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金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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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剑
责任编辑 | 王孔平
作者王剑,系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在“商—汇—存—贷”业务演进中,现在商业银行发力客户基础、生态圈建设,重拾“商”环节。
制图 | 蔡鸿君
目前,金融严监管还在持续,监管层重点整顿前期行业内的一些乱象。其中,金融要回归本源,支持实体,是一项根本性、原则性的要求,被屡屡提及。因此,各个金融子板块均有必要考虑什么是自己的本源,如何回归本源等现实问题。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总资产占整个金融业比例在80%以上,拥有最为广泛的分支渠道和客户基础,是金融服务实体的主力。前期银行业创新业务眼花缭乱的银行业,也在积极探索回归本源的做法。
传统上,银行主要业务被总结为“存贷汇”,“存”即存款,“贷”即贷款,“汇”即汇款结算等。如今,随着业务品种增加,“存”已经泛指各种负债业务,“贷”则是各种资产或放款业务,而“汇”更加包罗万象,甚至可以包括各种服务性的中间业务。因此,广义“存贷汇”依然是银行的主要业务。
但“存贷汇”只是描述了银行的业务品种,还没有真正触及它的本源。其本源,静态地看,要求银行的所有“存贷汇”业务必须围绕合理客户需求来开展,不能“脱实向虚”。比如,用这些业务去支持一些不合理的金融服务需求。放款等业务除考虑经济原则外,还要考虑“合理性”,这种要求目前已被广泛接受。
然后,从业务发展历史进程上,动态地看,能够更进一步了解银行业务的本源。历史上看,“存贷汇”三大类中,银行最早其实是起源于“汇”,而不是现在业务占比更高的“存”或“贷”。不管是欧洲近代银行业的起源,还是我国近代票号、钱庄的起源,其最初的起点均是汇兑业务。
票号应运而生,主要业务是汇兑
以我国山西票号为例。明末清初,我国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山西商人外出经商,逐渐地,商品交换的地理范围扩大,白银运送不便,劫夺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票号应运而生,主要业务是汇兑。而最早经营这类业务的票号,却大多是从事其他商品贸易的非金融企业,比如茶庄、颜料庄、绸缎庄等。它们在各地有分销网络和资金积累,具备从事汇兑业务的先天条件。
票号开具钱票,起先用于汇兑,避免长途运送白银的麻烦和风险,其后有信誉优异的钱票被直接用于流通,货币职能加大,已经有了信用货币或贵金属货币的代币的特征。而其他客户需要资金时,票号则有实力给予放款,收取利息。以上仅为大致演进情况,现实中的情况还更复杂一些。
从这一演进过程来看,商业贸易是最初的起点,而后基于商贸网络开始为客户提供汇兑服务,因此“汇”最早出现。紧接着,在此基础上,慢慢才有了“存”和“贷”。欧洲的近代银行起源,也是类似,即商人在意大利贸易口岸从事货币汇兑服务。
欧洲的近代银行起源,也是类似,即商人在意大利贸易口岸从事货币汇兑服务。
我们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几个关键节点。
一是商贸企业的网点渠道和资金实力,是提供汇兑服务的前提。早原始的汇兑服务,其实是一次“对敲”:客户在商号的某分号(网点)存入货币(比如白银),领取钱票,然后到达遥远的外地之后,到该商号的当地分号,交付钱票,换回货币。现代银行的同行汇兑,本质依然是此原理。这一节点的关键,是商号长期从事商贸业之后形成的网点渠道和资金实力,以及商业信用(该客户能够相信在异地分号能取回货币)。
二是一旦钱票的信用受到众人认可,那么客户拿着这钱票,已无换回货币的必要,直接拿它用于支付即可。文献确实也记载了,当时山西一些信誉优异的票号的钱票,确实被民间直接用于支付,不是非得取回货币用于支付。于是存款业务诞生,这一节点的关键,是商号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优异的商誉。
三是若有客户需要资金周转,票号信任其还款能力和意愿,则可放款收息。于是,贷款业务诞生。这一节点的关键,是票号在此前的“商”“汇”“存”等业务经营中,具备了对客户的充分认识,了解其经营情况和其他信息(包括人品、才干等非书面信息),因此能够相对可靠地把握其还款能力和意愿。于是,票号便可以借给客户一笔货币(白银),即产生了“贷”业务。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即,如果该票号的钱票信用很好,已经能够履行支付职能,那么它也不需要借给客户真实的货币(即本位币),而只需要借给他一张本票号的钱票,让他拿这个去花即可,将来也偿还钱票。这时,不完全准备的信用货币(即钱票的开具不是100%有对应的真实本位币的)便诞生了,这一制度是现代银行业的主流做法。
从“商—汇—存—贷”业务演进过程中,能够生动地反映现代银行业的起源,同时也已经大致反映了现代银行业的逻辑。
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人类从事商业贸易、金融业务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但是,本质上却依然延续上述逻辑。2000年以后,我国电子商务开始盛行,最终,用了很短几年时间,把上述演进的进程,重演了一遍。
我国电子商务出现于2000年前后,早年以B2C为主,而后出现C2C平台,2003年淘宝成立,把C2C模式加大推广。这一种借助新的互联网技术的商贸业务。但其中和古时的商人一样,起初的支付并不方便,主要存在信任问题。当时通行的远程支付方式主要是银行或邮政汇款,早期C2C平台尚未接入网银支付。但是汇款方式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买方若先汇款,则承受一定风险,钱货两空。
因此,支付难题不解决,直接制约了C2C的发展。为此,淘宝推出支付宝服务,即买方先将款项支付给中介(支付宝),中介保管钱款,通知卖方发货,买方收到货物确认无误后通知中介将款项交付给卖方。这一做法较好解决了C2C交易中的信任问题。
支付解决后,C2C交易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淘宝及其他交易平台的交易量快速上升,成效显著。其后,阿里巴巴(后来成立的蚂蚁金服)发现,交易中留存在账户中的资金较多,有点类似“存款”业务。监管层也关注资金安全,因此给予严格监管。同时留存下来的除了资金,还有客户的交易和其他信息,有助于判断这一客户的行为习惯和风险情况,于是,放款业务应运而生。蚂蚁金服旗下成立了小贷公司,开始在互联网上开展小贷业务,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线上放款操作。
当然,由于监管因素的存在,整个演进过程与自然演进的案例有所差异,蚂蚁金服没有自己成为一家金融公司,而是按照监管要求,另外设立符合监管标准的金融业务组织(包括银行、小贷公司等)。但是,上述“商—汇—存—贷”业务演进的逻辑依然十分清晰。
无论是票号案例,还是电子商务案例,均印证了“商—汇—存—贷”业务演进过程,其背后反映的是商品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信用流等变量在市场环境下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即以商品流(物流)带动资金流和信息流,最后形成信用流(图1)。
因此,掌握前期商品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非常关键。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上述逻辑一般情况下均能成立。
图1 “商—汇—存—贷”业务演进折射商品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信用流有机结合
制图 | 王剑
但是,我国现代银行制度,却是直接继承于近代西方银行制度,即清末开埠后西方近现代银行登陆我国开展经营,内资也参照其模式开办了银行,然后逐步发展。建国后,人民政府接收改组大部分原有银行,同时也新建一些银行,经过卓绝的发展改革历程,最终形成了目前我国的银行体系。
换言之,这一进程基本上直接引进相对成型的银行体系,几乎是一步到位引进了“成品”,布局了“存”“贷”“汇”业务品种,没有完整地历经“商—汇—存—贷”业务演进过程,因此在日常经营和直观印象中,很多人士容易有意无意忽视或脱离这一背后的客观逻辑,甚至包括银行业内部的从业人士。
最终,客观规律却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脱离逻辑所带来的问题,却已经浮现。
在过去几年的银行业“大创新”中,有不少银行反逻辑行事,不注意挖掘商品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重视汇兑等业务,不重视客户基础和业务基础,急功近利,直接从信用流起步,大搞同业、空转套利等业务,负债端也更加依赖批发资金,比如同业负债等。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业务有天然原罪,这些业务本身没有“罪”,从金融学原理而言,套利本身也是提高市场效率的手段,无可厚非。但是,脱离了基础,而大搞这些业务,最终动摇了自己经营的根基。
2017年3月开始,监管层启动了“三三四十”(即“三违反”:违法、违规、违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十乱象”: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廉洁风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涉及非法金融活动10个方面市场乱象)大检查,宣告了本轮监管大幕拉开,此后各项措施不断出台。今后,严监管常态化,银行在同业、理财等业务上“耍花招”的空间越来越小,惩处越来越重。
这时,逻辑开始体现坚韧的影响,早年没有潜在打造客户基础、业务基础的银行,在经营上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主要体现在诸多方面。
一是负债(尤其是存款)压力巨大。在现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在推进,居民的储蓄存款往理财、资管产品分流的趋势依然存在。当然,投资资管产品并不会让存款消失,而是把储蓄存款转移为投资标的物的存款,主要是企业存款和同业存款,银行负债成本上升。但是,按照西方经验,用于日常支付结算的结算存款受到的影响小,大部分依然会留在银行体系,并且对利率极不敏感,能够接受低利率,因此是对银行最为有利的负债品种。而大量结算存款的获取,则依靠银行对客户的长期耕耘,利用自身的网点、产品、服务等优势,为客户提供优质、全面的日常服务,包括结算、汇兑、理财等,以此来积累大量稳定的客户,从而留下可观的结算存款。
这种做法是符合银行本源逻辑的,但在过去几年中,部分银行高度倚赖同业、投资、资管等手段去组织存款。比如,发放同业投资,然后让客户回存,或者通过资管产品组织存款。根基不牢,时至今日,存款压力巨大。2017年大监管启动以来,业内存款形势有所分化,客户基础扎实的银行存款压力相对小,大型银行的存款市占率开始回升(图2)。而客户基础不扎实的部分银行开始提高价格手段揽存,有存款战之苗头,被监管层所关注。
图2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存款市占率
来源 | 部分商业银行 制图 | 王剑
二是贷款业务压力也将出现。贷款毫无疑问被认为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却因此被当成银行的“主营业务”。但是,贷款业务中需要对客户进行风险定价,以合理成本完成客户信用风险的评估,从而设计授信方案,制定利率等关键决策。而风险定价工作又需要充分掌握客户信息,除主动调研客户外,日常通过存款业务、中间业务的开展,是获取客户信息的最佳手段。
因此,“汇—存—贷”之间环环相扣。但是,在过去的一些银行业务实践中,有些银行拼命营销最优质的客户群体,相互之间用价格或其他手段进行低层次竞争,或者只看重抵押担保等第二还款来源,却疏于对客户本身的风险分析;或者干脆就重点发展同业投资等非信贷业务。这些倾向,最后都会导致银行风险定价能力的丧失,并造成行业内的同质化竞争,酝酿行业风险。
目前,同业投资等业务受到监管遏制,信贷业务的重点性程度重新上升,很多银行要重拾信贷业务时,会发现过去几年在客户基础、风控手段等方面并无明显长进,在竞争中便处于不利位置。更为紧迫的是,随着金融“脱媒”推进,很多优质大客户将来会改用资本市场等融资手段,银行需要客户下沉,去拓展零售、小微客户群体,届时风险定价的要求更高。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在新的行业形势下,对支付、结算等服务的忽视,对客户基础的忽视,正在侵蚀银行未来的发展前景。
银行业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歪门邪道”被堵,本源逻辑将更加受到市场重视。围绕客户真实需求的支付、结算、汇兑以及其他中间业务,重要性水平将大幅提升,通过这些业务实现“导流”功能,获取客户,增加客户交易频度,增加客户粘性,深度挖掘“单客价值”。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存款、贷款等业务。
而对银行来说,最大的难点,除了主观上对“汇”的环节不够重视之外,更为根本的,是银行业早就已经与“商”的环节脱钩,不再充分掌握客户的交易和其他信息(仅在日常金融服务中掌握一些信息),而“汇”又建立在“商”的基础上,逻辑从一开始就有瑕疵。
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多数银行已经注意到这一行业趋势,开始在客户基础、生态圈建设等方面发力,重拾“商”的环节。但是,即使在这同一逻辑之下,不同类型的银行,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法。
以零售业务为例,比如,大型银行大多已开办电子商务平台,或者生活服务类App,想尽办法提升客户活跃度。目前,部分银行的App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生活服务功能,然后在各种服务中嵌入银行自身的支付、结算、理财等金融服务,以此来加大客户的粘性。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的App功能较强,客户日活跃情况比较理想。经过长期积累,预计未来能够产生不错的效果,并对存款、贷款等业务形成支撑。
但是,这类服务也有同质化倾向,各家App功能相近,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为此,部分银行会采取一些差异化竞争的方式,在自己独特擅长的领域,应用这一逻辑。比如,建设银行作为传统上住房金融的专业银行,积极介入租赁金融服务,并提出其重点并非是直接提供金融服务,而是旨在协助建设一个全新的房屋租赁市场,以便未来再在这一市场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由于住房金融是其专业特长,因此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但由于市场建设还处于初期,因此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而对于大部分整体实力有限的区域性银行来说,有些是选择在本地开展生活服务应用,围绕自身的客户群体,体现本地服务特色,同样能够起到导流、维持客户之功能。区域性银行由于服务半径有限,对外大幅扩展客户群体并不现实,更主要的诉求是维护好现有客户群体。有些银行则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如果本地特色服务难以开展,也可借助第三方平台,为自身客户提供丰富的生活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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