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与边境诸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征行将士远征,战争胜利结束,往往留兵驻屯要地,成为军镇(军及守捉),而行军大总管府随即撤销。
自贞观以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军镇设置日益延伸,也日益增多。
大约自高宗起,因边境军事形势的恶化,唐廷开始增强边境防御力量。其中主要是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广置烽戍”,增加驻军,“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
唐初屯防军制的组织形式由北魏以来的镇、戍二级制,发展为五级制,即军、守捉、城、镇、戍。
正如《新唐书·兵志》所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
其中军为屯防军事系统里直接统率防丁的最高机构。
守捉为军之下的防御单位,始设于唐。具体设置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唐初已经设立。
例如,合川郡界守捉,乃贞观中侯君集置。云中守捉置于高宗调露年间,绥和守捉、平夷守捉置于开元初。守捉可以升级为军,军当然也会降为守捉。例如,会州有新泉军,开元五年(717年)废为守捉。
蔚州清塞守捉城,贞元十五年(799年)升为清塞军。营州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贞元二年(786年)为军城。守捉地位虽然低于军,但守捉统军也有多于军者。
如陇右之平夷守捉管兵三千人,而宁塞军只有五百人。河西之张掖守捉管兵六千三百人,马千匹,而建康、宁寇二军只有千七百人,马百匹。军虽然为守捉的上一级单位,从《新唐书·地理志》来看许多州置有军,但没有设守捉。
似乎军和守捉只是级别不同,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
根据《新唐书·兵志》,城地位在军和守捉之下。但实际上城和军、守捉的界限并不明晰。唐代许多军、守捉本身即是一城,因此,史籍中常有军城、守捉城的称呼。
例如,营州东有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贞元二年(786年)为军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又有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四守捉城。因此,城使和军使的地位问题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唐代镇、戍,是继承北魏以来的军镇而来,但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
它们分为上中下三等: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镇戍的兵力极为有限。
即使上镇也不过五百人。但这是唐初的情况,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万人以上的镇,这些镇与军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安史之乱后,藩镇也常常称为镇(如卢龙镇、宣武镇),则又是另一种性质的镇。
一般而言,军与州同级,镇与县同级。唐后期镇仍广泛存在,与唐初相比,地位还有所提高,在抗御邻藩和外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时镇除设有镇将,还设有镇副。由于唐后期使职差遣的发展,镇将也趋于使职化。镇将往往又称镇使、镇遏使等。据《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每镇又有使一人、副使一人。
当然,唐代镇的性质十分复杂。除了以上军事性质的,还有经济类型的。虽然作为经济意义的镇市,大量出现于宋初,但在唐初已开始了县镇互为表里现象。也就是说镇似乎已经成为州之下、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
在军、守捉、城、镇、戍之外,似乎还有栅这一级。据《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永淳二年(683年)以岢岚镇为栅,长安三年(703年)为军。
栅,编立木为之,大致可分为两种,即一种是战时临时性的军事设施,一种则是常设性的军事据点。元和年间讨伐淮西吴元济时,李愬曾攻取文成栅、新兴栅、兴桥栅等。这些栅估计是临时性的。而岢岚栅应是属于后一类。这一类多建于边疆险要之地。“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
据上下文,棚即栅。这类固定性的栅的等级不详。从岢岚镇为先为栅,后升军来看,栅的地位在军之下,但似乎还在镇之上。这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据唐末一方张氏墓志,其子王弘泰任幽州雄武军平地栅巡检烽铺大将。
唐后期的防戍机构中军、镇(城)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守捉虽然沿置不废,但在史籍中出现较少,重要性似乎降低。
以下所论军镇由于篇幅所限,主要限军和镇;城和守捉、栅等就略而不论了。
河北地区在唐初,不仅府兵较少设置,而且军镇出现也较晚,这与唐王朝致力于开拓西方,而在东北维持现状的战略方针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先生指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
河北地区军镇最初出现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突厥的复兴,加之奚和契丹依附突厥,对唐北部和东北边境地区屡屡骚扰,数次大败唐军,甚至深入河北内陆,“河北积年丰熟,人畜被野,斩啜虏赵、定、恒、易等州财帛亿万,子女羊马而去。河朔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摄”。
唐王朝面对突厥和奚、契丹的攻击,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开始充实河北的力量。妫州清夷军设于垂拱二年(686年),幽州经略军设于延载元年(694年),檀州威武军设于大足元年(701年),是早期河北地区较早设立的军。
但河北地区广泛设立军还是在玄宗时期。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于莫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
开元十四年(726年),“于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突厥”。
唐玄宗时期军事防御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节度使制度的确立,这是继都护府制后又一次大的变化。唐初原属都护府的军、镇、城、守捉、戍、堡等军事建置,在节度使制度确立后,被整合到节度使制度下。
具体到对河北地区的军镇来说,则属于范阳节度使(或称为幽州节度使)。
《通典》卷一七二记载,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军、威武军、清夷军、静塞军、恒阳军(常山郡东,开元中置,管兵六千五百人)、北平军(博陵郡西,开元中置,管兵六千人)、高阳军(上谷郡城内,管兵六千人)、唐兴军、横海军(景城郡城西南,管兵六千人)等九军。
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但河北境内的许多军保存了下来,在河北被分割为数个方镇的情况下,由原来的统一归属于范阳节度使(或称为幽州节度使),改变为隶属不同的方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镇在三镇中主要集中于幽州镇,成德、魏博较少。唐前期为防御突厥,在以后的成德境内某些州也曾设军(如恒州恒阳军),但安史之乱后不再见诸记载,似乎已经废罢。
幽州镇众多的军镇,形成了不同于魏博和成德二镇的特色。这主要是由于其地处河北北端,担负着防御奚和契丹等少数民族的任务所决定的。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军镇在防御少数民族之外,又被赋予了新的职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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