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覃章海先生（左）在三堰埫采风，右为周晓胜先生。
猴儿坪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猴儿坪故事又数何家的多。这不，何名堂回来了，于是猴儿坪村又有了新的故事。
猴儿坪是湘鄂边武陵山余脉中只剩下大大小小山岗和山冲的一个小地方。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武陵山的猴子成群的到这里来，与这里的人家都混熟了，人们要看猴就到这里来。虽说是山，中间多多少少有几方平田，于是就叫起猴儿坪来。
这里偏僻，地道的荒山野岭，湖南湖北都鞭长莫及，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俗话说，占山就为王，最早来这个地方的何家，自然是成了没有受封的候王。何氏族谱上记载，在明朝的洪武年代，何家的老公公，看上了这里的一溪好水，于是挽草为记，烧荒造田，过起了桃花园中的生活。后来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躲到这里来的人家，居然有了一二百户。何家是这里老门老户，也是这里的望族，清朝时何家还出过秀才。后来何家领头修了义仓，蓄备些粮食，在肌荒年景接济缺衣少食的困难人家，这猴儿坪的人家没有哪个不在哪一辈子上没有讨过何家的好。上了年岁的老人，经常讲何家的古，说何家哪一辈的公公是文秀才，哪一辈子的公公是武状元，只是到了何名堂的公公时候，不管家，人也很懒，又扛起了烟枪。这吃大烟，有一首谜语诗说得好：三寸围园一寸高，无枝无叶结樱桃，有人上得樱桃树，万贯家财被火烧。这样一来，人们都有说何家的气数到了。到了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何家的土地已经卖完了，靠一两亩卖不出去的挂坡地勉强维持生活。古人云“五世而斩”，何家的兴衰也算是应了这句老话。谁能料到这又不是好事呢，解放后，何家居然是贫农。不过义仓仍然是满满的没有动过，土地改革时被作为胜利果实分了，用上好木料做成的仓子也拆成木板分给了一家一户。义仓的房子被安排为小学校，后来学校搬走了，便做了猴儿坪村的村部后来叫大队时的队部，再后来就做了大队食堂，再后来就慢慢地给拆了，现在那儿不过是从瓦砾堆上长出来的一片荒林子。
何家老一辈的故事是老人们讲的，何家小一辈的故事是人们看见的。猴儿坪村是没有人不知道何名堂的，何名堂，小名何狗儿，老的认得，小的听说过。何名堂也就是何狗儿，是这个地方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也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故事人物。说他实在，何名堂已经有十多年不在家了，说是故事中的人物，何名堂确确实实是这个村里的人。小一发的只听说过没有见过，老一发的见过，现在没有听说过，到底是个什么人物谁也说不上来。人们讲起何家的故事来，从何家的老一发讲起，一直讲到何名堂，人们无事或者有事，总喜欢把何家的事拿出来论一论，似乎论一下何家，就会明白很多事理。何家，无异于猴儿坪村的一部经典。
名堂投胎的那一年，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热烈欢呼吃饭不要钱”，人们前扑后继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现实。世界大同就是这个样子，中华民族多么伟大的了不起的历史转折和创造了天方夜潭所未有的神话。走到那里都有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随到随吃，真是天下农民是一家，到处生活都不差。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阔气过耍手过，没有这样有面子，大家都要尽量地体面些，看谁家的食堂办得好。各个食堂都相互派观察员明里暗里打探消息，桌面上有一些什么新花样，一次摆了好多桌，来了一些什么体面人物，都尽量想办法在这一方出头人地。猴儿坪是个穷山村，各家各户的家底很薄，集体也很空，好年成免强不要供应粮。又穷又偏僻，不是专门到村里办事，很少有人到村里来。好几年前说来过一位县长，村里老老少少翻山越岭跑来看稀奇。当县长的是天上文曲星下凡，能见到县长是人一生的福份。等到后来好多人赶来时县长已经走了，只有人们还在三三两两地喜滋滋地津津乐道地反反复复地咀嚼着空前的史无前例的荣幸。有一个人正在比划县长的模样，激动地挥舞和县长握过手的那只手。飞溅着唾沫说县长就是县长，浓眉大眼，天亭饱满，走路四平八稳，那真是一个富态之像。等到人们稍有平静后有人说，那不是县长，是县长......派来的。村里为办食堂的事没少挨批评，现在又为不体面发愁。有一天，有四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来，还操着一口官话打听谁。那时能骑上“铁驴子”这玩意儿是了不得的，而且一口官话，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人们开始围上来，想听听是干什么的，胆大的还扶一扶那自行车。这是村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全村老少男女都骚动起来，村里主食堂要大宴宾客。
在村主任那时叫大队长的带领下，村里一口十多年没有干过的老堰架起抽水机抽了个底朝天，大鱼小鱼螃蟹虾子脚鱼乌龟分门别类。从村里养猪场里拉了两口最大的肥猪杀了，肥肉瘐肉腰花猪肝排骨筒子骨互不混杂。容不得那四个人分说就操办起来，用村里唯一的一支高音喇叭变换方向大声地播送来了贵客的好消息，从全村各家各户揍拢了七七四十九张八仙桌摆起了满村全席，按主客贵宾干部老小男女七个层次从上至下排好座次，村主任端起大碗酒站起来说了些欢迎热烈欢迎至于欢迎谁没有说明白的欢迎词后，就英雄聚义般的小饮豪饮狂饮醉饮......渐渐地男男女女浑浑龊龊老不老少不少的打情骂俏，小孩们各自拿着所喜爱的熟菜块相互耍逗。村里的狗都抛开了主人成群的争食和相互追逐，有一条狗叼走了一个猪头，引得狗们团团围住狂叫着撕咬着，形成了群雄逐鹿的战场。太阳下山了，客人不知什么时侯早就走了。大家一直没能知道倒底来了什么客，都沉浸在共产主义的无比幸福之中。老实男女相互搀扶着呼儿唤女回家，有的不知走到那个山旮旯里“那个”去了。名堂的爹妈刚刚新婚燕尔，少不了被人插科打浑逗逗乐，小俩口只是笑笑红着脸尽量躲开人们，俩个儿说说笑笑回家乐自个儿的。那个年代时兴“放卫星”，“放卫星”就是创最高纪录的代名词。猴儿坪村这一回着实放了一颗大“卫星”。上了广播和领导的讲话稿远近闻名，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居然受到了当干部以来的头一回表扬。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九年，历史永远不会抹去的一年。历史的嘲弄是无情的，大自然的报复是残酷的。谁也没有想到短暂的共产主义生活会付出前所未有的沉痛代价。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令人始料不及，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狂热充斥思考，宿命安于自信。眼睁睁地望着食堂的炊烟，然而总是冒烟的时侯长，开饭的时侯迟，到口的东西少。大人们都默默地忍受着，最令人愀心的是娃儿拼命的哭叫和无力的挣扎。这一年入秋，名堂出世了。名堂的出世给这个家庭是一个惊喜和安慰：名堂一家五代单传，到了名堂这一辈又生了一个儿子。困难归困难，儿子是儿子。小俩口年轻力壮养个娃娃还成问题？名堂不停地吮吸着妈妈干瘪的奶子，那只是一种本能，其实那奶头早已涸结。二十出头的少妇，这最有情感的地方像两只薄薄的饼，皱皱巴巴的贴在胸脯上。名堂嘴唇的冰凉触痛了妈妈胸膛的肋骨，名堂妈妈无声的抽泣，眼泪滴在小小名堂的脸蛋上，顺着嘴角流到口边，小小名堂抿抿小嘴吧，就这样过早地品偿到人间的苦涩的滋味，他没有力气像大人们那样把这种苦涩吐出来也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承受能力把它吞下去，小小的舌头往外抵出小泡泡，紧接着就是一阵钻心的哭声。食堂的铃声终于响了，那铃只是因为起着铃的信号才叫着铃，其实是从外面捡回来的拖拉机轮子上的一个钢圈，铛，铛铛铛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破损的嘶哑，是大办钢铁时没有回炉的幸存者。食堂开饭了，人们端着一满钵蓬蓬松松的“双蒸饭”。卑践者最聪明。“双蒸饭”是那时侯在严格控制口粮供应指标和食堂管理人员“抠出一把米，节约万斤粮”的“精打细算”中，能使自己感觉好一些的一项伟大发明。聪明的脑子发现重新蒸过的钵子饭要比只蒸过一次的体积大得多，于是将所有的钵子饭统统蒸两次。好在那时人们还未感到能源危机，米粒经过反复高温加热后，超常规的膨胀给人们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名堂还在娘肚子里的时侯，人们说名堂命大，赶上了吃饭不要钱，这下可好，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没有饭吃。名堂是爹妈的心肝，又是六代单传，爹妈总是要匀出一份留着在晚上喂小名堂。小名堂越是大了起来越是瘐了下去，眼巴巴的拉扯到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
这一年，春天来得很迟很冷，夏天来得很早很燥，秋天来得很酸很涩。清明才断雪谷雨才断霜，清明过后竟然飘起了冰淞，小麦油菜蔫得像在滚水锅里捞起来一样，天一晴便烂了蔸，小夏收成完全没了。立夏天气晴好，“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挂”，刚刚立夏，地上干起了烟。人定胜天的口号遍地都是，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集中人力水车一级一级的多到十多级把水提到高岗田里，浪费了不少，真正到田里的水不多，折腾得没有几天便竭泽而渔，人畜饮水都成了困难，方圆几十上百户人家不得不到名堂门前那口拦冲堰里来担水吃。这口拦冲堰面积大，水源来路长，最深的地方有好几丈深，淤泥都有好几尺厚，还传说下面是龙眼，七八十岁的老人没见它干过。眼前这百日大旱还有这么大半堰水更增添了些神秘的色彩。
生命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希望的力量是惊人的。神农的遗传驱使人们向百草进军，能吃的野菜树皮籽实都想着法子弄来吃。大人们怎么过襁褓中的孩子无从知道，不过在父母的怀抱中总是温暖和幸福的，名堂长大了，一岁多了。名堂爹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在禾场闲聊时，细心地搜索零星的谷粒，小心地放进嘴里用牙齿轻轻地退了壳攒在衣兜，一天下来也有一二百粒。走路时见到散落的谷穗，就弯下腰整理鞋带或检旱烟袋或毛巾，变着法儿顺势把谷粒刷下来。普天之下莫非集体，路边的稻穗也不能明着捡，一切缴获要归公，被检举出来就要“阶级”那个“斗争”的，是不得了的事。一旦“阶级斗争”了就成了敌人，那怕是几辈子的贫下中农也是白白的光荣了。夜里，名堂爹就把米粒放在碗里擂成米粉，然后糊成糊糊喂给名堂。外面的秋风透过窗隙挤了进来，七八月间应该是很惬意的，可人们都感到冷，老百姓说这是肌生寒，科学家说是能量不足。名堂爹把眼睛瞄向窗外，外面黑乎乎的，今天是农历初一，没有月亮。名堂爹对妻子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声音有些擅抖，名堂妈默默地拉着丈夫的手，俩人的手都抖的很历害，身子也哆嗦着，都听到了对方不匀称的呼吸声，俩人的手慢慢地慢慢地松开了。不一会儿名堂爹回来了，小口袋里大约有四五斤生谷，这是名堂爹在后山脚下那块大丘里用手从稻穗上搓下来的，手上尽是些密密麻麻的凸凸凹凹的斑斑点点的红青紫黑，还有些细小的芒刺扎在手掌心上。小俩口三下五除二地把生谷变成了糊糊喂了小名堂。小名堂带着难得的微笑进入了自己的梦乡。这一夜睡得很香。
俗话说“有了初一就有了十五”。名堂爹的手不再发抖声音不再发擅脚步也变得轻巧，而且渐渐地有了自己的逻辑：我这不是偷，是拿，是悄悄地拿回自己的东西，我一年到头不应该只得到这么一点点。我拿回来养了我儿子还不应该，谁不希望自己有个儿子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得壮壮的。名堂正是吃长饭的时侯，每一声啼哭都像针一样扎在父母的心上，一个堂堂的五尺男子汉，养不好一个小娃娃，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在眼前，家里是空的脑子里是空的肚子里也是空的。祖祖辈都辈都怕穷世世代代都盼富，解放了家家户户有了地，可不知怎么一呼啦地没有了农具没有了，一下子“三化”都把家里“化”得这样干干净净了呢？一个普通的农民无法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谁能说得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有人能说得明白或许有人明白只是不能说明白。中国农民是最现实最容易满足的，有两句朴实而略显得粗俗的格言说“锅里有煮的，胯里有杵的”。锅里有煮的就有吃的；胯下有杵的就是男人有女人女人有男人，男男女女相亲相爱成亲成家相互支撑还相互那个那个的意思，有了家在一起“杵”就有了烟灶有了香火。这不是么，名堂一家是五代单传，有了名堂就又是一代新人了，解决了“无后为大”的问题。可是日今眼目下倒好，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一对身强力壮的夫妇无法养活一个刚会吃奶的孩子。天啦，我不能没有我的儿子，我不能不为了我的儿子，我为了我的儿子，我会什么都不怕。一个人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的人叫什么父亲，一个连自己儿子养不活的人有什么脸做父亲，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无论怎样作贱自己都是值得的。一切为了儿子，为了儿子的一切，中国人或许是全人类遗传的本能和本能的遗传以及巨大原动力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使得一个父亲的责任重如泰山。虽然名堂爹妈度日如年，不知不觉中的名堂胃口越来越大。大丘东一块西一块的搓谷把一丘的谷弄得东倒西歪，好在提前到来的西北风夹杂只有夏天才有的暴雨，把大丘的谷放了排一般的扫倒在地上，等到人们来看的时候早已面目全非。但是名堂爹再也找不到象大丘这样好的谷子了。
名堂爹把目光盯住了禾场。
禾场在山岗的半坡上， 是人们平出来的一个场子，做了三间茅屋，既是生产队的队部也是仓库， 还是学前班的教室兼文化室农民学校什么什么的，屋里有一大堆牌子，青年之家老年之家民兵之家妇女之家...... 这些都是应付检查用的，来什么检查团就挂什么牌子。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聪明，中国人的智慧。三间茅屋两头的两间是敞开的没有前面的檐墙，这是为了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抡运禾场的东西更方便些。禾场每天都有人值班守夜。这不起眼的三间茅屋里，有这个队百多人的全部的重要的财宝，包括老祖宗的老式水车犁耗耖，还有凭计划分配下来的象白糖一样的化肥，这玩意儿要几十斤谷才换一斤。除了这些以外，更重要的是全队人的救命粮百十号人的口粮都保管在这里。晒干了的堆在两边的屋里，还要晒的堆在禾场上。谷堆上印上了石灰印记，石灰印记是“太平”二字。印灰记的石灰盒叫印斗。印斗一般都做得比较精细，是一个民间工艺品，各个生产队都很看重印斗的工艺，它代表了这一方人家的面子。
这个印斗说来是名堂家的心爱之物，至少有两三辈人世了。印斗是名堂的公公做的，木料是乌桕树。乌桕树的木质细沉实，天生的紫红色既不褪色也不脱落，越用越亮。提梁很象一座微型拱形桥，底部是镂空的“太平”二字，装上石灰在谷堆上一按，谷堆上便留下了工工整整的“太平”二字。监督机制是很完善的，印斗印完了由专门的保管员带回家。晚上要是有谁动了谷堆，印记就会散乱，全队全村乃至上级或上级的上级都会不安，首先是挨家挨户的搜查，然后是摸底排队顺藤摸瓜列出一些怀疑对象，逐个审查，只要家里略有余粮的，都统统没收是不问理由的，些许有点数量，就得交待“偷”的情节，“阶级”那个“斗争”是不容情面的也用不着分辩，不老实罪加一等。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不怕“阶级”那个“斗争”，盗案还是经常发生，而且有些案件不了了之，其个中原因之一是那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也是个聪明的偷儿，以至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有不少的人“下水洗澡”，“四清”后是“社教”，“社教”后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般的运动，好多人下了水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不过这些人依然是积极分子，是被“依靠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历史就是这样，不需要说清楚的人怎么说都是清楚的，需要说清楚的人是怎么说都是说不清楚的。
名堂的爹把眼睛盯住了禾场，盯住了禾场的谷堆。
明目张胆是不行的，有人守着。动作太大也是不行的，谷堆稍有滑动那石灰印记就散了。为了儿子，为了一个父亲的责任，有了胆量就有了办法。名堂爹从竹园砍来一根细长细长的荆竹，在竹杆的一头绑上一个竹筒，站在刚好够着谷堆在地方，东一下西一下的捅，尽管谷堆上有些园园的痕迹，但怎么看也不象是人为的，一连好几天就这样到手了不少的谷子。一天两天，渐渐地生产队里有了一些传说，说是饥荒年成，山里的猴子都下山来找吃的了，还说猴子跟人是一样的聪明，比人还精灵......如何如何。人们感到惊讶但不恐慌，因为这很有德性的猴子既没有侵扰哪一家哪一户，也没有伤害那值夜的人。值夜的心安，他们家里人也放心。
时间，对于无忧无虑的人来说，就像快乐的小溪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流到了大海。而对于生活拮据和窘迫的人们，无异于一条套住生命的绳索，当他拼命挣脱这条锁链的时候，也就到了生命的终极。名堂爹每晚由麻木而形成的放松，已经听不见自己的肌肠咕噜的声音了，他似乎这是一种音乐，又是一种号角，为了儿子，要不顾一切地向着那目标前进。这样一来，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成在了，仿佛只有自己，尽管肌肠咕噜，也觉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终于在一个月光灰蒙蒙的半夜，，名堂爹被守夜的抓住了。名堂爹给他们每个人磕了个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守夜的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只是两眼圆睁睁地看着他。要说是一种愤怒，没有那么锐利，要说是一种怜悯，没有那么温存，要说是一种出卖，没有那么狡诈，要说是一种无奈，仿佛有几分责任，要说有几分恐惧倒是真的，不是什么猴儿，是一个大大的活人呀。眼睛瞪得久了，便有了几滴近乎于麻木的眼泪，他们嘴角的肌肉抽搐着以至整个脸都被扭曲了，肌饿的瘦骨嶙峋加上惨淡的月光，与突兀站立起来的僵尸差不了多少。他们似乎明白，岁月难熬啊，他们不明白，好人为什么要偷啊，可怎么也说不出口，一时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出口。
双方默然以对的僵局被打破了，埋伏了几夜的民兵很快地把名堂的爹给捆起来了。
沉闷而嘶哑的锣声惊动了猴儿坪村的人们，人们知道出了事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柄锣在猴儿坪有了好几辈人世，凡是村里有什么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锣声。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记得他们小时候，有一对男女私奔被抓回来后，就是在这样的锣声中被绑上石头沉了潭。解放后，这个村唯一可以划地主的何名堂的本家爷爷，也是在这样的锣声中被斗争的。好多年来，猴儿坪村没有响起这样的锣声，人们拖着肌饿和浮肿的身子，凭着对锣声的好奇和阶级斗争的自觉性，都出来看是出了什么事。
名堂爹被五花大绑，头上戴着用纸扎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盗窃犯”三个大字，后面的民兵不停地推推搡搡，还有一大群不懂事的孩子呼拥着，时不时掷些土疙瘩，名堂爹身上已经没有干净的地方了。支部书记王怀仁走在前面，用一种严肃得不可一世的面孔望着他的臣民，仿佛这锣声是在为他呜锣开道。着实不假，在这猴儿坪村，有谁不怕他王支书呢。要是谁家的小孩大哭，只要说一声王书记来了，小孩就鼻涕眼泪一下子吞到肚里，赶紧偎在大人的怀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虽然王支书一脸的严肃，不过细心的人还可以看得出，王怀仁的嘴角上有一丝从内心里发出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微笑，或是一种大笑过后的余波。中国人很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看，这不是父债子还了么。
解放那时节，名堂的爷爷是这个村少数几个能识黑的读书人之一，便在村里抄抄写写，王怀仁是民兵队长，尽管年龄有差异，算不上忘年交，但也是同事。王怀仁年轻，自然少不了有些拈花惹草的事，不想有一天被名堂的爷爷给撞见了。后来东窗事发推迟了王怀仁的入党转正，王怀仁始终怀疑是名堂的爷爷告的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件事的实情，王怀仁把这笔帐是牢牢地记在名堂爷爷的身上。再后来王怀仁还是当上了支部书记，并且对玩女人更成熟了些更方便了些也更大胆了些，而名堂的爷爷却在大办钢铁时被崩蹋的矿石压伤了，不久就跨鹤登仙了。
名堂爹被押解着到了自家的门口，名堂妈一漱漱的眼泪往下掉，抱着名堂亲着他爹的脸。名堂爹对名堂妈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狗儿，对不起名堂。便随着锣声大步走上了自家门前的大堰堤。
嘶哑的锣声，一声接着一声，在这文化生活贫乏的山村，能听到这种锣声也是难得的机会。特别是王怀仁觉得志酬意满，就凭能动这柄锣，在这猴儿坪村又有几回，又有几人。这柄无异于无常的催命的锣，谁动用它，就是一种至尊的权利和威严。王怀仁正如封爵一般地品味自己的风光，骤然间锣声嘎然而止，人声鼎沸中夹杂着呼天抡地的哭声。王怀仁回过神来一看，堰塘里有一方水花，大大小小的气泡从下面翻了上来，接着便是一团浑水，水面上飘荡着一顶高帽子，被波浪荡得一幌一摇的，好象是一盏河灯。
名堂爹的尸体到了下午才打捞上来，第二天就安葬了。
世道就是这样，越穷越被人欺负。名堂妈认为村里人都欠着她娘母子的债，平素很少与人合得来。古话说“寡母子头上一个攥，走尽天下谁敢管”，“寡母子门前是非多”，村里人怕惹事生非，尽量躲着走。名堂妈很有志气，一口粥一口饭拉扯着名堂长大，在生产队里干活宁可少要工分也要照护好名堂，宁可自己呕气也不让名堂受委曲。有一天要给盘山渠道清淤，上面要求打人民战争还要红旗招展。队长动员名堂妈不把孩子带到工地上去。名堂妈一声不吭，背着名堂上了工地。检查组的一个成员把队长叫来责问，名堂妈上前一把拽开队长，面对面地问检查组：“你们不是要动员全家老少上工地吗，我一家两口全来了，还要怎么样？我让他从小就知道要爱劳动，不要等到老大不小了才来看人家干活。”名堂妈的话一出口，整个工地各种各样的笑声哄然一片。“你是什么人？”尴尬的责问使气氛紧张起来。倒是一位很斯文的领导发了话：“我看这里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位妇女同志这么困难都来了，是很典型的，你们可以好好总结一下．”说着一挥手走了。检查组里那位责问队长的成员别着气顺着领导的意思写了一篇报道，在广播站播了。
名堂一去就是十多年，居然俏无声息地回来了，整个猴儿坪村扬扬沸沸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池塘边小河边的杨柳树一夜之间竖起了一支支小耳朵，挺着鲜嫩的小枝，要从略带寒意的春风中，捕捉到一些信息。白天，人们三三五五地远远地瞧着名堂那一偏一正一歪一斜一半瓦一半茅草的屋，边使些眼色边叽叽喳喳地说些什么。晚上，人们说话的声音尽量小到勉强可以听得到，想听一听谁家的狗叫；不时从锁眼里瞄瞄，看村子里是不是有些走动。门是不能开的，门一开，那射出的亮光像白霜一样一直铺到看不着边际的地方。把灯熄了开门，沉重板门的轴在石臼里发出枯燥的尖啸，不说在夜里传得很远很远，就算别人还没听到，倒是把自己吓得一大跳。
其实，名堂那里也没有去。一连二天，白天黑夜在家里出满勤。他把母亲的铺盖洗了个透底净。春天的太阳一时晒不干，晚上他就着火塘反反复复地烤。老母亲坐在旁边一边帮忙一边一五一十的唠叨，名堂轻轻地嗯嗯啊啊的应着，在外人听来仿佛老太太一个人自言自语。他母亲其实不老，才五十来岁，纤细柔软蓬松的头发灰一绺白一绺，前额深浅交错的绉纹，过早松弛的眼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清癯白皙的脸庞，委缩了的酒靥向四周放射出若明若暗的线条，大眼窝里闪烁一对坚毅的眸子，还留下了当年的风韵。名堂不在家，他原来住的那间偏屋早已是老鼠的极乐世界，好像韩非子见到这样的现场才写出《三戒》的。名堂有些气，这些窃时以肆暴的小东西把屋子弄得这样糟。名堂虽然有气，毕竟没有动怒，边收拾边打杀，大多数还是逃跑了。名堂总是不断地放下活陪母亲说话。母亲反反复复地说，你娘命苦，害得你也命苦。说着说着，口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名堂轻轻地用手帮妈妈擦眼泪，就像一个大姑娘一样，只是眼泪在眼窝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不让落下来。
名堂越是不出门，越是添了几分神秘气氛。有人说，看见名堂晚上一个人从村头走到村尾；有人说，名堂到了那个那个的家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就是不进去；有的说，名堂站在河边的埠头边似乎在等侍什么人......一个名堂，把村子里的人的心都吊起来了。有些小娃娃没见过名堂，竖着耳朵听大人们讲。几个胆大的喝五吆六围着名堂的屋子转，把泥丸捏在细竹条的巅巅上，用力一刷，泥丸像子弹一样飞向屋子，落在屋上的哒哒直响，落在墙上和门上的像一个个大钉。这种叫耍乌啦果子的游戏，名堂是一把好手，可以点到那里刷到那里，对小孩的这一套他全不理会。小孩们以为名堂会出来唬唬他们，结果等到大人们的呼唤才边走边回头带着失望走了。
名堂回来的事，支部书记王怀仁是最最关心的，他与名堂一家的根根绊绊冤冤结结始终是一块心病。名堂大了，王怀仁也老了。在猴儿坪村这位王支书就是党就是国家就是家长，这个村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真是“普村之内，莫非王土，普村之内，莫非王食”，大小事只有他说了才说一不二。是在八三年还是八四年，村里俩对青年同时结婚，有一对大龄青年没有请他吃喜酒，结果村里一个计划生育指标给了那对请他吃了酒的小龄青年了。大龄青年问他道理，他说你们没结婚就怀了孕还要找你们罚款的，这对青年辩解说我们拿了结婚证的。这位王支书说这是猴儿坪村，不请客就不算真结婚是千百年的规矩。这位青年说：“你这是胡说八道。”王支书便跑到县里找到那位在他家住过村的县委书记，要把这个青年抓起来。这位县委书记说要支持基层干部的工作和帮助他们树立威信，以构成了侮辱人格罪责成公安局立案处理。这位青年找到在省城一家报社当记者的堂兄，这位堂兄说就这个案件写一个以案说法，便专程来县里采访。刚好县里要换届，如果这件事被记者炒作一番，对县委书记继任不利。于是县委书记找来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给这位大龄青年另外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又对这位记者说了许多感谢他对家乡关心的好话。这件事后王支书的威信有所不如以前，但他并没有隐退的意思，只是处事不如以前那样放肆了。尤其这几年，一茬茬的年轻人常常用一些新名词使他莫名其妙，他只好在一阵诙谐的笑声中向他们挥挥手，以一个长者的样子似乎不屑一顾的踱着步离去。一去十多年的名堂突然回来，十年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呀，想到他爹的死，真是不寒而栗。不过他很快又觉得自信，名堂这小子没什么了不得的，他爹当年是偷才被“阶级斗争”的，死得年轻可惜但谁叫他要偷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小子也好不了那里去，说不定是在外面作奸犯科回来避风的，看他耍单回来窝在屋里的样子也不像有什么大阵侯。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善，权之将失其威也衰，其职将罢其责也怠。猴儿坪村不几天就不再是我王怀仁的天下了，名堂回来留也罢去也罢好也罢歹也罢随他便罢，我自个儿小心些就是了。想着想着不经意地望了望名堂那升起了一缕炊烟的屋，慢慢地挪动了脚步。
王怀仁这多年来一见到名堂母子，就难以自禁地打起寒颤，因此他尽量地避开些。他垂涎过名堂妈的姿色，但没有挑逗的力量和勇气，一见到这个女人，仿佛这个女人的眼里有一种煞气，他的腿就软了。这次名堂回来，王怀仁白天的不怎么露面，晚上出来走走。虽然有满腹的心思，不好对谁去说。在这猴儿坪村，他没有什么知心朋友，平常看来关系不错的一些人，不过是在把他当成梯子或是一双鞋或是一把刀或是一把伞或是什么都不是的应酬而已。要不了多久，就要换届，从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时候名堂回来，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更不好去找名堂，因为名堂这十多年里，根本没什么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名堂又不是大人物，既不上报，也不上电视，就算都上了，在猴儿坪这个山疙垴里也看不到呀。如果名堂是一个小人，几十年的气往你身上出，即或不是被砍死，也要被呕死。三两天名堂走了好说，要是不走呢，总得有一个万全之策呀。王怀仁边走边想，来到了曾是老搭挡的吴远志的家。
第三天，名堂真的出来了。扛着铁锹扶着老娘直往后山去了，他是给爹培坟。懂得些甲子乙丑的老人们说今天可以动土。
名堂只能凭自己的照片在除去些母亲的特点来想像父亲的样子。名堂很爱他的父亲，越是懂事爱得越深。他有他父亲的血统和他父亲一样的犟性子，科学家说是遗传，在我们这一方叫踏代，反正亘古以来儿子像老子似乎是一条真理。名堂爹的坟算起来有了二十多年了，坟上的青草葳葳蕤蕤，坟圈显得格外大。当地的习惯说法是坟在自己长，后人就要打起发了，不是要发财就是升官。不过人们不大相信名堂发得起来，单根独苗无依无靠，升官没有后台发财没有本钱，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委曲的很。名堂父亲的坟埋在自留山后山半腰的一个平台上，坟的朝向是东北。后面逶逶迤迤的山脊在平台这里分了岔，形成两股弧形小山岗。每年名堂都要给父亲的坟添土。坟边有一块石头，是名堂在空闲的时侯来陪父亲当礅子用的。名堂坐在父亲的坟边，一边用手拨弄着坟边的小草，好像在抚摸父亲的胡须，一边想像父亲的样子。山风轻轻吹来就好像有一支大手在梳理他的头发，依稀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啊，长大了啊。好好听话。”在名堂的心中，这就是父亲向他讲的话。有时名堂坐得很晚，妈妈不知不觉地来到后面，抱起名堂簌簌地直流泪。想到这里，名堂站在坟前望了望四周：坟前面山岗脚下是一块大丘，旱涝保产的有四亩来地的好水田，现在由名堂家承包。名堂不在家，靠一个远房舅舅代耕，收成的一半交舅舅处理，完了提留以后是舅舅的工钱。名堂非常感谢这位舅舅，还不是完全是因为帮他种了田，照顾了他娘。十八岁那年是这位舅舅在他父亲坟前给他五十元钱，对他说：“娃儿呀，江山是打出来的，人样儿是闯出来的。当年我出去上陆军学堂的时候不过十六七岁。你现在好歹你是个初中生，算秀才了，出去吧，娘在家有我呢。”名堂在父亲坟前给舅舅磕了个头，踏着月色走了，一去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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