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姓氏习俗，究竟形成于什么年代，现在已很难考查。按理说，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就已经有姓氏习俗了。人类的原始部落就应当有名称。那时的部落名称就是姓氏的滥觞。但是，那时并没有发明文字，对于那些部落的名称，只有靠口头传说，才能保存一些记忆。
这样零星的传说与记忆，自然免不了有许多脱漏与错讹。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只能是上古姓氏中极少的一个部分，不可能是大部分，更不可能是全部了。大约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和演变，人的认识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对直系亲系的无限制的乱交产生了厌恶，并逐渐地感受到了“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生物学原理。
这些，都是积累了母系时代长期经验的结果。大概是发现了同一血统交合不利于后代，于是，首先要求对不同血统的各个氏族要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种族的不断繁衍，居住地域也开始分散。根据繁衍的亲疏，后住地域的远近，一族之内，自然地就走了若干个分支。这对各个氏族加以区分，也就有了可能。对各个氏族若干分支加以区分的特殊标志，就是姓。从这一点看，“姓”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从婚姻角度看，是从氏族的内婚制发展到氏族的外婚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姓”就是用来“明世系”、“别婚姻”的。
由于姓的起源，是以母系为中心的，而与父系无关，因此，初民取姓，大都从“女”旁，如“姚”、“嫂”、“姬”、“姜”“妙”、“赢”、“姑”、“坛”等。
正由于“姓”的产生是脱胎于母系氏族社会，因而对“姓”的诠释，也充满了母系的诸多色彩。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姓”解释说：“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可见，“姓”的意义就是“女”所“生”。
“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姓的血缘关系，直接地说明了同姓的人都是同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而这正是母系氏族社会每一个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
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序说：“生民之本，在于姓氏。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姓名”篇也说：“人所以有姓者何，所宗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类，同姓不得娶，皆为重人伦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在《亭林诗文集》中也说：“姓也者所以为女防。”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再加之活动地域的不断扩展，职业身份的不断变化，原先的氏族也就不断分成若干新的氏族。继而，原先由母系计算的血缘关系，也就逐步地发展到由父系来计算血缘关系了。《通鉴·外纪》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记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兮。”这样，一个“姓”也就分成若干分支。这便是“氏”。相传黄帝有25个儿子分为12个姓，即姬、姑、西、祁、己、滕、箴、荀、任、信、偎、依。这12个姓，散居到各地以后，又不断地衍生，于是也就再生成若干个氏。比如，赢姓分衍出来的氏就有14个，即徐、郯、菖、钟离、运菴、蔬裘、将梁、黄、江、修鱼、白冥、蜚廉、秦、赵。姬姓分衍成61个属地，432个氏；己姓分衍成3个属地，13个氏；任姓分衍成10个属地，13个氏。
由于“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是“姓”的分支，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反映出一定的占有关系；因此，当时普遍存在的父系家长制氏族都以“氏”来称谓。它们的首领也就是氏族的代表，也就用氏来专称，如黄帝称轩辕氏，炎帝称烈山氏（或厉山氏），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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