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父亲,纵然心中有万般痛,我还是要给他的人生一个总结,那是很悲催的一生。
先说我祖先,原本彭姓,无奈自太公始就一直单传一女延续血脉,太公自今不知其名。祖父覃兆富来彭姓做女婿,过去叫倒插门,还须改姓的,新中国成立后,这改姓也就免了。母亲还只有9岁时,祖母就去世了。祖父是很能干的,自学成才,会做厨师,会木工,后来当了太山庙油厂的榨匠,似乎还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头衔,很有名的。父亲入赘过来,我们家境并不差,1968年左右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大火烧光了我们家的茅草屋,祖父、父母立马就盖上了三大间机瓦屋,生产大队还在我们家还办了学习园地。1969年我出生的时候,太山庙油厂是倾巢而动,加上亲朋,“炒祝米”(满月酒)的阵势是很热闹的。鉴于祖父的名望,父母就让我跟祖父姓了。1972年,我弟弟出生,松滋有二子回宗的说法,弟弟就跟父亲姓赵了。
很小的时候,记忆中父亲是我们那里第一个吃蛇的人。因为我小时候皮肤经常溃疡,什么药都用了,就是不见好转。有土医建议吃乌梢蛇,能治好皮肤病,父亲就去打了一条乌梢蛇,按照要求放在室外煮。我记得是在屋前的堰边煮的,这个堰至今还在。结果煮好了,很多有皮肤病没皮肤病的都跑来分享。自打吃了蛇后,我的皮肤病就好了,至今也没有犯过皮肤病。还记得,父亲在京剧团帮厨做饭菜,带着我在后台看过京剧,长大后,都还听到他提到过杨至芳、沈新亚这些名角。基于这样的家底,父亲稍须佳作一点,也不至于后来家境如此凄凉。
1975年,父亲犯事了,据说是偷棉花,还偷了其它的,反正有一班人吧,都让公安抓起来了,在大队部公开逮捕的。那年我6岁,弟弟4岁,都去了,其它都没什么印像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民兵用绳子捆他的时候,听他痛得叫了声:我的妈呀!随后,我们家的三间机瓦屋也被撤掉一间,运走了。
父亲如果不越三次狱,也不至于加刑加到8年,而只需劳改一年就放出来了。可他越了三次狱,三次都被抓回。我猜想是同伙向他多栽了些赃,让他觉得不公,所以就继续调皮捣蛋下去,但无产阶级专政他又如何抗拒得了。
父亲不在家的8年,母亲引着我们兄弟俩是很艰难的,好在有祖父、有母亲那种始终如一温情让种种艰难在记忆里淡化。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我就已经初二了。我看到他了就叫了一声爸爸,他笑着过来牵我的手,并没有说什么。当天晚上,队里一帮伙计陪着他喝酒,把他喝得烂醉如泥,算是庆贺他解放了。
父亲回来的日子依然艰难,因为我和弟弟要渐次长成人,上学、就业、婚姻都是父母要考虑的事。从分田到户起,我们人均只有5分田,靠农田收成养不活人的。母亲要做点小菜生意,父亲到白云边酒厂找了份烧开水的工作,后来帮酒厂劳动服务公司拖酒,用板车装,用人拉,人就相当于骡马,很辛苦的。
1985年,祖父患胃癌去世,叶落归根。太山庙油厂还专门派了一班送葬班子来送葬,加上我们请了本地一班,就有两班送葬的,应该是很热闹的,结果中途冷场。因为刚建一间平房,父母手头紧,生活烟酒打发得不周到,在送葬途中,太山庙的那个班子就不怎么敲锣鼓家业。可见世态炎凉。
也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一中,着实让一直辛苦沉郁的父亲高兴了一阵子,而弟弟初中都没毕业,就遵父母之命去学瓦匠。而当我读完三年高中,只参加了个预考就被挤兑出来,又着实让父母懊恼不已。
父亲回来后,还是有个兴家计划的,把瓦屋换成楼房,好让我们成家立业。1989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后的一年,父亲和母亲终于建起了楼房,只是连面排的粉水都没钱做了,面墙红砖一直裸露多年。父亲和母亲又忙着挣钱,准备给我打结婚的家俱,并催我找对象。所以我很早就结婚了,1991年元旦迎娶妻子时我还没到法定婚龄,给人说好话才拿到结婚证。
结婚没几天,父亲就早早把我喊起床,去酒厂拖酒。我和父亲踏着厚厚的雪拉着板车,浑身居然也汗湿,那实在不是人干的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是父亲最有成就感的时候,给我完婚了,乡邻也给了他不少的赞扬。
1991年,父母就把我和老婆分出家了,理由就是弟弟还要成家。虽说分了家,住还是住在一起,只是各弄各的饭,各挣各的钱。那时候,父亲的思想比较活跃,虽然还在拖酒,总想找新的挣钱路子,看人家种甘蔗效益好,也拿出三分地来种甘蔗,一年下来还能卖个1000多元,比种水稻强多了。有几次,天不亮,他就骑自行车到杨林市贩鸡回新江口,让母亲去卖,结果亏了本,弄得夫妻争吵。
1992年农历10月,我得了儿子,父亲母亲得了孙子。那一夜,父亲在楼下等待孙子出生的消息。儿子刚一出生,我就抱下楼让他看,让他也抱抱,印象中,他这次笑得最开心。
没想到,一个月后,一个天上的馅饼将父亲砸趴了下来。
也就是我儿子满月还没几天,父亲去上班,结果没有酒拖,一个年轻的同事也被经理调到别处去。他一个人在木材站边上歇下来。这时,有个外地口音的人向父亲展示他的传家宝,并告诉父亲新江口某地方6000元收购这种珠宝,而他因为对新江口不熟悉,加之着急回去,想5000元卖了珠宝。父亲一听这“某地”不远,他经常打那里过,心想做一笔转手买卖就赚1000元的大生意,比拖酒强上百倍。于是,父亲到“某地”去考察,果真还有收购珠宝的,6000元一颗。父亲大喜,去找酒厂门市部经理借钱,没想到经理竟然也还答应了,叫会计给了父亲5000元本钱。那时的5000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估计父亲借钱的时候也是作过保证承诺之类的。
父亲5000元买下珠宝后去收购点卖,可收购点的人早已人去屋空,而所谓珠宝不过是一个小玻璃球。这事对父亲的打击胜过16年前的判刑。
出事后,经理叫父亲先还2000元,来年再拖一年酒,并承诺多给他些活做,就可以把欠账还清。父亲回来后给母亲讲还钱的事,母说手中也只有1000多元钱,是攒着给弟弟结婚用的。父亲便在家不吃不喝,一言不发,母亲则急得合脚跳。
我也没能高明到哪里去,买了本法律的书看,了解到这只是债务关系,拖一拖人家不敢把父亲怎么样。何况,我也对经理也是很怀疑的。不久,经理那边又放话过来,不还钱,就把我结婚的家俱拖走。父亲可能很在意,而我没怎么在意。
父亲终于开口了,向我和妻子借钱。我们当时也就只有1000元钱的存款。我答应得爽快,可妻子在一旁说一些迟疑的话,我就发火了,跟妻子吵起来。父亲说,你们不用吵了,我一口涎摊了就好了。
父亲接着回娘家八宝那边去了。他兄妹共7个,没有一人给父亲借钱解燃眉之急。当然不排除父亲去时已报必死决心,没有讲被骗的事情,只是去看看他们,作个最后的告别。
过了几天,我就听到父亲在木材站喝农药的消息。我去后,跪在他身旁一劲地哭。新江口大桥上站满了围观的人,有的大声对我喊:你是他什么人?意思是说我没将他弄去医院抢救。一瓶巨毒的甲胺磷农药不知什么时候就让父亲一口气喝完了,已然早断了气,即便抢救也是徒劳。父亲带着绝望离开了这个人世。
当年,母亲手中还有1000元,加上我的1000元就2000元,先还上,父亲绝不会离开我们。而且,即便我们还钱后手中没有钱了,家庭经济也不会陷入绝境,冬春季我们还可以卖甘蔗,还可以播种新一年的希望,日子能挺过来的。然而,父亲在我们迟疑的时候,看透了人生的悲凉,没能挺过来。这个结果表明,我们那时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家庭,因为没有什么比父亲生命更重要。
我说父亲的一生是悲摧的,其实也就是我的悲摧,我们家庭的悲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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