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服务员惊呼道：“你还敢坐这儿（沙发）啊？不嫌脏？”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觉得这群人很“脏”，脏得连坐过的座位居然别人都不能再坐了。
我在吧台工作了几周后，被安排到音控台工作，主要负责换唱片和打追光。有一次一个“小姐”在客人的怂恿下，点了一首《舞女泪》。她唱得声情并茂，在追光下，泪水浸湿了她那浓妆艳抹的双眼，让我真的觉得她是“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伴舞为了生活”，至少，她们背后一定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为什么这类人群如此神秘？为什么需要用“艺名”？为什么她们被认为如此之脏，因而被大家嫌弃？她们悲伤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一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问题，但又不知如何解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逐渐被尘封到记忆的角落，直到2005年，才又一次被重新提了出来。
2005年，我在A省参与一个高速公路沿线的艾滋病预防研究项目。我们的研究小组主要负责对“艾滋病易感（容易感染）人群”的脆弱性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在A省除了注射吸毒（血液传播），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而“找小姐”就是这种途径的主要社会根源。
当时，最流行的一个研究观点是：“即使小姐人群学会了使用安全套的知识，却仍然有不用安全套就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性行为。”这让大家觉得，“小姐”人群已经堕落到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尤其是，我们所研究的几乎每一种人，只要谈到性传播感染，都脱不了和“小姐”的关系，并因此变成艾滋病易感人群，如卡车司机、筑路工人、社区青年等。这或许就是当初被大家所嫌弃的“脏”吧？
可是，为什么“小姐”们这么顽固呢？难道她们真的连命都不要？那时，我虽然还没什么根据，但是总觉得事情恐怕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初出茅庐
2005年底，我到泰国清迈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我打算基于之前在A省参与的项目来设计自己的硕士研究计划。初始方案，我想研究公路沿线筑路工人和“小姐”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地点就在中国西南边境。
第一次去田野点是2006年夏，当时我还没开题。到了那里才发现，公路在这一带几乎完工，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少了一半的目标人群，筑路工人都走了，当地只剩下小姐人群。
由于当时的很多研究结论指明“性传播感染艾滋病都离不开小姐”，我心想，那么我就直接研究“小姐人群”好了。当时导师担心我不能成功访谈到真正的“小姐”，建议我说：“你先访谈一个，试试看，行就继续，不行就改题目。”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其实当时我就是觉得，改题目还得重新再来，之前的一些工作积累就都白费了。因此，我就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开始了对小姐的研究。没想到这个决定，却为后面的调查埋下一个大祸根。
在和导师商量好之后，我打算到当地小镇里找自己的研究人群——小姐。
那是个靠近边境的小镇，人口大约有三万多人，主要支柱产业是农业，传统农业是种茶、水稻；后来引进了新技术，有人开始种植橡胶和香蕉。其中橡胶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每吨约2万多元。当地很多人，因种植橡胶而发家致富。再加上边境口岸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所以，小镇虽然地处偏远国境，但也人来人往、繁荣兴旺。
小镇不大，开车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穿过主城区。主城也就一条主干道，中间是商业区、学校和政府机关，两端有一些酒店、宾馆、KTV和一些美容院、按摩店、理发店等。晚上能看到其中一些小店亮着粉色的灯光，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红灯区”了。
毕竟是回到国内做研究，我觉得自己有着天然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优势。经过NGO老师的引荐，我认识了当地卫生局的朋友，他们不仅给我介绍了当地艾滋病流行的情况，还找人带着我去看“红灯区”的状况。由于当地卫生局会给娱乐场所的所有工作人员体检，并签发“健康证”，有了这个证才能上岗、营业，当然也包括那些“小姐”，所以“红灯区”的老板娘们多少会给卫生局的人点面子。
当时，卫生局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被访者，她叫阿兰，18岁， 在当地开了一家“按摩店”，她既是老板娘，自己也亲自接生意。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一个客人的腿上撒娇，店里的其他几个“小姐”都在打麻将。看到朋友带着我，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热情地打招呼。可是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很犹豫，并没有答应接受我的访谈，而总是岔开话题，和其他人说着招呼生意的话。看着她们很忙，我意识到来的时间不对，决定先留下她的电话再做打算。碍于卫生局朋友的面子，她留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请卫生局的朋友打电话约她吃饭。她刚起床，经朋友大力劝说一通，我又再三保证“访谈只是用做研究目的，保证对你无害”，她才半信半疑地同意来吃饭。吃饭期间，她话很多，听得出来，她很会跟别人打交道、拉近关系，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8岁女孩儿的言语。可是她只和和朋友说话，并不理睬我。
为了减轻陌生感带来的隔阂，朋友建议我们下午去当地一个旅游景点玩玩，她也同意了，我这才捞着跟她聊天的机会。可是我马上就发现，自己跟她对话，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经常被她笑话。她们嘴里说的话题都是关于当地社会上花花绿绿的事情，我根本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傻傻地听着。
在这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如此之愚钝、如此之脱离社会。或许正是我学生气的表现和诚恳的态度，再加上朋友安排的一系列吃饭、游玩等活动产生了影响，也或许是在她那八面玲珑、老于世故的表面下，本来就跳动着一颗善良、怜悯的心，她渐渐地对我不怎么排斥了。
晚上，我们一起吃烧烤时，她慢慢对我讲述了一些她的故事。整个访谈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与其说是访谈，还不如说是闲聊，因为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详细的提纲和细致的思考。虽然有一点波折，但我还是觉得，这样进入田野也不算太难。
回到学校，我兴冲冲地拿着凭记忆写下的访谈记录给导师看，以证明我能成功访谈这个敏感人群，导师也因此同意了我的研究意向。之后，我就开始了对这一人群的研究设计。
不得入场，何来调查？
当头棒喝
半年时间一晃而过，研究开题通过之后，我再一次来到这个小镇，正式开始了我的田野调查。
起初我想先找到阿兰，请她帮我介绍一些她的姐妹，来参加我的访谈。谁知时过境迁，她去了另一个小镇，这条线断了。或许是第一次接触的方式太顺利了，我决定复制上次的方式，继续联系当地朋友，想请他们帮忙介绍一些愿意参加访谈的“小姐”。然而，这次再和朋友一起去接触这个人群时，却遭到了明确的拒绝。当时老板娘的原话我还记得：“又不找小姐，还东问西问的，你走！”原来，这种方式根本不具有可复制性，朋友熟识的“小姐”也就阿兰这么一个。我原以为已经打开的大好局面，瞬间回到起点。
一开始就出师不利，这让我始料不及。只好先安顿下来，从长计议。于是，我在小镇中部的居民区找了间小屋，先租住下来。又找朋友借了辆小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并办了当地的手机卡。
晚上，我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往返穿梭于小镇两端的“红灯区”，可是，曾经去过的小店没人理我，不认识的小店我也不敢轻易进去。看着陌生的夜空，想着自己对这次田野调查的种种未知与无助，我才意识到原来田野调查这么难。
为了打开局面，我恳求当地的朋友绕着几层社会关系，才找到一个认识的按摩店老板娘。
这个老板娘四十多岁，经营的店里有6个“小姐”。我觉得她是一个关键人物，在研究方法里被称为“守门人”，想通过她来打破目前的坚冰。
碍着朋友的面子，老板娘并没有直接拒绝我，但也没有主动帮助我的意思。我知道她并不信任我，但相对于“没有任何进展”这已经有很大突破了。老板娘告诉我，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直接跟她聊。她店里的“小姐”都很忙，晚上要上班，白天要睡觉，没空参与我的访谈。我知道老板娘是想让我知难而退，但这毕竟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机会，我不想轻易放弃，于是硬着头皮，连续几天去她的店里找访谈机会。但是，很可能是经过她的授意， 店里的“小姐”们都不怎么理我，只有老板娘随便地应付我几句话。
为了讨好她们，我想约她们吃饭，以此寻找访谈的机会。起先跟老板娘提起，她并不同意，一直说大家都忙，没空。后来有一次“好不容易”说通了，老板娘终于同意第二天中午约几个“小姐”一起吃饭。我当时还窃喜，以为调查有戏了。
按着老板娘的意思，第二天中午，我早早等在当地一家叫“鱼庄”的饭馆。刚过正午，老板娘带着十几个姑娘来了，其中包括她店里的几个“小姐”，满满地坐了两桌。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的，我心想这回调查有戏了，正盘算着从谁开始访谈。没想到吃完饭，大家一哄而散，一个人也没留住。老板娘也一脸的无奈，那意思是“我已经尽力帮你了”。我明白自己又被耍了，只好乖乖地埋单。这次田野调查我没有任何资助，全部都是自己掏腰包。看来我低估了调查，也低估了调查预算。
那场饭局上，我通过互拨电话，认真留了几个“小姐”的电话号码，但打过去，都是以“没时间、很忙”为由推脱。我想等第二天不忙了再联系，没想到其中一个“小姐”一接电话就说：“我知道你是记者，想曝光我们。再打我电话，我就喊某某来打断你的腿！”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她的“建议”，决定先保住自己的腿再说。
祸不单行。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去她们店里作“局外人”观察。晚上12点左右回来的时候，路上迎面逆行开来了好几辆大摩托车。车尾排气筒的消音器被去掉了，声音很大。灯光很亮，直照着我。车上坐着一些当地的小混混，手里好像还拿着铁链和刀。我早听说过当地是边境地区，经常有黑帮斗殴，且出过人命。我可不敢招惹他们，低着头，脑子里像过电影似地想，“这是不是某某小姐的某某哥要找我算账？……不对呀，我没再打她电话呀？”
正想着，他们围着我的小摩托转了两圈，用本地方言对我说：“外省人，没的事，少来这点儿（这地方）。”然后他们扬长而去，只留下我和自己“砰、砰”的心跳。
事已至此，我的田野调查不得不停止，我自己也进退两难，心中翻江倒海，一连串的焦虑接踵而来。
一则，自己预计会一帆风顺的田野调查，现在变得一筹莫展。
二则，我带来的钱已经消耗了很多，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再这样下去，我撑不了多久，就要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境。第三，这个研究如果进行不下去，难道我要回学校修改自己的研究计划？我已经为此准备了几乎两年时间了。再改研究内容又得重头再来，硕士只有四年期限，逾期就不能毕业了。第四，如果被退学，我如何回去面对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人生？第五，如果硬着头皮做调查，再遇到那帮小混混，我还能脱身吗？……
那段时间，唯有自己鼓励自己，我经常想起《三国演义》中，张辽对吕布说的一句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总觉得自己就算拼了，也得完成这次田野调查。
可是如何拼呢？
峰回路转
这样停滞不前的状态，大概持续了有一个月，我一直在放弃和坚持之间徘徊着。
突然有一天，上次一起吃过饭的一个“小姐”给我打电话，喊我出来吃饭。我预感着有什么事发生，但又不能确定，觉得至少这是一次接触被访者的机会，所以就去了约好的饭馆。
她叫小媛，在那家按摩店工作，22岁，长的很瘦，留着长发。见面之后，她说自己心情不好，让我陪着喝酒。我觉得她有事，就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几杯酒之后，她缓缓地说，她母亲病了，她想回去看看，但母亲想看看她的男朋友。因为之前她跟母亲说，自己在县城医院当护士，还虚拟了一个男朋友。现在要兑现了，她自己回去容易，可是没有男朋友。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沟通机会，于是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扮作她的男朋友，帮她演好这场回家探母的戏，她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去市场买了一些当地的礼物，然后和小媛一起乘上回家的小巴，约走了 3个多小时，到了她真正的家。
小媛的家在一个农场里，一排排的房子很整齐，只是有些年代了，显得有些破旧，墙角下长满了草。家门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节对联，风吹日晒多了，有些褪色、开胶，风一吹沙沙地响。屋里很小，大约有20多平米，只有一间房，客厅和卧室由一个布帘子隔开。客厅有一个两人坐的旧沙发，对面放着台老旧的电视机，屋顶吊扇的叶子上有一层黑黑的灰层。屋后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院，一侧搭了个小厨房，灶台上还摆着没刷的碗筷。
院子里养着几只鸡，角落的猪圈里养着一头猪。满地的鸡粪和猪圈的味道交织在一起，惹得苍蝇哄哄地飞来飞去。家里的生活必需品好像都齐备了，只是显得脏乱，好像主人经营家不太上心，有种败落的感觉。
小媛看着倒是习以为常了，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打电话联系妈妈。
一会儿，小媛的妈妈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着很朴素，看样子刚从农场干活回来，手里还拿着农活工具。看到我，她先是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笑呵呵地问我哪里人、做什么的、多大了等问题。我按着事先和小媛商量好的台词回答，小媛妈妈很满意。反而是我很好奇，不是病了吗？怎么还去干活？问了才知道，原来小媛妈妈有高血压，时好时坏的。医生开了药，现在稳定些了，其实不影响生活。这次主要是想女儿了，找个借口让小媛回来一趟。
中午，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主要都是来看小媛“男朋友”的。我当时挺紧张的，很怕回答错什么而穿帮。可能是我一身学生气的样子帮了忙，大家都觉得我是个读书的人，有礼貌，还让小媛多向我学习。小媛适时地把我带来的礼物分给大家，又赢来了一阵诸如“很懂事”“会做人”等夸奖。
午饭大家吃得很开心，小媛也露出一脸的满意，不时对我的表现点点头。我这种不会表演的表演，在这个场景中反而成了最好的演技。
午饭后，大家散了，小媛以“医院还要加班”为由，和我一起坐上了回小镇的巴士。坐在车上，小媛的眼角有点红润，车后的站台上，还站着挥手的小媛妈。那一刻真实的温情，让我都差点崩溃。
从始至终，在这个回家探亲的事件里，我和小媛一直在演戏。我想，唯一真实的或许就是小媛回家探亲的真情吧。她的护士身份、她的假男友——我、甚至是她母亲的病情和之后的亲朋见面，都是一出出的“戏”，但这个“戏”或许恰恰是小媛内心真正渴望的真实。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以这种方式打开田野的僵局，就有如撞大运一样，完全无法预测，也没有什么可借鉴性。但正是这种田野中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却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了解我的被访者。因为“母亲想见女儿男朋友”的借口，让我这个一开始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局外人”有了合情合理的切入口，得以如此自然地融入到小媛的家庭聚会中。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小媛是知情人，我在面对小媛时还是个公开的“局外人”，但在小媛的母亲和亲戚朋友面前，我又是一个隐蔽的局内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我可以从研究者身份到小媛男朋友身份之间来回穿梭，不断从两个视角来了解、思考小媛的故事。当然，这或许不是小媛故事的全部，但却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对我展示了小媛的真实一面。
回到小镇，小媛终于放下对我的警惕，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原来小媛的父母都是外地的知青，结婚之后落户在当地的农场工作。小媛出生之后，因为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夫妻不和，父亲经常找借口打骂母亲。到小媛读初中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小媛从此跟着妈妈生活，经济来源全靠母亲的一点儿工资，生活十分窘迫。父亲不仅不负担抚养费，又另娶了一个老婆。在生了个男孩后，还抱到家里来跟小媛母女俩炫耀，使得母女俩都怨恨父亲。
小媛初中毕业后，到职业学校读护理专业。她很努力，一心想毕业后在城里找份体面的工作，让妈妈不再受苦。但事与愿违，毕业后没有一家医院接受小媛护理岗位的申请，她把失败归结为“家里没有（社会）关系”。但小媛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继续苦日子，就留在县城的KTV做服务员，并对妈妈谎称自己在医院当护士。
在KTV工作的日子里，她看到一些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姐”有很好的收入，且经常买新衣服和首饰，打扮得很“潮”。正值花样季节的小媛也很爱打扮，也想过得体面一点。可是服务员的工资每月只有400块，连偶尔出去吃顿夜宵都得皱眉头。那时候，领班和其他人都夸小媛长得漂亮，出来“做”一定很找钱。其实，小媛怎会不知道小姐是份什么样的工作，但家里贫困无援，自己又奋斗无果，社会现实对弱者没有半点怜惜。再加上年轻的她也爱慕虚荣。慢慢地虚荣心战胜了耻辱感，小媛就这样进入了“小姐”的行列。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歌词“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伴舞为了生活”。可是，如果这是错，那么这是人走错了路，还是路自身的问题呢？
通过这场成功的演出，我赢得了小媛的信任，她也成为我正式田野调查的第一位被访者。之后，通过小媛的引荐，我才访谈到了其他几位小姐。我也才明白，只有通过小媛这样的“圈内人”引荐，我才有资格访谈这个敏感人群。通过这次经历，不仅开启了我的田野调查，更重要的是稳住了我那颗愈来愈不坚定的信心。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跟小媛聊起，当初她们为什么觉得我是个藏着摄像机的曝光记者时，她回应说，当时她们也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东东，只觉得一个外地的陌生男人，来她们店里，不找“小姐”，却搞什么访谈，很像记者，所以大家都排斥我。
实际上，我也不算什么威胁。在她们的生活中值得应付的狠角色比比皆是，且不说传统道德的压力与法律的干预，只是生存在“红灯区”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就已经十分不易。
首先说说老板娘。她们个顶个的都是人精，眼里不揉沙子，进到老板娘手里的钱，再想要回来，可不是一般的难。我亲眼看到过，几个五大三粗的嫖客，因不满意小姐服务找回店里来，最后分文未要回，灰溜溜地走了。“小姐”们整天要跟这样的老板娘合作，虽然她们之间也尔虞我诈的，却能从老板娘手里分到六成到八成的“真金白银”。而且老板娘还得哄着她们，不敢轻易得罪。
其次，“小姐”们还得跟嫖客打交道。嫖客们来自普通大众，啥人都有，有“软柿子”，也有得罪不起的主儿，精明的“小姐”经常能哄得客人开开心心地掏钱，就算闹崩了，也能斗智斗勇、“欺软躲硬”，不吃亏。记得有个“小姐”说过，在这个小镇上，只要她不想见谁，躲一个人还是容易的。这点我信，因为我用几乎绝望的经历验证过。
还有，“小姐”不得不跟当地的地痞流氓、黑帮打交道。这帮人从不按常理出牌，高兴、不高兴都有可能来“红灯区”捣乱，嫖了还不给钱，弄不好还打人，可谓是人见人躲。“小姐”们自知要在这块地界生存，对地痞与黑帮要么拉拢关系、要么逃之夭夭，反正不受其伤害。
除此之外，她们偶尔不小心怀孕了、染个性病啥的，只能靠自己或相互照应。有的还要照顾家人、拿钱养家、养男人。
以上这些我眼中无解的生活难事，对她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处变不惊。虽不能说所有“小姐”都是如此，但只要能在这个“红灯区”留下来常住的，都是能经得起这些复杂条件考验的。
相比起来，像我这样被她们耍得团团转的小角色，对她们几乎无害。
直挂云帆
这之后，我开始逐渐恢复信心，继续调查。自己开着摩托车，一连几个晚上，把小镇上每一个娱乐场所跑了一遍，一个人一个人地数过来，大致得出了当时小镇上“小姐”的数量，还在地图上更新了这些娱乐场所的位置。同时，为了扩展信息量，我还访谈了一些当地的其他知情人，如嫖客、老板娘、摩的司机、警察、当地政府人员、娱乐场所附近的生意人等。
我当时完全是出于直觉才这样做的。到了后来投奔潘绥铭老师门下之后，我才逐渐明白，这其实就是潘老师身体力行、系统总结、一贯大力提倡的“社区考察”的调查方法，而我当年的闷头乱闯，差得实在是太远。
看来路数不对也不行，田野调查光凭满腔热情和埋头苦干，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不是如何调查，而是如何相处
在我来到小镇之前，曾经设计过自认为非常严谨的调查方案，但自从调查真正开始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设计不过是纸上谈兵。我首先遇到的就是以下这些问题。
太正式了，等于装蒜
我事先设计好的访谈方式与地点均不适用。
田野开始之前，我请朋友在一家小饭馆借了一间临街有大玻璃窗的独立包房，用来做一对一深入访谈的地点。目的是为了安静，并有利于保护被访者隐私。后来发现，自己教条了。在这样的地方做访谈，“小姐”们一般会觉得陌生，不愿意来。就算来了，也会因这种正式访谈形式而感到紧张，不愿意多说。
实际上，我收集的信息大部分是在非正式访谈中得到的，在和她们一起打牌、吃饭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这时的闲聊往往会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后来才逐渐明白，这种“聊天式调查方法”，其实才是定性访谈的最佳方式。
调查，首先是学习
相对于生活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小姐”，作为学生的我，在一开始的调查中就显得格格不入，又呆又蠢。
“小姐”们经常对我说：“就你这样的，还来做调查？我把你卖了，你还得替我数钱。”我知道她们有这能力，因为我亲眼见她们见啥人说啥话，表现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把看起来凶巴巴的嫖客耍得团团转。相比之下，我显得是如此的不开窍，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一样。
再往后，我才逐渐领悟到，对于她们的世界来说，我之所以傻，不仅仅是因为我不了解她们，更是因为我忽略了学习、不肯发现和承认：这些“下贱女人”其实也有生活逻辑和生存技巧，也在与外部世界不断地互动和博弈，从而形成了此时此景中的她们。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其实首先是向我们的调查对象学习。这并不是说要学习她们的生活方式，而是说，必须首先发现和总结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才可能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她们。
这也表现在我与她们的聊天内容之中。
为了在和“小姐”闲聊的时候能有话说，我事先在网上找了很多笑话，包括一些荤段子。但在实际聊天时，要么是我讲出前半段，别人就把后半段说出来了；要么是我讲完了，大家都不觉得好笑。为这，我经常被她们嘲笑，让我十分尴尬。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属于她们的话，网上是查不到的，我必须在跟她们的交往中学说话、学沟通，学习这一切背后的特有逻辑和独特文化。
必须融入她们的文化
当地酒文化盛行，没喝酒之前还是陌生人，一起喝过酒，尤其是喝痛快了，就进入了熟人圈子，就成为了朋友。做生意得喝酒，做项目得喝酒，为了访谈“小姐”、疏通老板还得喝酒。总之，不喝酒很难办成事。如果某人喝得足够多，则经常被誉为“人品好”、“够朋友”、 “有本事” 、“值得钦佩”等。不能喝酒的人，不仅是“小酒量”的问题，往往会被觉得“不够朋友”、 “不坦诚”、“不适合交友”等。在这个小镇，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到，社会等级的高低是由喝酒多少决定的。
这种靠“喝酒”交流的方式，让我十分不适应。因为我酒量很差，喝一点就倒，属于反复实践就是练不出来的那种“小酒量”。这次田野经历，可把我这个短板放大到了最大程度。跟被访者聊天，聊得不好，觉得是关系不熟，于是得喝酒。聊得投机，因此关系建立的够好，还得喝。
可问题是，一旦喝了酒，谁访谈谁可就不知道了，酒精作用下的我，完全不能掌控调查。那段时间，我一直想着：“人类这么聪明，为什么没发明个喝酒不醉的药方？”
记得访谈第一个小媛介绍的“小姐”，由于是头一次直接访谈陌生的“小姐”，我也很紧张。知道她们多数都抽烟，就带了包香烟，想通过递烟来缓解尴尬。没想到适得其反，一见面，我就递了一支香烟给她，没聊几句，她就抽完了。于是，我又递给她一支。说了一会儿，话不投机，我又想递第三支烟的时候，她火了，“你以为我是烟筒阿！”
那一刻，我人还坐在她对面，但心已经钻到地缝里去了。
当地的“小姐”都爱打牌，如“斗地主”、打麻将之类的。我和她们混熟了之后，常参与她们的小集体活动，大家一起吃过饭之后，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打牌赌钱，而且赌的很大。我是穷学生，没钱，也不会打牌。因此，经常只是坐在一边看。但有时候突然有个人要上厕所，往往需要我顶一会儿，这下就麻烦了。不参与，显得格格不入，参与吧，我这技术就等于直接给钱啊。万一上厕所这位出来得晚一会儿，我还得去银行贷款。
于是，我暗地学习打牌，发奋图强。后来发现打麻将实在不行，我手笨，摆牌太慢。那些“小姐”摆牌就像麻将机一样快，去趟厕所的时间也能打两局，短时间内我实在练不出来。后来重点学习“斗地主”，学算牌，练到最好的时候，临时顶一会儿基本保证不输，只是手心里都是汗。
以上是在当地田野调查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几个必备技巧。因为抽烟、喝酒、打牌等，这些都不是我所擅长的、不是学校里能学到的，但却都是融入当地红灯区活动中所不可或缺的，是真实社会中连接人际关系的必然方法，特别是研究“小姐”所必需的。正如潘绥铭老师曾经提过的“不是所有男人都能找小姐”，这里我也着实证明了一次“不是所有人都能访谈小姐”。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怪怨自己太笨。可是后来从调查方法论的角度来反思，我却越来越困惑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真的学不会抽烟、喝酒、打牌，那么我也就真的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调查“小姐”了吗？如此说来，难道我去调查犯罪团伙，也必须跟着他们为非作歹吗？
从纯学术上来说，这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否应该保持距离”的问题。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无论是保持距离还是消除距离，我们这些书生型的研究者，有几个人真能做到呢？那我们还研究不研究？
这一直是困惑我的问题。
可遇而不可求
我发现这个镇上的“小姐”因工作地点、收入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在KTV工作的“小姐”，她们收入较高，每次服务200元以上，由领班管理。二是在诸如美容院、美发店、按摩院等“路边店”工作的“小姐”，她们收入略低，大概在每次100元左右。三是在路边兜客的“站街小姐”，一般到晚上9点以后才出来，她们收入最低，也最不好接触。
小媛来自路边店。这个类型的“小姐”，跟路边店老板娘之间，是口头的契约合作关系，很少有强制的雇佣。老板娘负责为“小姐”揽客，负责保护自己介绍的“小姐”，也以此跟“小姐”分钱。同时，老板娘也喜欢听话的、招客人喜欢的“小姐”。同理，“小姐”们也是这样来选择老板娘。“小姐”们经常因跟老板娘的关系好坏，而流动在不同的路边店里，她们之间大都相互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老板娘”当做田野中的“守门人”，一直没办法有所突破。而经过小媛的介绍却可以较顺利的访谈到其他“小姐”。其实老板娘和“小姐”不是一路人，属于貌合神离，相互之间并不是非常信任。
通过小媛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路边店里的“小姐”，这个类型“小姐”的信息收集已基本饱和。
接着，我打算联系KTV里的“小姐”。由于她们受领班管理，我想通过联系KTV的管理层来打通关系。卫生局朋友热心地帮我介绍了一个当地最大KTV的老板。据说这位老板之所以能在当地站住脚，是因为他黑白通吃，在当地可谓是神通广大。见他那天，我特意送了一条很贵的香烟作为见面礼物，拜拜山头。经过介绍，我说明来意，他满口答应了，允许我在这里做访谈。我当时真不敢相信竟能这么简单。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明白了，这个世界真的不会天上掉馅饼。
这位老板看起来30岁左右，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身边的服务员对他都很服帖。他说起话来，词句都很谦虚，但是内里却浸透着一股蛮不讲理的气势。他告诉我，这个KTV里“小姐”有20多位，只要今天我能把桌上的啤酒都喝掉，就让我随便做访谈。
我扫了一眼长方形的茶几上，咋一看，什么都没有，很干净。再仔细一看，桌面上一圈一圈的花纹，其实都是蓝带啤酒罐，足足摆了两层。有着著名“小酒量”之称的我，听了这很“合理”的要求，突然觉得，当初能演别人的男友，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但话已出口，无路可退，拼了，喝吧！结果可想而知，在下酒菜还没端上来之前，我就已经喝断片儿了。
第二天醒来，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不再去找那位KTV老板 了；第二，我再也不想看到蓝带啤酒了！
命运总是这么捉弄人，几天以后，参加当地一个朋友的聚会，我又回到了这个KTV，又看到满桌的蓝带。
朋友是这一地区的茶叶商人，刚做成了一笔生意，为了庆祝，来到这家当地最大的KTV。不同的是，这次我只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不是主角，也不需要用喝酒交换什么。所以这次我有机会在头脑清醒的条件下，抽空从包房出来，走走看看这个KTV。
这里虽说是当地最大的一家KTV，但其实也只有十几间KTV包房，另一半是个舞池，音乐震耳欲聋，闪烁的激光灯下，大约有几十个年轻人在蹦迪，人群随着DJ的引导大声呼喊着什么。到处散发着啤酒的味道，这气味让我有点反胃。
正打算转身回去，突然感到有人大力拍我的背。回头一看，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下，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心想着，是不是啤酒的味道又把我灌醉了？这时她又一次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并拉着我走到舞池边缘有灯光的地方。这时我才看清楚，一张熟悉的脸，是阿兰。
她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说：“看你在舞池边，喊你半天，都不见有反应。”
“你回来了 ？'我答非所问。
“那边生意不好，我回来了 ！”她答道。
算是故友见面，接着又是喝酒。我和阿兰在舞池边的卡座里大声地叙旧，直到朋友的聚会散场来大厅找我。那晚，我又醉了。
第二天醒来，头疼得要炸了，还想吐。想想没有进展的田野工作，提不起一点心情。我恨这感觉。
突然，我想起昨天阿兰好像对那家KTV很熟，下意识地感觉这是个重要线索，马上联系她。电话的那头传来阿兰的声音：“啊？我现在就在那家KTV(工作）呀，换个地方嘛，这里的姐妹我很熟啊。”后面的话我都忘了，只记得出了门，搭了个“摩的”，直奔阿兰而去。
原来，阿兰在外地过的不开心，又转回小镇，就在那家最大的 KTV做老本行。好在小镇不大，让我又遇到了她。
我告诉阿兰，自己想访谈“KTV小姐”，她道出了一条重要信息。这个小镇里有一部分“小姐”经常流动在KTV和路边店里，流动的方向主要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如果今天KTV生意好了，即使“小姐”正在路边店里，一个电话就可以赶过去。这一点我在小镇摩的司机处得到了证实，小镇很小，随便去一个地方只需几分钟，而且打摩的5块钱封顶，方便又便宜。同时，这部分“小姐”跟KTV老板之间也是松散的口头契约关系，并不会被限制人身自由。对于“小姐”来说，不管是路边店还是KTV，在哪里接到的客人，就跟哪里分钱。
这条消息，相当于帮我打通了访谈“ KTV小姐”的瓶颈。由于 KTV对“小姐”的松散式管理，使我不用再靠喝酒去求KTV老板(合法守门人）了，而像阿兰这样的被访者（非法守门人），给我提供了更为便利地接近被访者的机会。就这样，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我终于访谈到了一些“KTV小姐”，包括当地那家最大KTV里的。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当时没想过，过后也忘了，直到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社会调查，不仅要禁得起挫折，还要耐得住性子。别人的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日程来安排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屡见不鲜。我们只能等待事情的变化，充其量也只能作出一点点促进而已。
至此，我才开始明白，作为定性研究的理想状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那不仅仅是为了调查得更加深入，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去捕捉那些偶发的或者随机的却意义重大的事件。
底层社会“自组织”的范例
在研究“小姐”的这段日子里，看她们的生活，听她们的故事，让我颇有感触。最开始只是感觉，她们并非外界传言中的那样异类。只有当我真真切切地接触过她们之后，才体会到，她们其实只不过是社会中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她们也有一些很让局外人惊诧莫名的行动。我还是来说说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方面吧。
她们的习气，就是她们的世界
“小姐”们之间既是姐妹，也是竞争对手。她们往往会阶段性地组成小团体。我经常能看到团体间冷嘲热讽、打牌斗赌、争客人等情况。这附带着给我的田野工作造成很多麻烦，往往访谈了一个小团体，就会受到另一个小团体的拒访。这个难题我一直克服不了，常常感叹：想平衡好几个小团体的关系，非“苏秦之才”不可为也。因此导致拒访率高，也是最后我访谈人数不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田野调查中，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小姐”，对我的访谈十分配合，也积极帮我引荐过其他“小姐”作为潜在被访者。只是她总是不断地找我借钱，借口就是最近打牌输了、没钱吃饭了等原因，每次也不多，就是一两百块，而且只借不还。一开始我没在意，可后来经不住多次被借钱，又不好轻易拒绝她，毕竟她帮过我。
后来，我在和其他“小姐”聊天时，才偶然听到真实原因。原来找我借钱的“小姐”吸毒，她几乎已经借遍身边所有朋友，只是我还蒙在鼓里。因此，我尽可能委婉地对她表示，自己是学生，经济有限。结果，她再也没找过我，也没有还钱，我也失去了一位愿意被访的合作者。
遇到这些事情之后，我曾经马上就总结：“小姐”们很特殊，有坏习气。但是随着这些年来不断做各种社会调查，我开始反问自己：哪个阶层哪个群体没有自己的灰暗面呢？尤其是，在我看来是灰暗面，可是在她们的世界中，也许恰恰是必需的生存之道。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肯定他们的各种灰暗面，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就是他们生活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那我们的调查也就失去意义了。
“小姐”和客人，谁欺负谁？
有一位擅于察言观色的KTV“小姐”，讲述了自己遇到客人故意刁难时的策略：“看到是小痞子、喝醉酒的，麻烦，一般我不接。接了的客人如果故意找茬，我也不怕他们。尤其是有头有脸的人、政府的人，我就大声跟他吵，一会儿就乖了……官越大越怕吵，（因为）他怕闹大了、捅出去，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位“路边店小姐”也提到，有一次一个很帅的客人，对她花言巧语说要跟她交朋友，要带她去大城市玩。然而，一夜情之后，没给钱就想跑掉。可是她装睡，并偷偷地藏起了他的手机。结果，那个客人乖乖地回来赔礼道歉，给了两倍的钱，才将手机要回。
我问：“旧手机不值多少钱，那客人为啥回来拿？多丢脸。”
她答：“手机里有他老婆电话（号码）！”
一句话，我顿悟。这群女人不好惹，想想当初我田野的起始阶段，如果不是运气好，我早就无功而返了。
可是后来想想，这才是难能可贵的信息。
我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带着丰富的同情心去调查“小姐”，经常很容易就看到她们可怜的那一面，尤其是很容易把嫖客想象为绝对的主宰者和欺压者。可是在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生活其实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这就已经不仅仅是对我调查结果的丰富了，而是对我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极大丰富。因此，我不仅感激“小姐”们，更感激定性调查这种社会学实践。
她为我“两肋插刀”
有一次，我和阿兰等几个“小姐”一起在河边的烧烤摊吃夜宵。大家正聊着天，突然旁边桌上几个喝酒的青年人不知为什么打起来了。战火越演愈烈，酒瓶乱飞，吃烧烤的人们都站起来纷纷往旁边躲。
当地青年人酒后争凶斗狠，我早有耳闻。况且上次被街头小流氓威胁后，心中多少还是有点阴影，一般会尽量避免跟他们接触。不幸的是，我们几个被堵在里面，后面就是河，当时第“三十六计”的使用难度很大。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被打的青年人直接摔倒在我脚下。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阿兰和另一个“小姐”突然拦在我前面。阿兰一边回头跟我说：“外省人，往后站”，一边招呼大家沿着河岸的边缘，缓缓地退出激战现场。
事后阿兰跟我说，那几个打架的都是这一代的地痞，经常游手好闲，喜欢欺负外地人。如果刚才我稍微跟他们有点身体接触，很容易惹祸上身。
听了阿兰的话，我默默地感激。作为男人，这种时候我原本应该充当保护者，却在危急时刻被几个弱小的女人仗义相救。
从学术上来说，以上这些故事都不是某个“小姐”的特殊情况，而是所有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实践与学习，总结出来的一套生存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这就是他们的自组织功能的主要体现。
从调查方法的角度来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偶遇了这场打斗。否则，我怎么可能实践“从极端透视普通”这种视角，不断地修正自己对“小姐”群体的认知呢？
退一步，进两步
参与观察，知易行难
田野调查的中期，在阿兰的引荐下，我曾经在一个美发店（路边店）里，观察“小姐”们晚上跟客人接触的场景。
一开始，我选择坐在美发店的里面，没客人的时候，跟“小姐”们一起打牌消遣，来了客人，就可以看她们如何跟客人打交道。可是当客人进来挑“小姐”时，如果发现还有一个男性在店里，就很容易误会已经有客人来挑过一轮了，如果店里的“小姐”都是剩下的，会造成客人的不满。即使我和老板娘再三解释，有些客人还是会介意。
后来，为了不影响人家的生意，我就坐在她们店的门口。老板娘说，别人问起，就说你是我弟，来帮我照看生意的。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这样也能清楚地看到、听到老板娘拉客人、“小姐”们选客人等活动情景。
经常听别人说某某事物是把双刃剑，而我这次看似很好的“观察调整”，其实就是结结实实地踩在了刀刃上。
一开始是客人找麻烦。有一次，一个店里的“小姐”跟客人出去后，可能是沟通不好，俩人闹崩了，“小姐”跑了。可客人是付了钱的，于是回来，抓着坐在店门口的我大闹一场，任我怎么解释都不行，最后老板娘退了钱，我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观察机会不容易，我不想轻易放弃，而且觉得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所以我继续坐守店门口。没想到又惹来当地黑社会的找麻烦。
一天晚上12点多了，店里“小姐”们多数被客人选走了，我也正准备回去休息。一帮喝醉酒的男人开着车突然驾到，冲到店里没看到满意的“小姐”，也不管老板娘怎么劝，就抓着店门口唯一的男人——我，非要让我给他们安排满意的“小姐”，否则就要打人、砸店。
我当时感觉，自己就像是案板上的肉一样，别人想怎么剁就怎么剁。解释不通，没能力反抗，也不能报警。最后是老板娘找来当地有势力的人，从中调和，又出了点酒钱，才把我这个小角色给放了。
后来，我都不好意思去那家美发店做调查了，免得给老板娘再添麻烦。
看来社会学教科书所倡导的“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否则，不但可能一事无成，还可能引火烧身。可惜的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具体操作指导。其结果是，如果我现在再去调查“小姐”，对于参与观察也仍然是一头雾水，望而却步。
反过来说，我在现场的当时，为什么不去细细地思考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没有分析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时当场，其实还是有人可能帮助我去寻找另外的机会，我为什么浅尝辄止呢？
这些，就是一个初学者的自责，同时也是成长者的鞭策。
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当地“小姐”中，最难接触的就是“站街女”了。她们跟路边店和KTV的“小姐”联系不紧密，即使是阿兰和小媛她们也不认识这些人，并不像文献中说的那样，“站街女”多是高档年轻“小姐”年纪大了、落魄了，才去“站街”。我猜可能是由于当地“小姐”人群流动性大，“小姐”更新很快，才导致这种社会网络中断。由于没人能引荐，所以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接触“站街女”。
她们往往只有在晚上10点左右才会在某一段路边出现，没有组织者、没有固定的店，纯属打游击，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意，自己保护自己，对陌生人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因此也最难接触。一开始我只是在远处观察，看她们在街边兜客（找客人）的情境，但听不到说什么。也曾经尝试跟她们聊天，但只要不是买性，几句话之后她们就不理我了。
后来我发现，她们一次服务的价格不高，约在50元左右。于是，我鼓足勇气，打算用50元买一次跟她们聊天的机会。
谈妥价钱之后，一位“站街女”带着我来到一个深深的巷子里，左拐右拐地约走了有10多分钟。我的心越来越忐忑不安，开始怀疑这次访谈能不能做，早听说在当地有“仙人跳”的事发生，心里默念着上帝保佑。
她带我来到一个租住的平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床，点着一个红色的灯，虽然昏暗，但我还是能看清她的样子。她大约40岁左右，穿的很鲜艳，但没有化太浓的妆。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一边给我让座，一边说平时来找她们的客人中，也有像我这么年轻的。
为了不使她误会我是客人，我只好再次表示，我真的是来做研究的学生，不是嫖客，只是想和她聊聊。同时，担心她拒绝我的访谈，我先拿出50元给她。可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又是在她的地盘，她勉强同意了。但聊得很警觉，每个问题都是几句话就不说了。我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
大约过了30分钟，她表示不愿意聊了，还要急着找生意，于是这次访谈就结束了。
当走出那条深深的巷子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好像被人按在水下已经快要断气了，突然挣扎着露出水面的那种感觉。
这种仅仅基于50元钱的调查，太缺乏信任感，很难收集到真实、有效的信息，即使我问完了所有的问题，得到的也多是敷衍了事的答案。况且，我也是在惊恐的状态下访谈，根本没有思考她的回答含义，很难有追问。事后想想，当时很可能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那位“站街女”也未必能经常遇到一个只付钱聊天的傻子。
之后，我又在其他地点尝试了几次这样的访谈方式，均收集不到丰富的信息。这种情况一直到我田野调查结朿，也没有太大改善，因此针对“站街女”的调查，成为一项没有完成的任务。
上面的两个故事，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可以总结为：应该知难而退，不可逞强。可是从人生成长的积极角度来看，它们却告诉我：在搞清楚自己的能力所限究竟何在的同时，更应该寻找自己能力的增长点，并且付诸努力去实现之。
反思
两次田野调查，共历时约5个多月。受助于像阿兰、小媛这样关键人的引荐，我一共联系过48位“小姐”，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都拒绝参与访谈或中途退出，最后只完整访谈到18位。其实原本我的计划是访谈30位“小姐”，无奈身上所带的钱已经全部耗尽，实在开展不下去了，在征得导师的同意后，我只得收拾行囊准备返回学校。
离开小镇的头天傍晚，阿兰、小媛等几个朋友约我在路边吃烧烤。大家都说我平时不喝酒是为了做调查，这次总可以痛快地喝一场了吧。我同意，满满地倒了一大杯当地的包谷酒。端着杯，我对在坐的每一位朋友都说了一番发自内心的感谢话语。大家为之所动，反而不让我喝了。于是，那晚我没醉，和朋友们聊了好多。
夜色渐渐深了，透过酒杯的霓虹，小镇的喧嚣又一次上演。
从当初田野调查到现在已快八年了，如今城市化建设已经使小镇规模增加了好几倍，人口也翻了几番，那条街上的“红灯区”早已物是人非。但当初的经历却恍如昨日故事，历历在目。
这次田野调查的经历也彻底转变了我对“小姐”的看法。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们是弱势群体，她们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压力，躲躲藏藏地生活在社会中，同时，还要承担各类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刚入田野时，我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群人。但当我真正开始田野后才明白，在这里，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若没有“小姐”的帮忙，我在这里寸步难行。
我这样自认为是主流社会的“研究者”，却经常在“红灯区”被耍得团团转，被誉为“被别人卖了，还为别人数钱的人”。倒是经过“小姐”的指点，才真正开始了田野调查。但仍然经常“生活不能自理”，偶遇地痞斗殴，也得“小姐”仗义出手才能脱身。在这里，她们远比我强大得多。
正因如此，时隔八年回想起她们的时候，我没有怜悯，只有敬佩；不是同情，而是祝福。
她们，不管年轻不年轻，人生的路还都很长。可是，我绝不会廉价地祝福她们活得更好，只祝福她们：为自己走，为自己活。
请了解我
张楠，男，河南安阳人，社会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泰国清迈大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曾于2012年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访学。研究方向性社会学、健康社会科学，发表相关论文10篇。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关于小姐的研究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轨迹。我不仅基于田野调查完成了硕士论文，更重要的是因此结识了潘绥铭教授，并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从此开启了我性社会学研究的历程。如今我已成为一名大学青椒，当我跟学生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时，也会分享那段田野经历。教学生，也反思自己。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才能领略世界的浩瀚。体验到生命的价值，才会谦卑和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