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兴华数学/选编）
在上海市城南太卿坊(今上海市南市区乔家路)的一条巷子里，住着一户姓徐的人家，一家四口，男主人叫徐思诚，29 岁；妻子钱氏， 26 岁；有个女儿十来岁；老母尹氏， 58岁。徐思诚不当家，不主事，真正操心生计，操劳家务的是他的母亲尹氏。
1562 年4 月 24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老太太又高兴又忙活，一大清早，一个男婴降生在徐家，这就是日后成为杰出科学家的徐光启。徐光启的诞生给这个陷入困顿的家庭带来喜悦和希望，徐思诚 29 岁得子，自然高兴；乐得合不上嘴的还是老祖母。这个新生儿相貌不凡，仿佛哭声都比别的孩子响亮、 悦耳。俗话说： “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 。年近 60 的老奶奶对孙子能不特别钟爱吗 ？ 一家子仔细研究，反复推敲，最后老祖母一锤定音，给孩子起名 “光启” ，期望他长大后是个人物，能为徐家光大门庭。
童年时代的徐光启，天赋聪颖，身体强壮，也很淘气。7 岁那年，尽管家中生活艰难，还是千方百计设法送他去上学。在黄浦江边的龙华村有所村学，徐光启就在这里念书。自徐光启降生以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老祖母为穷困所迫，也为孙子前途着想，虽然60 多岁了，居然和儿媳一起一人一辆纺车，起早贪黑地纺纱织布，养家糊胡口，一家人含辛茹苦，日夜操劳。当徐光启年龄渐大，有了知识和思想以后，顽皮虽然依旧，却比富人家的孩子早懂事得多，由于受家庭的激励和影响，学习也就更加奋发向上了。
徐光启的父亲中年才开始 “课农学圃” ，劳作之余，或肩肿腰酸时，喜欢到老农家串门聊天，请教种田知识；心情好时，会带着儿子一起去。在瓜藤架下，篱笆两旁或农家小院，看雏鸡争食，鹅鸭戏水，听老农诉说水旱蝗灾，忍饥挨饿的惨状；也听老农对父亲讲解耕耘，播种，施肥等方面的经验。他年纪虽小，有时也多少参加一些辅助性的农业劳动，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徐光启一生比较接近并同情劳动人民，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无疑同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勤劳家庭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贫困而又多彩的童年生活，养成和锻炼了他勇敢、 好奇和坚毅不拔的性格，激励了他的求实精神，激发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为他后来一生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 岁以前，他一直在龙华寺村学读书， 16 岁他已不满足村塾先生教的课程，就到学问很好的黄体仁老师那里去学习。他 “敏而好学” ， 成绩优秀，黄老师非常钟爱他，并寄以厚望。1581 年，他正好 20 岁，到金山卫参加县学考试。为了这次赶考，父亲买了布，给他缝制了新衣服；母亲替他准备了干粮，临行时年迈的奶奶扶着拐杖，送出大门口，为他拽拽衣襟，摁摁纽扣，颤颤巍巍地递给他一包零钱，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榜上有名。
赶考的童生，有的骑马，有的坐轿，还有书僮挑着行李，徐光启自己挑着行李，步行前往考场。
皇天不负有心人，徐光启一举考中秀才，取得了最低等的功名和科举的资格。明代的秀才就是县学的生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经济上也能得到官府的一点津贴，享受部分免粮免役的待遇。这可以多少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更重要的是给了祖母和双亲精神上的莫大安慰。
徐光启在考上秀才的同年结了婚，第二年生了儿子徐骥，可谓双喜临门，使这个勤劳而贫穷的家庭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妻子吴氏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又贤惠又能干。 “操家有方，节俭自持” ，麻衣布裙，生活俭朴；又是心灵手巧的纺织能手。婆媳三人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一家人的衣食，这样贤慧的媳妇颇得公婆的欢心，更是徐光启事业上的贤内助。若干年后，徐光启以无限感激的心情说： “椎髻挽鹿车，政赖鸿妻。 ” 可以说徐光启事业上的成就，也熔铸着他妻子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寒窗穷经，进士及第，这是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徐光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在科场上求取功名。他 20 岁中秀才，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从中秀才到举人，经历了16 年，再中进士又熬了7 年，前后23 年。
1597 年徐光启陪其学生赵公益一起北上参加顺天府的乡试去了。这已是他的第六次乡试，终于一举夺魁，一鸣惊人。他的老师焦？慧眼识英才，把徐光启从落卷中一下子提到第一名。并由他推荐，徐光启的试卷被编入《读墨简练百篇》，一直被秀才们当作范文诵读。那时，对主考官称为座师，徐光启对其座师焦？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师生之间情谊深重，交往密切。徐光启在科举的坎坷艰险的道路上，总算成功地登上了第一个高峰。
1604 年徐光启进了翰林院，开始了三年庶吉士的学习生活。从此他可以不再为生计而劳心，摒弃一切没有实用价值的杂学，专心致志地去学习研究他所酷爱的自然科学了。徐光启经常布衣徒步到利玛窦所住的宣武门天主教堂请教，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话的内容除了天主教义，便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他向利玛窦学习的范围很广，诸如数学、 天文历法、 火器、 水利，凡是利玛窦能教的、 徐光启又认为有实用价值的，他都有浓厚的兴趣。
徐光启建议，既然已经印了不少有关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的书籍，现在就该印行一些有关西洋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利玛窦的书架上，徐光启发现了《欧几里得原本》这本书。徐光启知道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其著作集几何学之大成，被西方人誉为数学的经典，全书共十三卷。徐光启本来就对数学有很深的研究，中国古典数学早已烂熟于心，他明确地认识到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因此他迫不急待地鼓动利玛窦尽快把这部西方数学名著译成中文，以供更多的中国人学习研究。
几经辩论，商讨后，利玛窦才勉强答应着手翻译科学著作。可是他主张先翻译天文历法书籍。而徐光启则认为：按照科学本身的要求，应该先译数学书籍，特别是欧几里得的那本书， “此书未译，其他书俱不可得论。 ” 利玛窦终于被说服决定先译《几何原本》。
1605 年冬或 1606 年初他们开始合作译书，酷暑严寒， 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这一年，徐光启45 岁，利玛窦 55 岁。一个是已经贵为翰林的中国科学家，一个是须发皆白的洋人传教士。这位外国老人一会看书，一会讲解，有时停顿下来，对书沉思；这位中国中年学者，则面前铺着纸，手中拿着笔，聚精会神地听着，字斟句酌地写着。
一年之内三易其稿，终于用清晰而优美的中文将这部世界数学名著的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翻译出来。1607 年，《几何原本》翻译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徐光启对科学真理的渴望，而且表明了他独具慧眼的卓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数学偏重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而缺乏严密的系统的数学理论。《几何原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逻辑推理的说服力和科学结构的严谨性，正好弥补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不足。
《几何原本》的出版，是西方数学名著被译成中文的第一部书，也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几何学著作，它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作用。从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的 200 年间，成为许多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物。在清代，从数学大师梅文鼎到李善兰，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在现代，中学几何课本，也是根据它改编的。
徐光启曾因没有译完《几何原本》后九卷而深感遗憾。他在跋语中写道： “续成大业，未知何日 ？ 未知何人 ？” 直到 1857年，才由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成全书，完成徐光启未竞之业。
1607 年，徐光启的父亲在徐光启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后不久，便在北京病故。徐光启以天主教的仪式在北京举行丧礼后，扶柩南归，开始了他三年的守制生活。守制期间，他摒绝一切交往，埋头致力于科学研究。他运用《几何原本》的原理和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数学，写成《测量法义》、 《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三部著作。这项工作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他把中国的数学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回乡守丧的第二年六月，江南连日大雨，江湖泛滥，原野一片汪洋。农田淹没，稻谷无收；房屋倒塌，没有安身之处。水灾过后紧跟着就是饥荒、 瘟疫、 粮价上涨，死的死、 亡的亡，活着的无衣无食，卖儿卖女，四处逃荒。上海县城的大街小巷，也挤满了沿街乞讨的难民。
徐光启是个基督徒，他信奉上帝的仁慈和博爱；但他更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政治家和忧国忧民的科学家。在籍守制的官吏一般是不过问政治的，徐光启却毅然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建议拨款赈灾。
这些日子，徐光启在苦苦地思考一个问题：大灾之年不必说了，就是没有天灾，广大的贫苦农民不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吗 ？ 如何给他们一些帮助呢 ？ 他当然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质，但他以科学家的敏锐曾做过如实的统计和入木三分的分析。最后他得出较为现实的办法，是寻找一种能帮助农民度荒的高产的粮食作物，平时可以填饱肚子，遇上灾害也不致于再发生刚刚长出四颗小牙的娃娃咬下妈妈奶头的惨事。正当徐光启心急如焚冥思苦想的时候，从福建来了一位姓徐的客商，客商是他多年前的朋友。聊天时，客商见他面容憔悴忧心忡仲，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倾吐了心事，客人为他的悲天悯人所感动，向他介绍了一种福建出产的高产作物。这种作物叫甘薯(红薯) ，是从海外传来的种，和当地原产的山薯茎叶相似。但甘薯的秧蔓葡伏在地上，它的块根圆而长，甜而香，适合山坡高岗栽种，不怕台风，不怕干旱，比稻麦的产量高出几倍，吃起来甜甜的，像蜜一样。徐光启听后很高兴，请求客人再来时，务必带一些秧来，他想在上海试种。
福建莆田的客商是个言而有信的热心人，果然第二年春天就带来了种薯和种秧。
于是人们发现有一个身穿麻布孝衣的中年人，穿着坎肩，赤着双脚，挑着粪桶，拿着锄头，在双园忙得满头大汗。锄草、 施肥、 培土，有时还在地上记着什么。最初的实验并不一帆风顺，几次实验都失败了。乡亲们虽然钦佩他的精神，却也不免投来怀疑的目光，或者连连摇头。亲友也常劝他停止试验，说什么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水土不服再试验下去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徐光启却不气馁。后来，他想出了个办法，要蒲田客人买好薯秧后，秋天造一只木桶，把薯身栽在木桶里，开春后连桶带泥携来，再剪藤栽到地里。几经曲折和艰辛，终于试种成功。入夏，地里长满薯藤，油黑碧绿，地上像盖了一床翠绿的被子，甘薯在异乡的土壤里做着多子多福的梦。秋天到了，叶黄了蔓儿干了，地皮裂了，挖一棵一嘟噜，最大的有碗口那么粗，洗去泥咬一口又甜又脆，煮熟了，咬一口，有的干面，像栗子一样香甜；有的剥开皮，红红的瓤，如糖似蜜。一亩收数十石，比稻谷产量不知高多少倍。亲友邻里纷纷来徐家品尝，请求他介绍种植的经验。
徐光启对甘薯的评价极高，认为农家不可一年不种，除稻麦之外，在杂粮中甘薯应占第一位，是度荒最好的高产粮食作物，应在全国广大地区宣传推广。然而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劝说去介绍，于是他以当今翰林的身份，编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 — —《甘薯疏》，总结了在上海试种的经验。在这本小书里，徐光启系统介绍了甘薯的栽种技术— — —种秧、 时令、 土宜、 耕治、 栽种、 施肥、 剪蔓等方法和注意事项。他还从甘薯的生长特点、 性能、 食用方法和副食利用等不同的角度，总结了甘薯的十二大优点。《甘薯疏》问世后不但在国内广泛流传，还传到日本、 朝鲜等国，可惜后来在国内失传了。
他曾预言甘薯在黄河以北也大有发展前途。北方种甘薯，难的是留种，他认为倘在地窖里收藏薯种，比江南还方便。18世纪以后，黄河流域也普遍种植甘薯，如今则无论沂蒙山区，还是华北平原，到处都种有甘薯。
继《甘薯疏》之后，徐光启又写了《芜菁疏》。芜菁又名蔓菁，也有称它大头菜的。由于产量高，也是一种度荒的好东西，明代以前只限于北方种植，若在南方种植，不过二三年，块根就会变得白菜根那样小。徐光启离京时，特意带了些芜菁种子回乡，第一年试种，果然它的块根像白菜疙瘩那样小。第二年试种则更小。几经实验， 仔细观察，终于找到了变小的症结。原来，芜菁在南方打籽时多在芒种以后，正逢梅雨季节，日照不足，加上温度低，湿度大，种籽不实。先天不足密植少粪，难怪长出来的蔓菁瘦小枯干了。
徐光启几经曲折和艰辛，选育良种，适应时令，改进栽培技术，终于试种成功。芜菁的块根有小孩头那么大，被人称为大头菜。徐光启用他的科学实验，否定了前人的定论，证明不但南种可以北移，北种也可以南移。再一次表现了他反对墨守成规、 勇于探索的精神。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12 月，徐光启守丧期满，回京复职。那时要求修改历法的呼声很高，他对修历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于是便全身心地投入修历的准备工作。
但礼部关于修历的奏疏送上去以后，万历帝一直没有批复，修历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修历碰壁之后，徐光启的科研重点转移到水利学方面来，其间最大的收获是撰写出版了《泰西水法》一书。
《泰西水法》的问世对发展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成为我国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有关农田水利科学的著作。
1613 年春，由于魏忠贤阉党专权， 徐光启被迫暂时中断了科学研究。秋天他请了病假，离开北京，到天津屯田去了。
数年来，北方各省旱灾惨重， “一岁灾，人相食” ，他深深自责，感到愧对农民父老，平时没有尽到 “劝农积栗” 的责任。出于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和高度责任感，他决心在天津搞出一点名堂来，即使是 “摩顶放踵” 也在所不惜。然而他的计划得不到官方和社会的支持，赤手空拳，徒有热心，只好凭个人之力从事农学研究了。天津屯田，重点是进行水稻的引种，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兴修水利。《泰西水法》是否实用，将面临一次生产实践的检验，他参考中西当时所有的用水之法，又经过实地勘测，认为天津的荒地可以开渠种稻，地势低而近河，可作岸备涝，水车防旱。他运用当时最新的水利工程技术，获得成功。
天津滨海，大都是盐碱地，在盐疙瘩上种稻关键是 “蓄” 和 “泄” 水的问题。灌溉的操作方法是灌田时先放淡水一遍，使其冒热气，把盐碱蒸发后，马上放掉这遍水，然后再换上新水，栽种就可无妨。
开始时，他用南方稻种用的是干大粪，结果稻秧疯长，根大如斗，含胎不秀，竟至不收，因而失败了。徐光启分析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粪多力猛，新地不当粪力，南种土性不宜。试种失败迫使他进一步去研究土壤，施肥和种子三者的关系。第二年他改用麻糁作肥料，结果虽然身棵不大，可每亩收获了一石五斗，试种初步成功。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使他认识到因地施肥的重要性。对南北施肥异同的仔细观察，对各种施肥的效果，亲作试验，作出记录。
开荒种田，第一年是要赔本的，第二年如果没有收成，像徐光启那样没有多少资本的人就很难维持了。所以开始时他很慎重，只在生荒地上小面积试种水稻，而在江(海河)内的熟地上大面积种麦。1614 年播种冬小麦， 1615 年喜获丰收。这时徐光启邀请和雇来劳动力，种麦 800 亩，忙时雇些临时工，他和他们四六分成，农庄建立起来了，生产和试验都上了轨道，他从老家请来一位叫陈大官的人，管理他的农庄，他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业科学的各项研究上。他除了种麦、 种稻、 种豆，还在天津试养了春蚕。
从1613 年秋末冬初到1617 年7 月徐光启奉职回京。他在天津屯田三年，每日早出晚归，手不离锄，肩不离锹， 不畏蚊虻的叮咬，不嫌肥料的恶臭，亲自参加田间的劳动。
夏日的骄阳把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冬日的海风把他的手脚吹得裂口子，鲜血直流。白天，他走街串巷，访问老农；晚上博览古今农书，思考，比较，总结，把经验记在笔记本上。
这一时期，他不仅积累了大量经验、 资料，而且洒在荒滩上的汗水也变成了金灿灿的稻谷，屯田逐渐走上轨道。他原想回上海老家看看，因病未能成行，身体尚未康复，就接到复职的命令。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年)五月，他结束了在天津屯田的生活，回到北京。
确切地说，他只是暂时中断了津门屯田，不久他还会再来的。
正当他收拾行李准备回京复职的时候，南京教案发生了。6 月，南京礼部侍郎沈誛上疏要求驱逐外国传教士，上疏中特别提到，西洋传教士 “妄为星官之说” ，借大讲天文历法以惑众，不但市民百姓信教的很多，就是士大夫也有人信仰。要求将为首的传教士“依律究遣” ，其余的 “立限驱逐” 。
万历皇帝对于驱逐外国传教士并不热心，沈誛却连续三次上疏，在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和授意下来了个 “先斩后奏” 。在南京拘捕了王丰肃等 20 余名传教士，以他们是白莲教余党的罪名，请旨严办。1617 年2 月 4 日，皇帝诏谕严治，将在南京的王丰肃和在北京的庞迪我、 熊三拔等押解出境。据天主教方面的记载说， 1616 年8—9月间，徐光启还在设法周旋的时候，方从哲给沈誛一封密信，指示他 “不防先拿获监禁，然后再请旨治罪” 。徐光启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给他儿子写信，说如果西洋传教士有逃到上海的，就收拾西堂给他们住。在北京，因为传教士龙华民未被指名，徐光启就把他藏匿起来了。第二年，沈誛去官，南京教案也就逐渐平息了。
庞迪我、 熊三拔等被驱逐，死在澳门。徐光启翻译与研究西洋科技的计划，遭到挫折而暂停下来。不久被派往宁夏册封庆王，长途跋涉，往返四月，劳累过度，又受风寒，病倒了。他谢绝庆王的馈赠，违反惯例，在有些人眼里不可理喻，于是闲言四起，徐光启不堪忍受北京庸俗的空气， 1617年秋，他请了病假，再度回到天津屯田。
这次来津，他的农庄已初具规模，有陈大官等人代理经营，他不必过于操心。一面养病，一面总结屯田经验，研究的重点则是施肥问题。他把北京、 天津、 真定、 济南、 东昌、 沂州、 三吴、 崇明、 浙江、 江西、 福建、 广东等地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粪壅规则》。这在鄙视体力劳动，过粪堆而掩鼻的士大夫看来，这本书恐怕都带臭味。然而，种田人却喜欢它，徐光启本来就是为盼望增产的农民写的书 ！ 徐光启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
比如，《粪壅规则》记载，天津海河边上的人说 “灰上田惹碱” ，又有人说，菜田施灭也不好。经过再三实验，果然是这样。草木灰带碱性，再把它施在盐碱地上，当然不妙。
这一次他在天津住了不到一年， 1618 年 6 月因辽东前线吃紧， 他奉旨回京。1621年通州练兵失败，他第三次来天津屯田，他可称为半个天津老乡了。当人们咀嚼着香喷喷、 油光光、 亮晶晶的小站米干饭时，往往以崇敬的心情怀念他，讲述他在天津屯田的故事。
1621 年(天启元年) ，徐光启回上海休养，一住就是六七年。p这期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把持朝政，本来就已是腐败不堪的明王朝，此时朝政更加乌烟瘴气，混乱至极了。
徐光启虽然把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时时挂在心头，然而阉党当道，报国无门。
生无媚人之骨，不愿同流合污，只好在家闲住了。
政治上的失意，却使他有几年空闲时间，利用在学术上，将数十年来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心得加以整理，写成煌煌巨著《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原名《农书》或《种艺书》。全书 60 卷， 50 余万字，分 12 个门类，即《农本》3卷，《田制》 2 卷，《农事》 6 卷，《水利》 9 卷，《农器》4 卷，《树花》6 卷，《蚕桑》 4 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 4 卷，《牧养》 1 卷，《制造(食品国中工)》 1 卷，《荒政》 18 卷。
《农政全书》具有三大特点：
1 . 把个人的研究成果和前人的经验融为一体。 “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是本书最大特点之一。 “杂采众家” ，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农师耕夫” 之言。徐光启从 20 岁开始就对农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南到北，行程万里，每到一处就访问 “老农” 、 “老圃” ，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并随手记录下来。年长日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是阅读和辑录古往今来的有关农学的书面资料，据统计，《农政全书》共引用 225 种文献。至于未注明征引来源的还不包括在内。可以说，它是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集中了中国古代农书的全部精华。
2 . 《农政全书》与以往农书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从国家政策的高度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它要解决“富国化民” 的根本问题，寻求使国家富强的救世良方。着眼点是在 “农政” ，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力量，发展农业，提高产量，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的根本目标。
3 .徐光启力求用科学的方法，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试验的方法和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力求找出自然规律，认识发展趋势， 预告将来的变化。比如他对蝗灾的研究，他搜集了史书上从春秋时代至明代万历以前所有关于蝗灾的记载， 用历史统计方法，进行整理分析，获知蝗灾发生时间多在农历四五六月，从而得出蝗灾最盛行于春夏之间的规律。又通过对受灾地区的统计，提出蝗虫发源并生长于沼泽地带的论断。在方法论上也大大超过前人。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晶。他几乎倾注毕生的精力钻研农业科学。数十年如一日，广咨博询，考古证今，在上海的双园和天津的农庄， “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 ，通过试验来验证书本上的知识和老农介绍的经验，再加深入地研究，寻求规律、 得出结论。实践出真知，《农政全书》既不是道听途说，也不只是抄古书，它是徐光启切切实实的科研成果，是我国古典农业科学史最完备、 最杰出的一部总结性的代表作。
由于某种原因，这部科学巨著在徐光启生前未能出版。在他逝世六年后，由陈子龙等人整理校刻问世，并题名《农政全书》。陈子龙等人对此书的贡献，功不可没。徐光启生前，此书尚未完全定稿，有一些内容重复而未及删定，有些略而不详未及增补。陈子龙等在整理过程中，删去了十分之三，增加了十分之二，使这部书臻于完美。
1633 年11 月 8 日(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 ，在科学王国的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殒落了。一代杰出的科学家— — —徐光启，与世长辞，享年 72 岁。
这年春天，徐光启胃病发作，来势很猛，一连数天不能进食，喝水都会呕吐。他浑身疼痛，有时昏迷不醒。1628年 8 月他奉旨来京，没带家眷，数年来，只有一位老仆人服侍他。72 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心力劳瘁，病体不支，仍然抱病工作。他自知苍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与病魔搏斗的同时， 争分夺秒地工作，把该做的和该交待清楚的事一一做完。从 9 月11 日病倒至 11月 8 日长眠，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完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工作。身倚病榻，伏枕执笔，继续修改和审批尚未进呈的 60 余卷历书。将入阁以来撰写的有关国家大事的奏疏稿辑成《纶扉奏草》；将有关现象，修历的疏稿辑成《清台奏草》。
徐光启去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简陋的住屋里，仅有一只陈旧的木箱。
打开一看，里面是几件旧衣服和一两白银。此外只有大量的著作手稿和书籍了。翻开床上的褥子，已经破旧不堪。这就是一代杰出的科学家，当朝一品大员徐光启的物质生活和全部家私 ！
1634 年(崇祯七年)初，徐骥扶柩南归，暂厝于上海县城南门外双园别墅。1641 年，营葬于上海县城西门外十余里的土山湾西北， 即现在徐家汇的徐光启墓地。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重加修葺， 195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又进行整修， 1978 年辟为南丹公园，1983 年改名光启公园。墓地石坊上雕刻着一副对联：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这副对联对徐光启一生事业做了恰如其分的概括。
“盖棺之日，囊无余资” ，他没有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却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而巨大的文化财富。
*文章选载自《中华名人百传》，由夏于金、许光宏主编。
【来源】好玩的数学
微信号：math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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