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
－Mei Mo Sheng－
梅墨生，号觉公。斋号一如堂。书画家、诗人、学者、太极拳家。1960年生于河北。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中国书法院、台湾艺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文化部国家艺术科研课题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副秘书长，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科学与养生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武术七段，北京吴式太极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顾问。
世间事物皆有其两面性。所谓书法标准，既可说有，也可说无。
人类事物的标准，大概是从无到有，这是一般规律。比如“前书法时期”（本人十余年前著文认为秦汉以前为前书法时期，汉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书法时期，此后为后书法时期），就说“三代”古文，各国有各国的规约，尚未能统一，此可说“无”。 至若上溯到初文阶段，文字尚在原始，“书法”也在胎孕之中，大概也算“无”。后来文字渐多，书写渐趋成熟，逐渐显为“有”。再后来，始皇帝统一文字，堪称“有”，这时的“有”，即以文字之规范为“有”，或已寓书法标准之“有”，因为，中国书法从来也未曾离汉字而独存，她是寄生的艺术，或谓是艺术中的艺术——她先为“文”化，而后有自身之“艺术”。
梅墨生 临褚遂良楷书
37cm × 34cm 纸本
1985年
所以，从无到有，是绝对规律。
同时，标准之有无，更是相对的。既有的标准，带来了文字识读和书法欣赏的方便，大家不约而同地遵依它，于是成为规矩和标准，规矩和标准做到了极致，于是成为了典范或经典。在三代及六国文字之后，有了秦（小）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即是无而至有。然而，当事物显现为“有”以后，“有”便成为一种模式，所谓标准也是如此，标准在成为规范和公约之后，它也不免于僵化和守成不变，于是，对“有”的突破和疏离终会使“有”成为“无”。
在历史上，当“二王”使书法的行草之美臻至一种极致时，物极而返，于是人们审美的兴趣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北方马上民族的南下，中原书风取流美而代之以朴质粗野，原来的流美之“有”，又变为“无”，然此“无”即显为彼之“有”——另一种风气出现了。所谓“古质而今妍”交替衍演，标准是与时与地与人群而偕行变化的。所谓“鲁公变法出新意”，即是变“二王”法之既有标准而参入了北朝碑版篆刻之新意，可是深究之，碑版凿刻绝非是从新近始，而是更早于“二王”流美的一种古意！
梅墨生 大丰年扇
38cm × 58cm 纸本
2004年
由此可见，标准是逐渐形成的，标准是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标准是相对而存在的，标准是会变化的。字体与书体，都有标准问题，篆、隶、草、行、楷，有它的标准，而“二王”、智永、颜、欧、褚、薛也有自家的标准。标准是一种公约和共识，俗称规矩。规矩是事物要遵依的常态，万物有常，循环往复，于是道成。
梅墨生 小楷唐诗
34cm × 42cm 纸本
2007年
书法从无法趋于有法，从无序进入有序，从缺少标准到确立标准，极于唐代，因以法名，是谓楷法成，故唐楷乃法度森然，矩镬严明。可是，书法乃是人心之所为，人心久而生变，法至密而有破，此万古皆然之理。唐代楷法鼎盛，而其同时，草法有“颠张醉素”出，与其说张旭、怀素标榜了一种书体，毋宁说是张扬了一种心理，一种挣脱成法、突破标准的精神价值。
梅墨生 篆书临碑
24cm × 34cm 纸本
2014年
法的标准化与意的自由化，肯定是对应存在的。但是，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有其历史哲学形成的中庸之道。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执中用中，不尚极端，在严法与自由之意间求得一种平衡和谐，乃为理想境界。于是乎，书法与书意，不即不离，入规矩出规矩，离规矩守规矩，中国书家能“戴着脚镣跳舞”，在限制中显身手，于自由中合规矩。如此，对应的法与意便相辅相成了，书法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自成一道。标准之建立乃是社会上下之互动，不过，它的形成，总是一种群体文化理念的公共性认同使然。
梅墨生 万卷四时七言联
17cm × 68cm × 2 纸本
2015年
我是想强调一点：书法标准有其文化的层次性和艺术的层次性。就书法艺术本身言，它有许多规约。如草法中《草诀百韵歌》的诀要，是必须遵守的，“长短分知去，微茫识每安”，因为“每”“安”两字的草书“每”字只是比“安”字多了一“点”，很微妙的。
然而更微妙的却是知字和去字的草法，即去字的草法收笔处要短，而知字的收笔处要长，如果此处草法长短有误，则容易让人误认其字。这种规定性，是千百年来书写者的共识，习书者必须认真遵守，然后才能进入草书的书写程序，否则你的草书将无人辨认、无法阅读和欣赏——成为“天书”或“自己的呓语”。无论颠张还是醉素，他们都恪守了这一点公约，因而成其杰出。
梅墨生 行楷扇面
32cm × 64cm 纸本
2015年
雅俗高下，艺术泾渭判然，不同层次理解的标准也不同，有技术上的标准，有美学上的标准，有文化视野的标准，当然更有艺术与实用上的不同标准。过去商家题匾额，不喜欢歪斜和寒俭之字，认为不“发”，不利于经营，老北京的“同升和”与“同仁堂”、天津的“劝业场”等匾额皆是敦厚方正，有“福”相的字。这就是一种标准，商业经营的标准，实际利益的标准。但是，如果是用于书信尺牍或用于文人雅士的书斋欣赏，则未必以此为标准了。宋徽宗的瘦金书如果做成牌匾，远视觉的实用效果会打折扣，不合于商业标准。
梅墨生 古书盛事七言联
17cm × 68cm × 2 纸本
2015年
所以说，书法的标准有多种层次和立场，所谓功能指向不同，标准也有异。如古代的文诰与奏折，必用馆阁之书，其理不言自明。实用的层次也大不同。
至于文人艺术家抒怀遣兴，写意风骚，则极尽个性风雅，奇、怪、颠、狂，尽性致命，“帝力于我何有哉”，完全可以“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甚至“之外”，谁云不可？这又是另一意义的文化心理表现标准和立场，可以蔑视法度，才有了徐渭、郑燮之流的书法。
梅墨生 行楷团扇
32cm × 32cm 纸本
2015年
具体而严格说来，文化行为的“法”的标准，依靠的是有文化的人在此艺术游戏行为领域的践约。书法有为自我的，有为少数文人的，有为朝廷的，有为市井的，有为大众的，没有一个非如此不可的标准。但是，除了书者的心理文化属性的差异，书写功能的差异，还有书写工具材料的差异与共性，其共性部分，人人必如此，差异性则往往无法控制。其间妙在自律与公律、自性与共性间的合度！
梅墨生 清平如梦六言联
17cm × 68cm × 2 纸本
2015年
当年于右任希望让草书“标准”一下，从本质上言，是非艺术立场的。艺术的本质不在于大家都守什么“标准”。但是，中国传统艺术史告诉我们，任何艺术都有其公约性的标准，比如书法，要用尖锥型的柔软而有弹性的毛笔而不是用排刷扁笔去写——这也是最基本的物性标准，如果连这个基本标准也打破，可以另起炉灶，但不是传统意义的书法。
某次学术研讨会上，某位著名美术理论家称“徐冰是当代最好的书法家之一”，我当即质疑，那么请您说明您对书法的定义与标准，然后再下此断语。我认为徐冰可以称为当代最好的“文字”媒体装置或行为艺术家，而不能称为书法艺术家。
梅墨生 行书诗稿
68cm × 68cm 纸本
2016年
话题也就到了当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拿“书法”说事的“艺术”日渐其多，边界混乱，“法”已不存，标准多样，故我才有前所说的“后书法时期”之说。后书法时期没有下限，就像“前书法时期”的上限不明确一样。我想确认一点：书法时期大致结束，因为书法标准已经日渐沦丧。为此，《美术观察》编辑部提出书法标准的问题进行讨论，正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艺术对策和思考，对书法时弊而言，利于书法界再度认识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本质所在与价值所在，实在是一件学术性的举措，有利于将来，有补于实际，值得探讨。
只有了解书法的进程又深谙书法的艺术本质与文化属性，才能正确地估量她、评价她、导引她，而不是借用许多不太相关的文化理论乱人眼目，领异标新，使书法在无边扩大化中而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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