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域鉴西方文明之法治与私域行中华文明之礼教
文/天马行空 原创于2015年5月13日
修订于2017年12月31日
清大智库中华文明传播委员会
主要研究范畴：
中华文明传播的研究和发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的研究，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的研究。
第二十章、公域鉴西方文明之法治与私域行中华文明之礼教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rule of law）在西方文化中有深厚土壤。与此相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有悠久的历史、深远的影响。中国需要法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礼治传统与礼教文明的重建，同样应得到重视。
汉代以来独尊儒术，儒家道德的五常伦理转化为政治上的三纲体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礼法合一”的封建教化法制与独裁政治专制并存的国家治理体系，使得执政者权力不受约束、制衡和监督，严重阻碍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与进步。
余英时：“儒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做出创造性的运用。我不敢妄测儒家的现代命运，不过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
因此，儒学等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德治”退出公域，转入私域。本文中，笔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定义为“公共领域”（以下简称“公域”），主张公域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将居民的社会生活准则和个人道德规范定义为“私人领域”（以下简称“私域”），主张私域实施礼治、。这应该成为中华文明复兴和重塑的主要目标之一。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North）的《制度与制度变迁》（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是目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名作之一，该书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作了相当精彩的分析，指出非正式制度是一切正式制度赖以形成的条件，也是一切后者得以有效运作的前提。一切正式制度相对于其背后支撑它的非正式制度来说，前者是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而后者是冰山深藏在大海深处的基体。
诺斯所谓的“非正式制度”，指的是习俗、规范、传统、风气、潜规则、流行信念之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法律是正式制度，“礼”无疑接近于非正式制度。根据诺斯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得出，“礼”是“法”的基础；“礼”广泛普遍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法”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生活的本质。（方朝晖：《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儒学：以礼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83～91页。）
“礼”源于祭祀，进一步演变成一系列重要场合的礼仪活动，即所谓典礼（亦称礼典），与今本《仪礼》内容相应。典礼应当是“礼”最初和最主要的含义②，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又有冠、婚、丧、祭、朝、聘、射、乡饮八礼之分（参《礼记·昏义》、《大戴礼·本命》），此外还有郊、社、尝、禘、馈、奠、射、乡、食、饗十礼之说（《礼记·仲尼燕居》），等等。
“礼”也进一步引申为代表正式的制度体系，即所谓“礼制”。在《周礼》一书中，我们看到那么宏大的王朝制度，包括三公六卿的等级，春夏秋冬四官的配置，各级官员的职守和待遇等，皆被纳入礼的范畴。此外，《礼记·曲礼下》所述天子五官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之分，以及“天子建天官六大”，“天子之六府”，“天子之六工”之类，皆属礼制范围。
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国家机关，而礼的权威来自于社会舆论，特别是地方社会（绅士自治）或私人生活圈内的舆论。
另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形式性原则，虽有强制性，但可以随时制定、随时废除。而礼虽没有法那样大的强制性，却不能随时制定或废除。因为礼往往首先作为一种风俗习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后受到正式认可；但它一旦形成，往往就已具有巨大的惯性，在人心中形成强大的力量，比法律的影响力要更加根深蒂固。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礼察》）礼防于内心，法防于外表；礼诉诸自律，法诉诸他律；礼比法意义更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法制）从来都必不可少，但作用不能与礼治（礼制）相提并论。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一观点仍然适用于今日，它恰当地描述了礼、法在中国文化中不同的功能：法充其量不过是消极的防范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德和礼让人们从内心树立道德感和尊严意识，从而自觉地建立和维护秩序，是更加治本的解决之道。
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法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个人权利——的问题。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法治之所以难以完全适应于中国文化，根本原因之一恰在于它以个人权利为核心，这是因为个人权利会导致争斗，而争斗会破坏关系，导致无法合作。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指出，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重视人情人心，故适合于礼制；西洋文化是“个人本位的”，重视个人权利，故适合于法制（用今日术语即“法治”）。如果说法治的特点是以势迫、以力争，那么礼治的特点就是“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中国人“本乎伦理以为秩序”（注1），难适应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法治。
梁漱溟总结认为，西洋文化中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就是注重权利、外势和制衡，表现为运用各种强力“相质相剂”，在碰撞中求平衡，在平衡中相制约。（注2）他认为这种社会整合方式体现了西洋人的文化习性：摆脱限制，不断外冲（今天也被称为外在超越）；进一步导致社会生活中特重个人权利，在经济生活中特重私人财产，在官僚制度中发明三权分立，在政治制度上借助政党竞争。
这种以相互制衡、彼此竞争为特征的设计，在西洋文化中“本是他固有的精神”，但在中国文化中实行起来却意味着对于人的不信任，后患无穷。（注3）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论语·宪问》）中国人需要在礼让中达成谅解，在谅解中变得和气，在和气中建立情谊，在情谊中找到安宁，这才是做事的正常路数。相反，“走防制牵掣的路，越走越窄，大家都是不好的心理，彼此相持不高，心气越降越低，弊端越来越多，这个完全不是救弊之道！”（注4）用这种方法搞地方自治，等于是让地方自乱。梁漱溟说：
即自从清末以来，中国人抛弃了过去的礼教，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法家的路子，一切制度的建构都是就制度谈制度，而不是依礼乐谈制度。我们前面说过，礼是中国文化中衡量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主要标准；没有了礼，中国文化就会像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一样，失去生命力。我们今天讲从礼的角度进行制度建设，就是指本着顺人之情、养人之性等激发人心活力的方式来引导社会，塑造风气，树立规矩，形成传统。这决不是可以靠颁发条文、下达文件等行政手段实现的，而是需要真正从尊重人的角度推动我们的工作。（注4）
今日之中国，礼乐的重建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首先改变认识问题，必须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全面开展礼乐重建工作。为此，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转变，认识到社会制度重建主要是礼的重建，具体内容包括以激励人为宗旨，通过尊贤使能，让人心得到温暖、让人性得以复苏，从而建立行为的准则，塑造集体的风尚，铸就行业的传统。其次，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实现礼的重建，包括通过“三祭”（祭天地、祭始祖、祭先师）来确立敬畏，通过“五礼”（吉、凶、宾、军、嘉）来培育自尊，通过行仪（公共礼仪、社交礼仪、人生礼仪等）来塑造规范；其三，必须在各行各业内部进行礼乐共同体的塑造。总之，只有通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风俗、明人伦”，才能真正建设礼制。
礼的重建与乐的重建要同时进步。礼和乐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们是中国文化中理想共同体生活的两个必要方面；如果说礼代表行为的规矩，乐则代表行为的境界；礼代表共同体生活的秩序，乐代表共同体生活的情调。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提升。乐（音约）者，乐（音洛）也，有感化人心的效果。
公域借鉴西方文明之法治经验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比如中国宗法文化的“私”强调私欲，而西方古典文化的“私”强调个体与权利；我国宗法社会的私欲以“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准则，却远离西方近代个人主义“人不靠已、天诛地灭”的价值准则。
私域重建中华文明之礼教传统的重要性
如今，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虽然我国农村结构的变化，“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然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注重理性思想启蒙的同时，处理好城乡发展结构，很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留守儿童，教育与就业，道德与信仰、法治建设等也许都会迎刃而解。
首先，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传统的中国乡村，庙堂宗祠成为了不同家庭之间不和睦、矛盾乃至仇恨缓冲和化解的场所，这也代替了现代社会中冷冰冰的法律诉讼和规则仲裁。
其次，中国人重视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处理，体现了人们温情脉脉的一面。家庭之外的集体空间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的集市。在公共空间，交流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维系。现在很多农村家族大堂上，依然可以看到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这可追溯到礼记和荀子的记载。
《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现代社会只不过把“君”改成了“国”，这里的“国”是人们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与心理认同。人们在与先人的互动之中，保持着自己的敬畏和乡村的情义。
（未完待续）
（注1～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中国文化书院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5、388、251、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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