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发展到战国之际，因为周王室式微，群雄并起，诸侯争霸，文字构形发生了突发性的转变，因此，战国古玺所使用的文字异体纷呈，繁简无定。同样一个文字，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写法，甚至相同的地区相同的文字，也有繁简不同的写法，就如王国维先生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所说：“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黄惇《中国印论汇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12月，138页），既区别于由甲骨文、金文发展来的古文，又不同于秦统一文字后的小篆，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字统称“战国文字”。
创作战国玺，检索战国文字，可以用汤余惠先生主编的《战国文字编》或何琳仪先生主编《战国古文字典》。
（《战国文字编》书影）
战国文字既可能是古文的简化，也可能是古文的繁化，文字构形部件挪移、拼接、合文等现象数不胜数，甚至到了“间俗讹别，至不可识”（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252页）的地步。
这从文字学学术角度来说，造成了极大的研究困难，但从艺术上来说，却提供了更多的艺术可能，给古玺匠人创造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这也是近些年来，篆刻界掀起“古玺热”的原因，因为它比较汉印，比较元朱文，都有更多、更丰富的艺术可能。本文要讨论的章法调节手段，正是基于古玺文字的这种“不定形”特性。
让我们来看一方齐系古玺“右工（攻）师（帀）玺”：
(右攻师玺）
在这方玺印里，第二个字“攻”字，被挪移成了上下结构，古代匠人把“工”部上移，放在了右上角“右”字的位置，这个动作不大，但改变了印面布局，印面左部的两个字联系紧密了，加了“鈢”字“木”（实际上不是“木”而是“尒”的变形）部的右移，构成了这方印“三联一独”的章法特征，“师”字独立地放在印面的左上角，与其他三字对比明显，构成审美对比，这是由聚散挪移手段达成的；
同时，“鈢”字“木”部中竖下部的极端细化，也是这方印的出彩处，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与其他笔画对比非常明显，这也构成了审美对比，这是由轻重调节手段达成的。
实际上，同样是这方印，在不同的钤本之下，呈现的就是不同的印面效果。如图：
(两个钤本细节的差别不小）
以上两个钤本，分别来自《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先秦印风》和《古玺印图典》，两本书的编者都是徐畅先生，如无意外，这大概率是同一方玺印，但如果仔细观察，细节差别很大。这些差别，构成了不同的印章审美。
这方玺，印面四字，分别是“右攻（工）师（帀）鈢”。在战国时期，中央之官署分置有左、右（其实后世也有，比如唐代的左相、右相）。“攻（工）师（帀）”是管理工匠的专属职官。
我们把这方玺印挑出来专门学习，主要是讨论古玺印文字的聚散挪移和轻重调节对于全印整体审美效果的影响。
先来看聚散挪移。这方印里，最大的挪移变形是“攻”字改左右结构为上下结构，“工”部移到了“右”字之下，使这方印的大格局发生了改变，成了“三联一独”的章法布局。即如图：
（三联一独）
“工”部的挪移模糊了印面右部“右工”两字的界限，使它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鈢”字的“木”部向右平移以及下部向右摆出，模糊了印面下部两字的界限。由此一来，右上、右下、左下三个字联在了一起，将左上的“师（帀）”字单独孤立了出来，形成了视觉对比，从而获得审美冲突。
邓散木先生在《篆刻学》中曾有很小的一段手写补注，称：“吉金文字之不可及处，在能散而不乱，深得‘点画狼藉’（孙过庭《书谱》语）之意，故拟金文须注意离要离得极开，合要合得极密，明明四字印，要看去如三字或五六字，如此方不落呆板。”
（邓散木《篆刻学》里的手写补注）
刻古玺印，避免“呆板”（所谓的呆板，实际上是平均，整齐、缺少变化）的方法，注意聚散挪移是很重要的手段之一。
创造变化，除了挪移文字部件之外，当然还可以改变笔画粗细，即主动将笔画的粗细刻出变化，曲直刻出变化。在这方玺印里，粗细变化是明显的，如图：
( 极轻极细的一笔）
在这方玺印里，“鈢”字“木”部的中竖呈现出极细极细的面貌，但在全印中却格外显眼，因为它与其他线条完全不同，它“细”得显眼，因为极细而与其他笔画产生对比，反而更显眼了。好比一群胖子中的一个瘦子，一群高个子中的矮子，因为不同，反而是最突出的。
要注意，极细的线条并不代表这根线条的线质差，比如这方玺印，这条线虽然极细，但它仍然是劲挺，遒媚并存的。
这种临摹练习有益于我们的创作，临摹一方印，就要从一方印里获得更多有用、有价值的东西，从而避免“一临就会，一创就废”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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