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萬歷皇帝曾連續28年不上朝,創造了中國皇帝的紀錄。
萬歷皇帝為什麼不上朝?萬歷皇帝連續28年不上朝對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
28年期間萬歷皇帝不上朝,但實際上,這期間中國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戰爭均獲得全勝。
萬歷皇帝是何時起不上朝的?據載,萬歷十四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
自萬歷十六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萬歷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
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但並非不關注國家大事,畢竟他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長達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僅進行選美,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自己的陵園。
總結歷朝歷代沸沸揚揚的不同見解,歸納古今中外紛紛擾擾的各類評價,對萬歷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種(報復說、逃避說、吸毒說)。
導致萬歷皇帝長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綜合性的,不能單純歸結為某一類,而是諸多因素摻雜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結果。
其一,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
在神宗看來,皇帝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
可是,皇帝這個萬人之上的權威,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封建體制乃至封建時代的一大悲劇。
而萬歷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難以擺脫這種體制的扼殺,徒添其悲劇的色彩。當時,皇帝再也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而是受到眾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團的許多制約。
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
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
從萬歷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歷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
只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鬥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
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歷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布'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
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
黃仁宇在其撰寫的《萬歷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從這段文字裡,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
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幹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
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
其三,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言官制度的一種抵抗。
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盡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
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
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所以,那個時候,不僅皇帝常常被罵,就連明朝各位名臣,也沒有一位能夠不挨言官'罵',如海瑞、楊漣、左光鬥、張璁、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等,都深受其苦。
其實,那些喜歡罵人的言官,也不斷會被人罵。在一個以'罵'人為榮耀、被'罵'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實在事,就暗藏悲劇在其中了。
明亡於萬歷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歷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
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於緣於萬歷皇帝30年怠政,表現在其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上。
按說,萬歷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中後期一個輝煌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細細分析,若說被言官罵成如此,並不為過。
自從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歷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歷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 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職為民的處分後,給萬歷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
到後來,萬歷皇帝見怪不怪了,就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罵吧。
本來敢於諫言、勇於諫言、善於諫言,是件好事,盡人臣之責,是關心社稷,是件好事,但無端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就本末倒置了,反為不美。這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其四,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奢侈生活的一種沉迷。
據史書記載,神宗帝確實也是位酒色之徒。
說好酒,他在17歲時,曾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
對好色,他在萬歷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不僅如此,他甚至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起了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禦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
萬歷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
萬歷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歷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後事。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
更為令人驚訝的是,萬歷皇帝還可能在吸毒。當時,鴉片在中國原本是一種藥,從唐朝開始,四川就種罌粟產鴉片,叫做阿芙蓉。
直到明朝初期,鴉片仍然僅是一種貴重的藥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鴉片由藥品變成了春藥。
想那明朝中後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亂為樂,一旦發現鴉片有壯陽作用,焉能輕易放過?曾有消息稱,'數百年後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學家對萬歷皇帝的屍體進行化驗時,發現他的骨頭中含有嗎啡成分,這是萬歷皇帝食用鴉片的鐵證。'
這種說法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說是存在可能。
故有學者指出,萬歷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頭暈眼花,其實主要原因是縱欲過度,再加上鴉片毒癮所致。雖不完全茍同,但也認為這種說法不無一定道理。
綜上所述,通過我們從四個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性的看法:萬歷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並非某一種因素獨立所致,而是綜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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