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边疆危机四起,俄国威胁中国的整个北方,英国威胁着西藏,法国威胁着西南,日本威胁着东南沿海。各国张牙舞爪,都想从中国瓜分一块土地。清朝在巅峰时期拥有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然而在末期只剩下了1150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清朝保住这1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相当不容易。而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清朝是如何将其保住的呢?
19世纪,印度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成为了英国“女皇王冠明珠”。为了保住这块富裕的殖民地,英国提出了“拱卫印度安全”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
一个内湖,就是印度洋。“两个同心圆”就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外围圈,分为内圆和外圆。内圆就是印度西北—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东北这条线;外圆由波斯波斯湾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组成。三个缓冲区是西藏、阿富汗以及印度洋周边地区。
按照英国的设想,西藏将会变成英国殖民地,成为中英之间的缓冲地带。为实现这个计划,英国将尼泊尔、哲孟雄、克什米尔、拉达克、不丹纳入到势力范围之内。从1874年开始,英国开始不断在西藏进行渗透。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逼迫清朝签订了《烟台条约》,获得了在西藏“游历”和修建道路到西藏的特权。此后,英国又不断在西藏收集情报,挑拨离间。
1887年,英国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到1890年,清朝被迫和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清朝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并将则利拉以南的土地划给了哲孟雄。1893年,清朝又和英国签订了《续约》,将亚东开放为口岸。
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引起了西藏地区当局的不满,于是他们投靠俄国,将俄国势力引入了西藏。英国见状,于1902年派遣军队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企图将西藏直接占领。由于清军和藏军的武器装备落后,英国很快占据了优势。
1904年,西藏地方和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西藏的内政外交必须要请示英国,他国不能干涉。《拉萨条约》的签订使得西藏沦为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加剧了中国的边疆危机。该条约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反对。清廷在压力下派遣唐绍仪和英国重新谈判,最终于1904年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条约规定英国继续获得《拉萨条约》的特权,但同时也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清朝保住了对西藏的主权。
但是英国可能会放弃继续入侵西藏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第二次侵藏期间,达赖对清朝的妥协政策感到不满,英国则趁机对其拉拢,达赖也开始向英国靠拢。
要遥控西藏局势,就必须要牢牢控制康区。清朝前期,康熙和雍正之所以将打箭炉等康区划给四川省,主要就想将康区控制在四川总督之手,便于出兵西藏。乾隆之所以不惜代价平定大小金川,其目的就是扫清通往西藏的障碍。因此,康区的“改土归流”必须先进行。
恰在此时,西康地区发生了“巴塘事变”。巴塘是康区南部重镇,扼守川藏大道咽喉,古代为藏族政权控制。1719年,康熙帝派遣大军入藏,岳钟琪在此击溃巴塘军队,巴塘第巴喀木布(和硕特汗国设置的官员)投降,清朝在此延续土司制度进行管理。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开始在巴塘试验推行新政,“因垦设屯,因商开矿”,结果引起了巴塘土司的阻碍。
巴塘
1904年,英国军队入侵拉萨,逼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为了保住西藏,清廷采取了“经营川边”“固川保藏”的政策,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昌都),并命令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入藏的沿途“就近妥筹经边各事”。凤全到里塘一带后推行“新政”,实行屯垦、练兵、招商、开矿等政策,这些政策破坏了寺庙僧人、土司及驻瞻藏官的利益。
例如,凤全在巴塘招募汉人开垦耕种,威胁了寺庙和土司的经济利益;凤全招募兵勇,长期驻扎,威胁了土司的政治特权。
另一个关键的地方在于寺庙问题。鉴于青藏一带僧人多参与叛乱,1724年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后就规定寺庙房间不能超过200间,喇嘛最多可以达到200人。然而这个政策并未得到严格执行,超过千人的寺庙很多,其中巴塘丁林寺是拉萨三大寺的“子寺”,僧人竟然超过了1500人。丁林寺喇嘛阻止“新政”的推行,成为了里塘土司势力的靠山。
丁林寺,现在已经改名康宁寺
凤全为推行新政,下令寺庙的僧人必须限制在300内,其他的疑虑还俗。这项政策,加剧了里塘的矛盾。当时,法国传教士蒲德元在巴塘被抢劫,传闻和定林寺有关。于是凤全下令严查,结果丁林寺官员趁机和土司等勾结,煽动百姓发动了事变,杀死了凤全及其随从百余人。
随后,锡良派遣赵尔丰出兵里塘。赵尔丰,祖籍是汉八旗,是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早期跟随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任职。赵尔丰被调遣到康区后采取了铁血政策,攻破了桑披寺,里塘土司逃亡到了西藏。随后,赵尔丰在康区推行改土归流。
赵尔丰入康
早在1904年,赵尔丰就向锡良上“平康三策”,建议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建为行省,“扩充疆宇,以保西陲”,“联川、康、藏为一体,建西三省”,并将四川总督改为西三省总督,驻扎于巴塘,“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平定巴塘之乱后,赵尔丰筹划了《会筹边务开办章程折》,开始在康区进行了经济建设,为改土归流打下基础。
1908年,清廷调遣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任边务大臣。随后,赵尔丰正式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加强中央对康区的控制。1911年,赵尔丰改署四川总督,以傅嵩炑代理边务。傅体经过考察后,提出了建立“西康省”的建议,但是这个计划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英军多次入侵西藏,让清廷感受到了西藏危机的严重性。1906年,清廷派遣张荫棠“查办藏事”,他在拉萨处理一批抵抗英军入侵不力的官员,开始在西藏推行“新政”。清末新政也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加强中央集权。不过,“新政”在边疆地区更多的意义在于推动“改土归流”。
当时,英国和俄国在西藏僵持不下,于是签订了《英俄协约·西藏专约》,该条约承认彼此在西藏的特权,同时“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与此同时,达赖的出走使得西藏僧俗界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英国为了达到分裂西藏的目的,英国在达赖出走后极力拉拢班禅,但是班禅并未动心,这时候的英国的计谋暂时无法推行。而赵尔丰在康区的“改土归流”又给西藏做好了后盾。以上的背景,都是有利于清朝在西藏推行“新政”的。
张荫棠
1907年,张荫棠设立了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九个局,制定了办事章程。但他还未执行,就去印度谈判了。随后,在西藏执行新政的是联豫。联豫是正白旗人,曾经跟随薛福成出使欧洲,以通晓洋务著称,1905年为驻藏帮办大臣。
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的主要政策可以分为五大方面。政治方便,裁汰冗官,裁撤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攒;经济上,实行开矿、造币、通邮;军事上编练新军、设督练公所;创设巡警总局;外交方面:开埠通商,创立亚东、江孜、噶达克税关;在文化上,创立白话报,设立印书局、学务局,兴办新学,开办汉、藏文传习所。
如同康区的“改土归流”一样,西藏的“新政”同样引起了达赖等人的不满。为了稳定西藏局势,用武力为后盾推行新政,清廷在1909年命令钟颖带领川军2000人进入拉萨,同时让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策应入藏之川军。
然而,英国却趁机煽动西藏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其中就包括达赖。达赖对清廷不满的原因除了新政之外,还有就是和清廷发生了“礼仪之争”,并且没有在北京获得直接奏事的特权。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1908年去世,这让清朝的内部有了不稳定的因素,十三世达赖趁机返回拉萨。
他在返回拉萨途中给英、俄等国联系,要求各国向清廷施压,逼迫清廷撤兵。同时,西藏的噶厦也向驻藏大臣施压,要求其撤兵,并控告赵尔丰在康区“烧毁村落、寺院”,“杀戳无辜人民”等。西藏的僧俗大会还控告联豫,列其罪状19条。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他断绝了西藏和内陆的交通,派遣藏军阻止川军入藏。
西藏的清代汉人墓葬群
1910年2月,钟颖带来的川军到达了江达(太昭),遭到了藏军的阻击。川军英勇反击,击溃了藏军,并在2月12日进入了拉萨。达赖见大势已去,就逃亡到了印度。英国则以“独立”为诱饵,对达赖进行百般的笼络。但是英国同样担心此举会引起俄国的反对,因而在不敢答应十三世达赖的要求。清廷在收复西藏后,革除了十三世达赖的爵位。
此事,已经到了清朝快灭亡的时候。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西藏、蒙古等地区的地方势力则趁机反叛,驱逐清朝的军队,导致边疆形势又恶化了起来。而曾经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赵尔丰也在四川进镇压了保护运动,酿造了“成都血案” 。辛亥革命后,赵尔丰被四川革命党处死,并且冠以“屠夫”之称号,一代民族英雄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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