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瓛（音huan环，1312？—1376？），湖北松滋下九都人。古下九都者,今街河市也。
瓛天资聪颖，笃学博览，文韬武略，才智过人，少有大志，跟随者众。组织团勇，伺机称雄。
元末，吏治腐败，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大批蒙古贵族抢占土地，加上连年灾荒，更使得百姓破产流亡，无计可生，致使民怨沸腾，盗贼蜂起，群雄割据，社稷摇摇欲坠。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人刘福通（今安徽省阜阳市）率众发动红巾军起义。八月，彭莹玉、徐寿辉等人于湖北蕲州发动“西系红巾军”起义，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八人在徐州发动起义。次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发动濠州起义。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攻下沔阳府，继而占领中兴路（今荆州地区）各县。由是，不惑之年的傅瓛，与长婿赵应三一起，率众揭竿而起，参加徐寿辉“天完”（天完，大元二字各添加一横与宝盖头，意寓灭亡元朝）起义。
初，瓛与胡廷瑞（后为避朱元璋字，改胡美，亦名胡廷美。沔阳人。）等一起，投奔陈友谅麾下。至正十八年（1358年），一路攻下安庆，又破龙兴、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连克湖广、江西诸郡县直至占领杭州，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于采石矶称帝，改旗易帜，国号“大汉”，并设置“大汉”江西行省，任命胡廷瑞为丞相，祝宗为平章政事，傅瓛为参知政事，驻守龙兴（南昌）。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朱元璋征伐陈友谅，谅不敌，败退至武昌。
由于陈友谅“大汉”将士多数为徐寿辉旧部，他们对陈友谅弑主篡权夺位的行为深为不满。其时，胡廷瑞与傅瓛等决定投奔真主，归顺元璋。主意已定，便派使者郑仁杰到江州（九江）向朱元璋请降，并请求不要解散其部众与编制。元璋欣然允诺，随即吴宏以饶降，王溥以建昌降，胡廷瑞以龙兴降，并遣郑仁杰为使，至朱元璋军中纳款归附。次年春，朱元璋至南昌，收编胡廷瑞与傅瓛等，并各任原职，瓛仍为参知政事。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朱元璋委任邓愈为江西行省参政留守洪都，万思诚为行省都市佐之，他自己带着江西行省原班底人马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傅瓛、潘友庆等，回到了南京。
关于这段经过，《明太祖实录-卷十》有记：“辛卯。上既定洪都乃经度城守以旧城西面临水不利守御，命移入三十步东南空旷复展二里余，以邓愈为江西行省参政留守洪都，万思诚为行省都市佐之，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傅瓛、潘友庆等从上还建康。”此为《明太祖实录》第一次出现有关于傅瓛之记载。至此，傅瓛在朱元璋麾下，担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一职，业已两年。
洪武元年（1368年）春，大明王朝建立。据《明史》卷一百九“表第十·宰辅表一”记载：中书省最初的原班人马是：一品左右丞相两人：李善长、徐达；从二品平章政事四人：常遇春，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正二品左右丞两人：赵庸、王溥；从二品参知政事四人：杨宪、傅瓛、汪广洋、刘惟敬。
“宰辅表一”对参知政事四人每人下面分别有注：杨宪（五月署汴梁省事），傅瓛（八月免），汪广洋（十二月到任），刘惟敬（十二月到任）。
从中我们得知：在大明王朝建立时的中书省班底，总共十二人，其中有三人来自原江西行省，并且依然是担任的原有职务：胡廷瑞，平章政事；王溥，右丞；傅瓛，参知政事。而且这套班子，在明朝建立之前一年，业已形成。
而且，吴元年之前，据以下记载，傅瓛仍然是参知政事。《续资治通鉴·元纪·元纪三十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春，吴王命中书省录用诸司劾退官员，省臣傅瓛等言：“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辈皆以迂缓不称职为法司劾退，岂宜复用?”王曰：“人之才能，名有长短，故致效亦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而于民则无所损也。”命复用之。
《明史·志第六十九·刑法一》：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 “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1、上文中的吴王，指朱元璋。“吴元年”，即1367年，也就是洪武元年之前，至正二十七年。
2、洪武元年一至四月，参知政事只有杨宪、傅瓛两人。
3、洪武元年五至八月，参知政事只有傅瓛一人。
4、洪武元年九至十一月，参知政事一职空缺。
此时，官职级别有个微小变动。吴元年(1367年)以前，百官是以右为尊，比如右相国（相国即丞相）李善长比左相国徐达要大一些，虽然级别都是正一品。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改百官礼仪尚左，左为尊，右为卑。于是李善长变成了左相国，徐达为右。
如是，李善长等同于现在的开国第一任总理，徐达为第一副总理。但实际开工资时，徐达年薪为5000石，李善长为4000石，反而少了一千石。这是因为，天下还未统一，还要武将们外出征战，这一千石好比出差补助。
此时的中书省，十二人还分三个级别：李、徐两相国正一品，其他10人虽然都是“副总理”，但级别不同，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从二品。这时候，徐达、常遇春，胡廷瑞、赵庸等武将们还在外面打仗，汪广洋等还在江西担任省参政(相当于今省长)，中书省真正办公的就是李善长、王溥、杨宪、傅瓛四个人。这时左丞相已老，57岁，且抱病在身，傅瓛次之，56岁，同病相怜。中书省“干部”严重老化、缺位。
我们还能进一步推算出，直到此时，傅瓛从朱元璋江西行省与过渡时期的中书省直至洪武元年开国时一直担任参知政事一职，即从归顺之日1361年底至1368年8月。累计长达六年零八个月之久。
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撰作诏令文书。明初沿袭元制，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领辖六部，职权甚重。
傅瓛任明朝中书省参知政事，除了以上职责外，还要协助定刑律、制礼仪，又兼詹事同知，辅教太子。史载，洪武年初，朱标被立为太子。朱元璋对朱标极其爱护，命詹同考历代东宫官制，并选拔功勋道德老成者兼领东宫，辅导太子。其中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胜（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美（胡廷端）、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溥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瓛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同知左右率府事，大都督府事吴桢、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不再与东宫外另设府僚，意在朱元璋外出征战期间，由太子监国、方便各将军丞相辅佐。此外还在宫中特设大本堂，贮藏各种古今图书，让诸名儒轮班为太子和诸王讲课，并挑选国子监学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多个才俊青年伴读。
至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傅瓛参知政事一职何故被免？身体原因？排挤原因？太祖杀戮？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身体欠佳的原因。
据《湖广通志·卷五十三》： 明傅瓛，松滋人。吴元年授江西行省。陈友谅既平，历官忝参知政事，与李善长定律令，务从简当。洪武元年上郊庙议时，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帝谕修省。瓛以天心仁爱为对，因以调爕有乖，引罪自居。于是，诏中书省及台部集耆儒，讲求弭灾事宜。
又据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即傅瓛刚免职之际，朱元璋出《求贤诏》曰：“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知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报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歟？朝廷之疏于礼待歟?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歟?将在位者雍蔽,使贤者不上达歟?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紧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按《湖广通志》所说，傅瓛是朱元璋贴身近臣，一时戏言，不足以问罪。我们不能低估一个开国明君从谏如流包容四海的博大胸怀,也不能低估一个与之相处六年之久的老宰相的聪明睿智。朱元璋的年纪与李善长、傅瓛分别相隔十六、七岁，与两个老臣，虽是君臣，情同兄弟。从《求贤诏》可以看出,瓛隐退之际,天下甫定，正是朱元璋求贤若渴之时,并无杀戮文臣之心。且从九月一直到十二月，将近三个月才由汪广洋、刘惟敬补替参知政事一职的空缺。也就是说，朱元璋事先并未作好傅瓛退下的准备。由此推断，傅瓛从参知政事位置上退下来，极有可能是属于突发性健康疾病原因而正常“离休”。
至于傅瓛从参政一职隐退，结局如何？李善长、胡廷瑞、胡惟庸是风向标。只要这三人安然无恙，傅瓛肯定没事。而“胡惟庸案”发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被赐死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廷瑞被赐自尽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2年）。而此时，傅瓛已经不在人世。
松滋《赵氏家谱·民国本》记载，洪武七年（1375年），傅瓛最大的外孙赵铎中进士，擢任广东巡盐御史，倘若外公有事，焉能不株连外孙？
据2010年本人编修《赵氏族谱》时实地考证，傅瓛长婿、户部主事赵应三与其妻傅瓛长女傅太夫人，均厚葬在今纸河镇赵家山，于1970年前后才挖掘建房，据目击者回忆，相府后裔，其墓葬规模之大，无与伦比。这也说明，不仅傅瓛生前没事，至少第三四代人也没事。
2010年，在松滋陈店镇全心村车阳河发掘出土有一古墓，长约2米，宽约3米，深约2.5米，母子合葬墓。其中西部棺盖被揭开，人骨架被取出，东部木棺保存较好，内有保存完好古尸，还有保存较好的丝织物。据考证该墓为明代万历年大宁教谕张吉言(相当于今县教育局长)与母亲傅氏（1515－1605年）合葬，从其碑文得知,母为傅瓛谪孙女。这也说明，直到明代万历年间，傅氏家族也能幸免于难。
至于民间传说，言傅瓛常常凭借”竹人竹马”半夜往返于京城与松滋之间，虽近荒谬，但可佐证，傅瓛当年“病退离休”回到乡梓，深居简出，时隐时现，在故土有较长时间的居住经过。而民众对朝廷发生的一切，自然一概不知，仅凭借傅瓛住处竹林茂盛，臆断编造出“竹人竹马”这种交通工具的假说，三人成虎，流传开来。至今街河市镇“苦竹甘泉”北面约四百米处的苦竹寺村，尚有傅瓛旧址，在一水塘，占地近十亩，老者皆称，此为傅瓛生活用水之“大堰”，堰塘中埋藏有“金桌金椅”；堰塘边有一稻田“瓦大丘”，至今瓦砾堆积，据传为傅瓛旧宅。旧宅旁边建有粮库，因遭遇火灾，稻米炭化成“糊米”，可治心病，经过六百多年采挖，粮库已挖成一水塘，曰“糊米坑”，“糊米”至今未能绝迹。《松滋县志·民国本》称，“糊米”是一种矿物质，大谬。瓛宅基地北面山坡曰“撒食坡”，据传为傅瓛家族养殖禽类“撒食与扶贫振饥之处，足可见当时傅瓛家族的富裕程度。按当时“参知政事”一职的俸禄，傅瓛应该在3000石至2000石左右，故街河市一带，属于“官田”，地名“官田坪”，至今沿用。
在傅瓛所处的年代，傅赵两姓为松滋南五场地方望族。瓛堂兄傅璘，元末江浙榷茶提举，官居五品；傅瑷、傅琼，皆为豪绅。赵姓松滋始祖赵伯先为宋太祖七世孙，南渡时以五品提举迁入松滋程子山，其子孙由官府出钱出粮供养；傅瓛母赵氏，亦宋室帝胄，傅赵两族，秦晋之约，千丝万缕。
瓛之子女可考者，一女三男，长女傅太夫人，系瓛原配夫人所生，许配赵应三（亦名应山）。应三为太祖十六世孙，中宪大夫赵魁之子，赵魁之父赵原明，官拜河南开封府经厅（等同于今郑州市长），赠奉直大夫。瓛在朝廷为官之时，委任长婿应三为户部主事；应三之子赵铎，即瓛之长外孙，于洪武七年中文魁进士，出任广东巡盐御史；瓛续配吕氏，生三子：长子松隐，次子梅隐，三子竹隐；隐生二子，文兴，文鼎；兴生二子：天福，天寿；寿生一子：安荣。传六世安荣，改姓尹，生尹德性，传九世，改姓周，生周金，四处流落，繁衍至今。其家谱遵嘱秘传，外姓人不得而知。
关于傅瓛的人物传记，一直为史学界空白。松滋旧志，多以史书鸡鳞片爪，互相抄录，断章取义，难窥全豹。究其因，一是时间特殊：元末明初，是两个断代史之间的过渡期。二是傅瓛身份之多重性：从农民起义军领袖、红巾军南北两大阵营谋士直至明初开国重臣，变幻多端，江山易主，战火纷飞，傅瓛从宫廷出走，人走茶凉，疏于记载，或可有之；更因年湮世远，白云苍狗，物是人非。兹据国史方志、家谱墓碑、地名遗址、故事传说等，力图去伪求真，撰成本稿，抛砖引玉，望有识者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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