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年间,书生庞大庸与财主邬员外为邻,和邬员外的女儿红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庞大庸十三岁时,有一次庞父宴请宾客,邬员外也在座。邬员外考问庞大庸的学问,庞大庸对答如流,邬员外乐得直夸庞大庸前途不可限量。
有个客人打趣说:“邬员外,你如此欣赏庞世侄,不妨纳为东床佳婿,我看他与红萍侄女倒是很般配。”邬员外呵呵一笑,说道:“我正有此意,只恐庞兄不舍啊。”
庞父大笑着说:“我求之不得,今天把话讲明,把此事定下来,等我选个好日子,请媒人下聘,写下婚约。”宾客们大笑,纷纷举杯祝贺两人结为儿女亲家。
万万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月,庞父惹上祸事了,被抓进了监牢。庞父是个秀才,喜欢酒后题诗。他在江边酒楼上与两个文友饮酒,酒后来了兴致,在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词,文友们鼓掌大声叫好。
有个曾经被庞秀才羞辱过的项书生,恰好看见了这首诗,提笔在两个字上添加了笔画,诗意便截然相反,成了一首暗讽朝廷的诗词。项书生跑到县衙里举报,县令大怒,便把庞秀才抓了起来。
后来,县令治了庞秀才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抄没家产,剥夺秀才功名,监禁二十年。家里只剩下一座房屋和两亩薄田,供庞大庸母子俩生活,而且大不敬的罪名,还牵连到庞大庸,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到半年,庞秀才便病死在狱中。
庞大庸和母亲相依为命,过了两年,母亲郁悒而死,剩下他独自一人,艰苦度日。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可以和红萍吐露心中的郁闷。两人岁数大了后,碍于封建礼教,红萍只能足不出户,待在闺房里。但是,邬家的后院与庞家挨着,两人常常在矮墙处相会。
等到庞大庸十八岁的时候,他想娶红萍为妻,便央求媒婆陈大姑去邬家提亲,却被邬员外一口拒绝。庞大庸听了陈大姑的回话,气愤地找到邬员外,说起他曾亲口许下婚姻的往事,质问他为何反悔?
邬员外冷笑数声,说道:“贤侄,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婚约,算不得数的。再说了,你如今一贫如洗,拿什么养活妻儿?何况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永远没有了出头之日,想娶我家女儿,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庞大庸气得直翻白眼,却又无可辩驳,只能含羞离去。过了几天,他在矮墙边和红萍说起此事,红萍安慰他说:“你放心,我这辈子非你不嫁。等到合适时机,我央求母亲去劝说父亲。”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姓刘的世家子弟来提亲,邬员外对他相当满意,便答应了婚事,收了聘礼。红萍得到消息,非常焦急。这一天,她和庞大庸在矮墙边相会时,说起此事,提出和他私奔。
庞大庸想了想,决定去外省投奔姨母。姨父在外省为官,辞官后,便在外省定居了下来。两人约下时间和暗号。
这一天半夜里,庞大庸租下一辆马车,来到矮墙边,学了三声猫叫。红萍早已等候着,听见猫叫声,拎着包袱,急匆匆来到后院。在庞大庸的接应下,她坐上马车。车夫一扬马鞭,赶着马车消失在夜幕里。
出了省界,为了防止车夫泄露行踪,庞大庸换乘了马车。好在红萍带来一些私房钱,两人不至于在路上挨饿。红萍穿着庞大庸的衣服,女扮男装,晚上住店,白天赶路。
到了姨母家里,姨母大喜,给他们单独安排到一处别院,送过来两个丫环和一个老妈子,侍候起居。选了一个好日子,姨母和姨父主婚,给他们操办了婚礼。姨父家境富裕,小两口的衣食住行,都由姨父提供,庞大庸只管安心读书。
三年后,姨父的门生到庞大庸的老家担任学政,姨父给他写了一封书信。学政大人接到书信,恢复了庞大庸科举考试的资格。庞大庸在外省参加童生试,中了秀才。后来,经过几年苦读,他先中举人,后中进士,被授予县令之职。
上任之初,庞大庸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省亲。他来到邬员外的面前,跪下行礼,朗声说道:“癞蛤蟆女婿拜见岳父大人。”邬员外想起往日讽刺他是癞蛤蟆的往事,羞惭满面。红萍上前劝解,翁婿二人握手言和。
庞大庸当了县令后,有一天,接到一个官司,一个财主状告一个老秀才招摇撞骗。待到把老秀才拘到大堂上,竟然是项书生。他诬告庞秀才后,在当地无颜立足,便逃到了表亲处安家,想不到冤家路窄,竟然落在庞大庸手里。项书生招认了陷害庞秀才的经过。
庞大庸剥夺了项书生的功名资格,将他打了二十大板,赶出公堂。他给家乡的县令写了公函,附上项书生的口供。县令接到公函,为庞秀才昭雪冤案,恢复了名誉。
庞大庸和红萍一生恩恩爱爱,一共生下三个儿子,后来个个都考上了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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