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萬歷皇帝曾連續28年不上朝，創造了中國皇帝的紀錄。
萬歷皇帝為什麼不上朝？萬歷皇帝連續28年不上朝對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
28年期間萬歷皇帝不上朝，但實際上，這期間中國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戰爭均獲得全勝。
萬歷皇帝是何時起不上朝的？據載，萬歷十四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
自萬歷十六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萬歷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
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但並非不關注國家大事，畢竟他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長達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僅進行選美，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自己的陵園。
總結歷朝歷代沸沸揚揚的不同見解，歸納古今中外紛紛擾擾的各類評價，對萬歷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種（報復說、逃避說、吸毒說）。
導致萬歷皇帝長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綜合性的，不能單純歸結為某一類，而是諸多因素摻雜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結果。
其一，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
在神宗看來，皇帝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
可是，皇帝這個萬人之上的權威，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封建體制乃至封建時代的一大悲劇。
而萬歷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難以擺脫這種體制的扼殺，徒添其悲劇的色彩。當時，皇帝再也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而是受到眾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團的許多制約。
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
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
從萬歷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歷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
只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鬥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
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歷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布'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
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
黃仁宇在其撰寫的《萬歷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從這段文字裡，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
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幹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
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
其三，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言官制度的一種抵抗。
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盡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
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
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所以，那個時候，不僅皇帝常常被罵，就連明朝各位名臣，也沒有一位能夠不挨言官'罵'，如海瑞、楊漣、左光鬥、張璁、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等，都深受其苦。
其實，那些喜歡罵人的言官，也不斷會被人罵。在一個以'罵'人為榮耀、被'罵'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實在事，就暗藏悲劇在其中了。
明亡於萬歷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歷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
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於緣於萬歷皇帝30年怠政，表現在其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上。
按說，萬歷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中後期一個輝煌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細細分析，若說被言官罵成如此，並不為過。
自從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歷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歷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 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職為民的處分後，給萬歷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
到後來，萬歷皇帝見怪不怪了，就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罵吧。
本來敢於諫言、勇於諫言、善於諫言，是件好事，盡人臣之責，是關心社稷，是件好事，但無端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就本末倒置了，反為不美。這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其四，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奢侈生活的一種沉迷。
據史書記載，神宗帝確實也是位酒色之徒。
說好酒，他在17歲時，曾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
對好色，他在萬歷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不僅如此，他甚至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起了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禦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
萬歷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
萬歷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歷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後事。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
更為令人驚訝的是，萬歷皇帝還可能在吸毒。當時，鴉片在中國原本是一種藥，從唐朝開始，四川就種罌粟產鴉片，叫做阿芙蓉。
直到明朝初期，鴉片仍然僅是一種貴重的藥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鴉片由藥品變成了春藥。
想那明朝中後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亂為樂，一旦發現鴉片有壯陽作用，焉能輕易放過？曾有消息稱，'數百年後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學家對萬歷皇帝的屍體進行化驗時，發現他的骨頭中含有嗎啡成分，這是萬歷皇帝食用鴉片的鐵證。'
這種說法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說是存在可能。
故有學者指出，萬歷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頭暈眼花，其實主要原因是縱欲過度，再加上鴉片毒癮所致。雖不完全茍同，但也認為這種說法不無一定道理。
綜上所述，通過我們從四個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性的看法：萬歷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並非某一種因素獨立所致，而是綜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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