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姚志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后
第二次，一个花季少女在乘坐滴滴顺风车时被杀害。距离上次“郑州空姐”遇难事件不到4个月，悲剧再次重演，舆论也再次哗然，滴滴又一次处在风口浪尖中。悲剧已然发生，所以现在最重要是考虑如何有效防范悲剧的再次发生。滴滴公司在8月26日发布的声明中提出，恳请社会各界提供建议和思路，如何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避免延误破案的时机。笔者作为一个长期的网约车用户和互联网法律研究者，提出如下意见：
复盘此次事件，可以发现：滴滴与警方之间缺乏高效的安全信息分享（报送）机制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生命受到威胁时，时间是分秒必争的。
但此次事件中，受害者朋友按照传统方式报案，受理案件的警官联系滴滴后，还必须准备一系列的资料（包括介绍信、警官证等）用以证明身份的真实性和调取司机信息的合法性，这一系列流程无疑极大的拖延了抢救生命的宝贵时间。而滴滴提出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考虑，也未尝没有道理，其有配合警方调查案件的义务，但是警方也必须出示相关材料证明身份和信息调取行为的合法性。
矛盾由此产生了。一方面是紧急救援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用户隐私保护、流程合规性（防止有人假冒警方不当调取信息）。如果滴滴和警方维持现有机制，这个矛盾很难解决，悲剧也很难说不会再次发生。（当然，此次悲剧中滴滴公司存在的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其内部流程的拖延和僵化、顺风车乘客性别信息又再次上线等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讨论，本文不展开）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应建立网约车平台与警方之间的高效信息化共享（报送）系统（机制）。笔者建议警方应设立全国性的统一网约车报警信息系统，这一系统提供接口给包括滴滴在内的网约车平台接入。出现报警信息时，因为该平台是警方统一设立，因此滴滴可以不再需要核实具体警官的身份真实性，可以直接将司机信息和车辆轨迹信息反馈到报警信息系统中，报警系统再通过内部分发程序由相应属地公安部门处理，提高运作效率。关于该系统的运作，有四点更具体的建议：
其一，通过乘客的报警行为来克服滴滴的隐私保护困境。正如上文所言，滴滴有保护乘客和司机隐私的义务，但如果相关信息是由于乘客主动向警方提供，则滴滴可以摆脱隐私保护困境，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报送到警方的信息系统。
具体操作上，在现在的滴滴“紧急求助”按钮中，加入信息报送功能，乘客按下“紧急求助”按钮后，乘客身份信息、司机身份、车辆信息和车辆轨迹信息自动发送到警方系统中。当然，为防止误报浪费警方资源，应由滴滴或者警方有一个二次确认动作，确认并非误报后，再启动实际出警措施。当然，从合规的角度，滴滴应通过用户协议等方式，告知乘客并由乘客同意做出相应动作时，滴滴会将相应信息报送给警方。
其二，乘客还可以预先备案相关信息，实现事前的风险防范。滴滴应开发一个按钮，供乘客在上车之前，即将相关信息备案到警方系统中，不必等到发生危险再求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上车后司机通过一些手段屏蔽乘客手机信息（如利用特定设备、带到无信号区域，抢夺手机等），使得乘客无法求助；另一方面，乘客备案信息后，滴滴应告知司机，此趟行程乘客已经将相关信息备案到警方系统，在警方的实时监控之下，从而起到威慑效应，提高司机的犯罪心理成本。
例如一个女生晚上乘车，可能觉得有风险，可以在滴滴乘客端一键将该行程信息（乘客信息、司机和车辆信息以及行程轨迹）备案到警方系统。警方系统收到备案信息并不需要采取实际的出警行为。
其三，应由滴滴推动警方去建设该系统。因为这套系统的运作与警方现在以属地为原则报案受理系统不符，并且需要警方付出不菲的人力、物力成本，所以必要面临不少障碍。因此，有必要由滴滴从企业的角度去推动警方的行动，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滴滴可以通过与公安部或者属地公安部门（如北京市公安局）的合作来推动这件事情的落地。
类似的举措并非没有先例，多地警方已经在通过微信等工具，开展线上报警甚至直播报警的行动。互联网法院的设置，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法院原有的管辖机制。无论是警方还是滴滴，都有保护乘客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笔者相信在这一共同目标之下，该机制具有可行性。
其四，要打消滴滴报送信息的顾虑。警方这套系统的作用应仅用来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能用作查处违规网约车之用。对于滴滴而言，通过接口的方式，向警方报送信息是存在顾虑的。其中极为重要的是违规网约车的问题。因为多地的网约车管理办法过于严苛（有的甚至要求司机有当地户口），导致大量的网约车不能取得网约车运营牌照，在违规运营。多地的运管部门也在严打这种行为。
从滴滴的角度来看，其特别担心的是如果上报的信息是违规网约车信息，运管部门能拿到这个信息进行惩治，其上报信息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动力就十分有限了。因此，从乘客生命安全的角度考虑，应适当考虑到滴滴的顾虑，警方应让滴滴能合理相信这些信息仅用于保障乘客安全，运管部门不会拿这些信息来惩处违规网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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