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父亲，纵然心中有万般痛，我还是要给他的人生一个总结，那是很悲催的一生。
先说我祖先，原本彭姓，无奈自太公始就一直单传一女延续血脉，太公自今不知其名。祖父覃兆富来彭姓做女婿，过去叫倒插门，还须改姓的，新中国成立后，这改姓也就免了。母亲还只有9岁时，祖母就去世了。祖父是很能干的，自学成才，会做厨师，会木工，后来当了太山庙油厂的榨匠，似乎还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头衔，很有名的。父亲入赘过来，我们家境并不差，1968年左右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大火烧光了我们家的茅草屋，祖父、父母立马就盖上了三大间机瓦屋，生产大队还在我们家还办了学习园地。1969年我出生的时候，太山庙油厂是倾巢而动，加上亲朋，“炒祝米”（满月酒）的阵势是很热闹的。鉴于祖父的名望，父母就让我跟祖父姓了。1972年，我弟弟出生，松滋有二子回宗的说法，弟弟就跟父亲姓赵了。
很小的时候，记忆中父亲是我们那里第一个吃蛇的人。因为我小时候皮肤经常溃疡，什么药都用了，就是不见好转。有土医建议吃乌梢蛇，能治好皮肤病，父亲就去打了一条乌梢蛇，按照要求放在室外煮。我记得是在屋前的堰边煮的，这个堰至今还在。结果煮好了，很多有皮肤病没皮肤病的都跑来分享。自打吃了蛇后，我的皮肤病就好了，至今也没有犯过皮肤病。还记得，父亲在京剧团帮厨做饭菜，带着我在后台看过京剧，长大后，都还听到他提到过杨至芳、沈新亚这些名角。基于这样的家底，父亲稍须佳作一点，也不至于后来家境如此凄凉。
1975年，父亲犯事了，据说是偷棉花，还偷了其它的，反正有一班人吧，都让公安抓起来了，在大队部公开逮捕的。那年我6岁，弟弟4岁，都去了，其它都没什么印像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民兵用绳子捆他的时候，听他痛得叫了声：我的妈呀！随后，我们家的三间机瓦屋也被撤掉一间，运走了。
父亲如果不越三次狱，也不至于加刑加到8年，而只需劳改一年就放出来了。可他越了三次狱，三次都被抓回。我猜想是同伙向他多栽了些赃，让他觉得不公，所以就继续调皮捣蛋下去，但无产阶级专政他又如何抗拒得了。
父亲不在家的8年，母亲引着我们兄弟俩是很艰难的，好在有祖父、有母亲那种始终如一温情让种种艰难在记忆里淡化。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我就已经初二了。我看到他了就叫了一声爸爸，他笑着过来牵我的手，并没有说什么。当天晚上，队里一帮伙计陪着他喝酒，把他喝得烂醉如泥，算是庆贺他解放了。
父亲回来的日子依然艰难，因为我和弟弟要渐次长成人，上学、就业、婚姻都是父母要考虑的事。从分田到户起，我们人均只有5分田，靠农田收成养不活人的。母亲要做点小菜生意，父亲到白云边酒厂找了份烧开水的工作，后来帮酒厂劳动服务公司拖酒，用板车装，用人拉，人就相当于骡马，很辛苦的。
1985年，祖父患胃癌去世，叶落归根。太山庙油厂还专门派了一班送葬班子来送葬，加上我们请了本地一班，就有两班送葬的，应该是很热闹的，结果中途冷场。因为刚建一间平房，父母手头紧，生活烟酒打发得不周到，在送葬途中，太山庙的那个班子就不怎么敲锣鼓家业。可见世态炎凉。
也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一中，着实让一直辛苦沉郁的父亲高兴了一阵子，而弟弟初中都没毕业，就遵父母之命去学瓦匠。而当我读完三年高中，只参加了个预考就被挤兑出来，又着实让父母懊恼不已。
父亲回来后，还是有个兴家计划的，把瓦屋换成楼房，好让我们成家立业。1989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后的一年，父亲和母亲终于建起了楼房，只是连面排的粉水都没钱做了，面墙红砖一直裸露多年。父亲和母亲又忙着挣钱，准备给我打结婚的家俱，并催我找对象。所以我很早就结婚了，1991年元旦迎娶妻子时我还没到法定婚龄，给人说好话才拿到结婚证。
结婚没几天，父亲就早早把我喊起床，去酒厂拖酒。我和父亲踏着厚厚的雪拉着板车，浑身居然也汗湿，那实在不是人干的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是父亲最有成就感的时候，给我完婚了，乡邻也给了他不少的赞扬。
1991年，父母就把我和老婆分出家了，理由就是弟弟还要成家。虽说分了家，住还是住在一起，只是各弄各的饭，各挣各的钱。那时候，父亲的思想比较活跃，虽然还在拖酒，总想找新的挣钱路子，看人家种甘蔗效益好，也拿出三分地来种甘蔗，一年下来还能卖个1000多元，比种水稻强多了。有几次，天不亮，他就骑自行车到杨林市贩鸡回新江口，让母亲去卖，结果亏了本，弄得夫妻争吵。
1992年农历10月，我得了儿子，父亲母亲得了孙子。那一夜，父亲在楼下等待孙子出生的消息。儿子刚一出生，我就抱下楼让他看，让他也抱抱，印象中，他这次笑得最开心。
没想到，一个月后，一个天上的馅饼将父亲砸趴了下来。
也就是我儿子满月还没几天，父亲去上班，结果没有酒拖，一个年轻的同事也被经理调到别处去。他一个人在木材站边上歇下来。这时，有个外地口音的人向父亲展示他的传家宝，并告诉父亲新江口某地方6000元收购这种珠宝，而他因为对新江口不熟悉，加之着急回去，想5000元卖了珠宝。父亲一听这“某地”不远，他经常打那里过，心想做一笔转手买卖就赚1000元的大生意，比拖酒强上百倍。于是，父亲到“某地”去考察，果真还有收购珠宝的，6000元一颗。父亲大喜，去找酒厂门市部经理借钱，没想到经理竟然也还答应了，叫会计给了父亲5000元本钱。那时的5000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估计父亲借钱的时候也是作过保证承诺之类的。
父亲5000元买下珠宝后去收购点卖，可收购点的人早已人去屋空，而所谓珠宝不过是一个小玻璃球。这事对父亲的打击胜过16年前的判刑。
出事后，经理叫父亲先还2000元，来年再拖一年酒，并承诺多给他些活做，就可以把欠账还清。父亲回来后给母亲讲还钱的事，母说手中也只有1000多元钱，是攒着给弟弟结婚用的。父亲便在家不吃不喝，一言不发，母亲则急得合脚跳。
我也没能高明到哪里去，买了本法律的书看，了解到这只是债务关系，拖一拖人家不敢把父亲怎么样。何况，我也对经理也是很怀疑的。不久，经理那边又放话过来，不还钱，就把我结婚的家俱拖走。父亲可能很在意，而我没怎么在意。
父亲终于开口了，向我和妻子借钱。我们当时也就只有1000元钱的存款。我答应得爽快，可妻子在一旁说一些迟疑的话，我就发火了，跟妻子吵起来。父亲说，你们不用吵了，我一口涎摊了就好了。
父亲接着回娘家八宝那边去了。他兄妹共7个，没有一人给父亲借钱解燃眉之急。当然不排除父亲去时已报必死决心，没有讲被骗的事情，只是去看看他们，作个最后的告别。
过了几天，我就听到父亲在木材站喝农药的消息。我去后，跪在他身旁一劲地哭。新江口大桥上站满了围观的人，有的大声对我喊：你是他什么人？意思是说我没将他弄去医院抢救。一瓶巨毒的甲胺磷农药不知什么时候就让父亲一口气喝完了，已然早断了气，即便抢救也是徒劳。父亲带着绝望离开了这个人世。
当年，母亲手中还有1000元，加上我的1000元就2000元，先还上，父亲绝不会离开我们。而且，即便我们还钱后手中没有钱了，家庭经济也不会陷入绝境，冬春季我们还可以卖甘蔗，还可以播种新一年的希望，日子能挺过来的。然而，父亲在我们迟疑的时候，看透了人生的悲凉，没能挺过来。这个结果表明，我们那时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家庭，因为没有什么比父亲生命更重要。
我说父亲的一生是悲摧的，其实也就是我的悲摧，我们家庭的悲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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