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难以置信》 2021年刚刚到来,而在这个新的一年,丹麦女性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极具历史意义的新年礼物:自2021年1月1日起,丹麦将实施经修订的法律条款,将“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定义为“强奸”,将“Yes means Yes”进行了法律层面的确认。 而在此前,加害者使用暴力、威胁或胁迫,或在受害者失去抵抗能力时强行发生性行为才被界定为强奸罪。
在古代世界的强奸罪语境里,女人都非“人”而是客体,只不过在东方和西方是不同的客体罢了:贞操的载体、男人的财产、或婚姻制度得以运行的工具。与中国自隋唐至清末沿袭一系列相对同构的封建法律不同,自12世纪开始,西方已经开始逐步讨论:将女人视为纯粹的财产是否合理?法律开始逐渐思考,该把女人当做人看了。——但“做人”这个简单的需求,对历史中的女人来说仍预设了大量的前提。我们耳熟能详的“No means No”和“Yes means Yes”实际上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上个世纪70年代)才获得的大规模讨论,在此前——甚至直到现在——在很多国家,女性要证明强奸罪成立,仍要跨过两种主要的法律障碍:第一种障碍,是需要证明自己进行了抵抗。即使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也做过这样的厌女比喻:性行为是剑和剑鞘的关系,如果女人拼死抵抗,强奸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正是基于这样傲慢的观点,许多国家(比如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曾经规定,如果女性在强奸发生时没有拼死抵抗,强奸罪就无法成立。注:“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及“海洋法系”,是一种由英格兰古代开始发展而成的法系。以英国为首的,以及所有现在或以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或属土、或英联邦国家,均采用这种法系。
图/《日本之耻》而这一切,为什么都要受害者来做?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中获得了选举权的女性把目光转向了法律,提出了“No means No”——在女性提出反对时,性行为就必须停止。而进一步地,也有观点对“No means No”提出了批评:这仍然要求了受害人来背负主动叫停的义务,是对第二阶段立法模式不完整的反抗。基于此,“Yes means Yes”的模式应运而生:沉默不代表同意,当女性没有反抗的时候,不能理所应当地推知她是同意的。受害者不需要负有证明自己表达了反对的负担,证明女性表达了“yes”的义务需要加害者自己来完成。可以说,“No means No”假设了“女性的身体不断被侵入”是常态也是前提,在这种前提下说“不”就需要停止;而“Yes means Yes”则预设了女性的身体本质上是自洽、自得和自主的状态,只有在女性说“Yes”的时候,性行为才得以完成。
图/The New York Times而在欧洲,2004年3月,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MC诉保加利亚案”(MC v. BULGARIA)也推翻了“暴力”与“抵抗”在强奸认定中的必要性:一名保加利亚的14岁女孩在和3个男性友人出游时,一个男性在车上实施了强奸,一个在途中的住宿地实施了强奸。加害者都是20岁左右的男性,与受害人相比有悬殊的力量差距,因此在两次强奸中,受害人都是没有力气抵抗甚至不敢叫喊的状态。在审理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对方非自愿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行为,就是对性自主权的侵犯,暴力、反抗不是构成强奸的本质要素。在汹涌的女性觉醒及女性力量崛起的浪潮之中,“Yes means Yes”原则逐渐走进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立法实践。除了瑞典、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日本也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性交定罪中取消了暴力及胁迫要素。
图/generocity.org当然,“Yes means Yes”,仍然不是终点。且不论有很多国家仍然处于第二阶段以及向“No means No”转型的阶段;即使已经实现了法律规定上的“Yes means Yes”,何等同意可以被视为“Yes”?在往往具有私密性的性行为中如何取证?这些更为细节的问题,仍然可能困扰着实践中的人们。与此同时,即使抵达了“Yes means Yes”,也有学者不断反思和批评:“同意”这一话语,是不是本身就在巩固和复刻着性行为由男性发出、女性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接受的刻板印象?
写在最后
“强奸罪”在法制史的演变,记载着几千年来女性如何一步步从“物”到“人”,再从背负着完美受害者义务的人,到更加完整自主具有尊严的人。西方女性获得选举权,不过百来年;我国女性大范围走出家庭、参与劳动,不过数十年。无论是“No means No”还是“Yes means Yes”,逐渐进入法律也不过近几十年的时间。或许现在的我们,穷极一生仍不足以见证终点,但女性作为人真正完整的权利,将仍是不断拓宽我们想象、激励我们孜孜以求的那个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