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中，“碑”和“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碑”的原意并不与现代意义的书法有关，而是指没有文字的竖木，在其上穿孔，作为下葬之用，唐陆龟蒙《野庙碑》中有:“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来演变为竖石(“基表”),不管是木还是石，都能起到标识方位的作用，有时还可用来观日影，测时间等。碑上的文字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无字碑，到书刻死者姓名、籍贯等少数字，到汉代臣下为君王歌功颂德而在墓表之上书刻大量文字(即“基碑”)，由此衔生出纪事碑、功德碑、刻经碑、祭祀碑等。现在我们常说的“碑”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碑”泛指各类形制的石刻文字，如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石阙铭、造像记、画像题字、界石、刻经、等等，它是一种石刻的集合名称。狭义的“碑”是指石刻文字的种，是经过精心磨制、有一定规格尺寸和形制的长方形竖石。
“帖”的最初含义为种文书，《说文》释为“帛书”，即在文书卷上作标签的帛书文字，所以“帖”
从“中”。后来这种标签文字逐渐演变为小篇幅书迹，一般写在素、帛、纸上。“帖”作为“法书”层面的称谓是在魏晋到隋唐时期，这时候的“帖”即“法书”是指在纸上书写的真迹，或真迹幕本。唐以后所谓“帖”多为刻帖拓片，所以“帖”在后世实际上也是指一种专门的刻石。史载最早的刻石是南唐徐铉所刻《升元帖》，米芾提到《江南十八家帖》，但因这些帖只在文献中有载，而无实物相传，故学界有疑。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帖为宋徽宗时所刻的《淳化阁帖》。
不管是刻碑还是刻帖大都出自专业刻工之手，其内容多为正统文字或名家基迹，所以佳善碑帖历来备受学者褒之。把碑或刻帖拓于纸上，为后来者受用，即碑帖，也就与书法联系到了一起。《西狭颂》就是一则著名的摩崖刻石，在“碑刻”大家族中，“碑”(狭义上的碑)与“摩崖”虽同属一类，但其审美特色却大不相同。这主要由其形制和制作方式的不同而引起。“摩崖”，即表面不平的山体表层，在其上镌刻文字，因山体本身机体的物质构成和质地不.，造成了镌刻的难度有深浅之别，有时为了避开坚硬的石质而脱离汉字应有的理性造型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客观上用笔的误差，所以摩星刻石除了要遵循汉字的构成原理外还要考虑到大自然的情况，这是“碑”类刻石所不需顾虑的。
当然也正是因为后者才使“摩崖”碑刻往往更有绚烂迷人的风采，它往往具有一种意外之趣。再加上自然界的风化剥蚀，千余年前先人凿刻痕迹已无踪迹，只剩下一条条浑拙苍茫、古朴奇诡的线条在交叉飞舞。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客观“人”的创造性价值的深沉的外化。而相比下“碑”，“人”的这种创造性价值的外化则明显得多，因为“碑”的制作条件比较优越，首先是表面光滑平整，线条的细微之处也可深人刻画，另外其规整的形式也造就了均匀稳安的章法。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惠安西表》，位于甘肃成县天井山栈道中。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6月13日刻。《西狭颂》是为表彰李翕修治西狭险路之功绩所刻。20行，行20字。《西狭颂》的整体气息雄浑宽博、疏宕瑰丽，其与《石门颂》《郁阁颂》在东汉碑刻中被人们合称为“三颂”，皆为摩崖石刻，但风格有别。“三颂”的线条虽然都具有浑厚圆劲的效果，但在沉稳爽利、波挑丰富方面，《西集颂》显然要胜过另外两颂。下面具体来看一下《西狭颂》的风格特征。
一用笔。《西狭颂》的线条凝重深厚、朴茂丰腴，这种效果要通过逆人平出、缓缓送出、笔笔到位的方法来表现。在运笔过程中要有提按顿挫的变化。起笔力度较大，笔形以方为主、以圆为辅：中段行笔较为平缓，不需过大起伏:收笔处要矫正笔形，气沉其中，不使外泄，如此行笔能使线条呈现沉郁含蓄、稳如磐石之气象。在隶书的特征笔画一波画中，《西狭颂》的变化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或方笔行进自始至终、或圆起方收、或方起圆收，波尾或折笔重顿，或尖锋拉长等时出妙姿。临习时在用笔方面要注意为了表现线条的厚重，其力要扎实内敛、不可拖泥带水，臃肿无力。还要注意用笔的朴素，动作不可过多，以防线碎。
二、结构。《西狭颂》在结构上的博大精深几乎是所有其它汉碑所不易达到的，它是医治弱小格局的剂良药。从客观形体上看，《西狭颂》方正饱满，内松外紧。笔画安排横平竖直，扎实停匀，极其讲究整体势力的对称和均衡。在各种线条的穿插摆布中，不去过分强调对比要素的并列，而是把微妙的矛盾对立通过各种走向的线条来相互牵扯消隐，从而达到“貌实意虚”的“疏宕”的审美意蕴。但不要为表现疏朗而疏朗，拉开线条之间的距离。要在线条内部关系和空间分割构成的联系上用意。
所以在我们学习隶书的时候，临习(西狭颂》时要多取大字练法，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力弱局小者可通过《西狭颂》的学习开拓更广阔的表现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