人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逻辑。日本的虐待文化由来已久，寻找归属感便是受虐方的心理源动力，有归属感就意味着自己被控制，而甘心做一枚棋子则是保全这枚棋子最好的方法。
这就像黑帮火拼一样，虽然被作为闹事分子抓进了监狱，但却能免遭黑道中人的暗算。这就是日本人“笼子里的安全感”，这也是从日本人最先对母亲的严厉管教做出妥协那里学到的，在被虐待时还会体会到“像被母亲命令和控制而产生的归属安全感”，这也是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存在的强制性内在基础。
日本人常说的规矩就是这个“笼子”，我遵守规矩所以我很安全，你遵守规矩你就很安全。但日本人遵守规矩的前提是规矩的强制力或制定规矩的人必须比他个人的能力要强，也即“我们”的规矩，“我们”强于“我”。
扮演先于表演，标识先于外显。被动识别，主动表现。人类的教育学习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变化，而日本人的表现之教习过程也依照相同的框架理论结构。
这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疗法被证实给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虽然表面上症状消失了。行为强化能彻底治疗患者病症的前提条件是患者的思维或意识不能审查这一行为强化的过程，如果一个用行为主义疗法治愈后的患者仔细审查这一过程的话，将会给患者内心带来更大的痛苦。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貌似已经被治愈的患者之人格在仔细审查行为强化这一过程之后解离为多个人格，并将不同的情绪、内心感受、行为安放在不同的解离之后的人格。
行为强化有其适应条件，即年龄和对过程的审查能力强弱与否。而日本人普遍的使用了这一强化过程，而且不是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强化一系列的行为，故而日本人当中多重人格普遍存在。
很多日本人有这样的感觉，场景很熟悉，自己仿佛做着跟以前一模一样的事，但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曾经发生过的。
这种场景的重现感其实是回忆的重现，被压抑的记忆重新被记起。日本人通过扮演角色逃避现实，从现实中将自己抽离。表演后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表演混入现实，现实激励表演。
日本人的自虐、自言自语都是脱离虚幻接触现实后的痛苦表现，自杀和杀人则是其最为极端的表现，日本人大多循规蹈矩，所以看不出来会有什么异样。就像日本精美的食物和房屋，它们只是戏剧中的道具，吃饭和睡觉则变成了每天需要的表演。
食物的华美是因为食物只是表现形式而已，所以好看最重要，重在表现，即外显。不管怎样，即使做不到某种程度或样态，也得表现的和某种程度或样态相差无几，这样别人才不会看出来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模仿的前奏。日本人高超的模仿能力是为其表演能力而服务的，即表演先于模仿。
对于意识而言，有需要才会有制造。日本人敏感的视觉暂留，即使一幅广告画都感觉那画里的人在看自己，这其实就是脱离某一角色之后的放大效应。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对自己做剖析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但固有的性格因素又使日本人乐此不疲的对自己进行自我剖析。
可以说日本人的欲望是很复杂的，各种欲望是交织在一起。日本作家对欲望的细致描写其实是迎合了日本人对纯净欲望的向往。听起来有点可笑，欲望还有纯净不纯净之说，但对于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日本人来说，纯净的欲望是非常难得的。
日本人在被欲望控制的时候，日本人自己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自己只是被欲望控制，但却不知道是被什么样的欲望控制。也许只有在日本作家的小说中，日本人才能知晓一个人是怎样的被何种欲望所控制。但究其根本，是被过往的历史所控制。
物质是意识存留的痕迹，意志是物质存留的痕迹，物质是物质存留的痕迹，意识是意识存留的痕迹。日本人的意识中有着物质存留的痕迹，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等级森严的制度体系等等在日本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日本人在历史中经历着灾难，在现实中经历着制约，每一个日本人在面对不可抗力时又必须表现的坚强和团结，必须表现的符合等级森严的制度体系。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把这种表现传承了下去，这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又通过这传承下来的表现去改变物质环境。到最后，这种表现存在于日本人的集体精神之中，而不是个人的精神构成之中。
需要提出的一点是，日本人也是人，也符合人类的某些规范，也会犯人类会犯的错。感觉经验代替理性思维的直接结果是过于敏感，理性思维代替感觉经验的直接结果是冰冷麻木。
而这与日本多火山地震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日本人需要将自己的感觉变“钝”，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严苛的生存环境。对于前者需要的是思考，对于后者需要的是恢复，即理性思考和感觉恢复。但这无疑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前者在于提高认知，后者在于“系统性回敏”身未至处意先到，身已至处行开道。
日本人在进驻某一领域之前会进行详尽的调查，在进驻这一领域之后会紧锣密鼓的展开行动。如果问一个日本人“意识先于物质还是物质先于意识”，他可能回答不出来。
但如果你问他“行动先于意识还是意识先于行动”和“过程先于结果还是结果先于过程”，答案会是肯定的，意识先于行动，过程先于结果。如果问一个不是日本人的人答案可能也是如此。
但差别究竟在哪儿，差别就在将这一认识运用到实践中，日本人做到了。过程先于结果，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意识先于行动，没有意识就没有行动。最终归结为有意识，但这还有差异，也是最大的差异。差异就是有什么样的意识，答案在之前的那套逻辑中，即有着过程的意识，而不是有着结果的意识。
再进一步的解析，有两点，A点和B点。中国人的学习方式是“处于A点，需要到达B点”，日本人的学习方式是“A点到达B点”。中国人在教育中更多的是教“什么是什么”，日本人在教育中更多的是怎么做，但不绝对。
从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学习方式强调“我”之于过程的作用，日本人的学习方式强调过程之于“我”的作用，前者是双点教育，后者是单点教育。这样的例子很多，“我”的梳理习惯不同，天差地别。
谈起日本人，就不得不说他们的“恩”和他们的“情”，一个日本人生命的开始就是从接受恩情开始的。
每一个日本人的恩情结构是“外情内恩”，即对外交换流通的是情义，对内持续和凝聚的是恩。恩是“我们”之间的交换流通，情义是“我们”与“他们”以及“我们”与“你们”之间的交换流通。
恩是无法计量的，因为每一个日本人从一生下来就承蒙恩惠。情义的交换流通又是维持“我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为了明确“我们”与其他团体之间的区别，故而需要明确的计量。差异性是等级制度体系存在的基础，维持差异性是这一体系内个体的职责所在。
日本人始终遵循对等原则，彼此出纳的物质或情感对等，如若不然，对等原则消失。平行线式的交流，依赖别人找到自己的存在，如果让E＝能量（情义），m＝对象，c为常数，则E＝㎥c（c>0）。
给予他人太多会让他人欠自己太多的情义，等于是入侵了他人的固有位置。反之，自己也不能欠他人太多情义，对他人亏欠太对就是对自己所处位置的不重视。日本人把中国人防微杜渐的智慧用在了情义的计量和处理上。
情义的等量交流锻炼了他们时时刻刻计量情义的能力，也锻炼了他们审时度势的能力，即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景下进行情义的交换流通。
等量的情义交流使他们互不打扰，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际浪费，使人际交往更加高效。不等量的恩的交流巩固了已有的等级制度体系，同时也运用超额奖励机制促进了关乎日本未来之根本的发展，如教育、医疗等恩情之重。
讲价时，合适的盈利空间，使价格“居其位”。价格规定的盈利空间是对自己应有的分内劳作之酬劳，大大超出这一空间则无异于抢劫，固买方若遇到这种情况则看做是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入侵，也是卖家的不自重。
诚是对一个日本人遵循等级体制框架的最高褒奖，也是每一个日本人追寻的良好品质，是对自己和他人在等级体制中位置的认同。诚不是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是类似于道德奖励机制，强调获得而不是追寻。
自尊、自重等有关个人的品质实际上是从等级体制的秩序中演化而来的，谨慎地对待等级制度体系的每一处，实质上自尊、自重等品质是在考虑到个人对他人的影响后的自律和自制。
日本人自我克制和自律有时候会令人瞠目结舌，人们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给自己设这么多的限制。这实质上还是得从日本人“我”的归属问题来解释这些现象，“我”在“我们”中的“不出格”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中国崇尚“仁”的精神，但日本人却并不怎么喜欢“仁”，究其根本普遍的“仁”在日本行不通的原因是因为“仁”消除了差异性的行为施行，消除了等级制度体系内的差异性标识，也就消除了等级制度体系存在的实质性基础。
关于仁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一视同仁”，但这是日本人所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的脑海中人是不同的，一视同仁意味着对这种差异性的无视，也是对等级制度体系的挑战。
日本人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与其早年的教育环境不无关系，每一个日本人从婴儿时期就被教育怎么样做一个日本人，怎样找到、维持自己的位置。
新的生命给予新的位置，并由其开始寻找并了解自己应处的位置，婴儿被放置新床、背婴儿时手脚自由、榻榻米缝隙不能坐等。可以说每一个日本人从降生下来就开始了培养“位置”的意识，这些早期的培养使每一个日本人知晓了位置的重要性，以便在日后的生活中可以更好的融入到等级制度体系。
从断奶开始训练日本人看重周围人评价的特点，也通过对其他非亲生孩子的宠爱锻炼日本人对被剔除出等级制度体系之外的恐惧和不安。
通过将孩子假意交由他人养育来锻炼日本人对剔除出等级体系之外的恐惧和不安。这些恐惧和不安最终形成阴影，即不敢承认真实的自己之阴影。
日本父母对孩子的嘲弄实质上是母亲将父亲的某一人格展现给孩子，期望孩子以此人格为榜样完善自己的人格，也训练了日本人从他人身上看到“我”和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能力，但过分的暗示会自我催眠，这也是日本人“无我”存在的心理基础。
日本小孩的“拔罐子”治疗实际上是将孩子的某些不讨人喜欢的品质（如固执、淘气）具体的象征为某一事物，并通过对这一象征事物的剔除来治疗小孩，也是警告小孩。日本人已经死了的活着也是由此发源，即象征性的剔除。
同样日本人的文化中象征文化处处可见，并且每一个日本人对象征的使用也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日本人也是通过象征文化巩固了已有的等级制度体系。
校园和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欺凌实际上是为稳固上级阶层，加强上级阶层的内部团结。让上级阶层意识到离开上级阶层会是什么下场，让下级阶层意识到什么样的阶层才可以施加欺凌。
按照罗伯特·西奥迪尼的话来说，就是“团队成员的忠诚和奉献精神，能极大地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生存概率。对于想要建立卓越感和持久凝聚力的团体来说，艰辛能带来一项宝贵的优势，这种优势，是该团体绝不愿轻易放弃的。”
将文化、信仰、思想等与生活习惯、工作交往方式联结在一起，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在生活中学习怎样做一个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处处能看到日本人信仰、文化、和思想的身影，茶道、花道、剑道、相扑等，茶道、花道等注重个人与世界的微妙联系，剑道、相扑即意味着对手之间的微妙联系。
了解日本人是必要的，只有了解他们才能学会如何像他们一样思考，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并最终知晓如何对待他们。
在此要首先要给日本人颁几个奖，最杰出的实践心理学家、最优秀自我教育者、最优秀拆卸工、最优秀组装工，如果奥斯卡有意在此授予全体日本人一个奖项的话，那就是“最忘我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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