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年间，书生庞大庸与财主邬员外为邻，和邬员外的女儿红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庞大庸十三岁时，有一次庞父宴请宾客，邬员外也在座。邬员外考问庞大庸的学问，庞大庸对答如流，邬员外乐得直夸庞大庸前途不可限量。
有个客人打趣说：“邬员外，你如此欣赏庞世侄，不妨纳为东床佳婿，我看他与红萍侄女倒是很般配。”邬员外呵呵一笑，说道：“我正有此意，只恐庞兄不舍啊。”
庞父大笑着说：“我求之不得，今天把话讲明，把此事定下来，等我选个好日子，请媒人下聘，写下婚约。”宾客们大笑，纷纷举杯祝贺两人结为儿女亲家。
万万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月，庞父惹上祸事了，被抓进了监牢。庞父是个秀才，喜欢酒后题诗。他在江边酒楼上与两个文友饮酒，酒后来了兴致，在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词，文友们鼓掌大声叫好。
有个曾经被庞秀才羞辱过的项书生，恰好看见了这首诗，提笔在两个字上添加了笔画，诗意便截然相反，成了一首暗讽朝廷的诗词。项书生跑到县衙里举报，县令大怒，便把庞秀才抓了起来。
后来，县令治了庞秀才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抄没家产，剥夺秀才功名，监禁二十年。家里只剩下一座房屋和两亩薄田，供庞大庸母子俩生活，而且大不敬的罪名，还牵连到庞大庸，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到半年，庞秀才便病死在狱中。
庞大庸和母亲相依为命，过了两年，母亲郁悒而死，剩下他独自一人，艰苦度日。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可以和红萍吐露心中的郁闷。两人岁数大了后，碍于封建礼教，红萍只能足不出户，待在闺房里。但是，邬家的后院与庞家挨着，两人常常在矮墙处相会。
等到庞大庸十八岁的时候，他想娶红萍为妻，便央求媒婆陈大姑去邬家提亲，却被邬员外一口拒绝。庞大庸听了陈大姑的回话，气愤地找到邬员外，说起他曾亲口许下婚姻的往事，质问他为何反悔？
邬员外冷笑数声，说道：“贤侄，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婚约，算不得数的。再说了，你如今一贫如洗，拿什么养活妻儿？何况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永远没有了出头之日，想娶我家女儿，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庞大庸气得直翻白眼，却又无可辩驳，只能含羞离去。过了几天，他在矮墙边和红萍说起此事，红萍安慰他说：“你放心，我这辈子非你不嫁。等到合适时机，我央求母亲去劝说父亲。”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姓刘的世家子弟来提亲，邬员外对他相当满意，便答应了婚事，收了聘礼。红萍得到消息，非常焦急。这一天，她和庞大庸在矮墙边相会时，说起此事，提出和他私奔。
庞大庸想了想，决定去外省投奔姨母。姨父在外省为官，辞官后，便在外省定居了下来。两人约下时间和暗号。
这一天半夜里，庞大庸租下一辆马车，来到矮墙边，学了三声猫叫。红萍早已等候着，听见猫叫声，拎着包袱，急匆匆来到后院。在庞大庸的接应下，她坐上马车。车夫一扬马鞭，赶着马车消失在夜幕里。
出了省界，为了防止车夫泄露行踪，庞大庸换乘了马车。好在红萍带来一些私房钱，两人不至于在路上挨饿。红萍穿着庞大庸的衣服，女扮男装，晚上住店，白天赶路。
到了姨母家里，姨母大喜，给他们单独安排到一处别院，送过来两个丫环和一个老妈子，侍候起居。选了一个好日子，姨母和姨父主婚，给他们操办了婚礼。姨父家境富裕，小两口的衣食住行，都由姨父提供，庞大庸只管安心读书。
三年后，姨父的门生到庞大庸的老家担任学政，姨父给他写了一封书信。学政大人接到书信，恢复了庞大庸科举考试的资格。庞大庸在外省参加童生试，中了秀才。后来，经过几年苦读，他先中举人，后中进士，被授予县令之职。
上任之初，庞大庸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省亲。他来到邬员外的面前，跪下行礼，朗声说道：“癞蛤蟆女婿拜见岳父大人。”邬员外想起往日讽刺他是癞蛤蟆的往事，羞惭满面。红萍上前劝解，翁婿二人握手言和。
庞大庸当了县令后，有一天，接到一个官司，一个财主状告一个老秀才招摇撞骗。待到把老秀才拘到大堂上，竟然是项书生。他诬告庞秀才后，在当地无颜立足，便逃到了表亲处安家，想不到冤家路窄，竟然落在庞大庸手里。项书生招认了陷害庞秀才的经过。
庞大庸剥夺了项书生的功名资格，将他打了二十大板，赶出公堂。他给家乡的县令写了公函，附上项书生的口供。县令接到公函，为庞秀才昭雪冤案，恢复了名誉。
庞大庸和红萍一生恩恩爱爱，一共生下三个儿子，后来个个都考上了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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