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穰苴/著
《司马兵法》作者为司马穰苴 [ ráng jū ],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又被称为《司马穰苴兵法》。《汉书》中记载一共155篇,但到了唐代,失传很多,仅剩三卷五篇被编入《隋书·经籍志》。该兵法流传至今两千多年来,这残存的五篇,就记载了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至今尚有很高的军事研究价值。
孙武和司马穰苴本姓都为田氏,是春秋初期陈国陈厉公儿子陈完的后代分支。司马穰苴本名为田穰苴,因为在齐国帮助齐景公击退晋、燕联军,解除齐国的危机而被齐景公封为大司马,所以后人称之为司马穰苴。
而孙武的家族是因为田完的第五十世孙田书,在一次战争中立下了战功,所以被齐景公赐姓“孙”,以示嘉奖,所以孙武家族姓”孙”便延续下来。
从姓氏和祖上追溯,孙武和司马穰苴是叔侄关系,司马穰苴是孙武的叔父。从个人成就上看,司马穰苴和孙武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著有《孙子兵法》,而司马穰苴著有《司马兵法》,二人的军事才能都得到了广泛认可。
司马穰苴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
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失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于正刑”。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礼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台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
会之以发禁者九。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
【译文】古人以仁爱为根本,以正义的方法处理国家大事,这就叫做政治。政治达不到目的时,就要使用权势。权势总是出于战争,而不是出于中和与仁爱。因而,杀掉坏人而使大众得到安宁,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别的国家,出于爱护它的民众,进攻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因此,君主应该以仁爱为民众所亲近;以正义为民众所喜爱;以智谋为民众所倚重;以勇敢为民众所效法;以诚实为民众所信任。这样,对内就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借以守土卫国;对外就能具有威慑力量,借以战胜敌人。
作战的原则是:不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兴兵作战,为的是爱护自己的民众;不乘敌人国丧时去进攻它,也不趁敌国灾荒时去进攻它,为的是爱护敌国的民众;不在冬夏两季兴师,为的是爱护双方的民众。所以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掉战争准备,必定危险。即使天下已经平定,全国欢腾,每年春秋两季还是要用打猎来进行军事演习,各国诸侯也要在春天整顿军队,秋天训练军队,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准备。
古时候(西周以前),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这是为了表示礼让。不残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并哀怜它的伤病人员,这是为了表示仁爱。等敌人布阵完毕再发起进攻,这是为了表示诚信。争大义而不争小利,这是为了表示战争的正义性。赦免降服的敌人,这是表明军队的勇敢。能够预见战争开始和结局,这是表示统帅的智慧,根据“礼、仁、信、义、勇、智”六德按时集合民众进行教育,作为管理民众的准则,这是从古以来治军作战的方法。
从前的君王治理天下,顺应自然规律,适合地理条件,任用贤德的人,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分封诸侯,区分等级,按照爵位高低给以不同的俸禄。这样,使诸侯都心悦诚服,外国也向往归附,诉讼和战争也都没有了,这就是圣王用仁德治理的天下。
其次,贤王制定礼乐法度,设置五刑来治理国家,使用军队讨伐不义。亲自巡视各诸侯的领地,访察地方,会见诸侯,考核他们是否遵守“礼乐法度”。对那些玩忽命令、触犯法纪、败坏道德、逆天行事和迫害功臣的国君,便通令各国诸侯,公布他的罪行,并上告于天地神灵和祖先。然后由冢宰向诸侯征调军队,发布命令说:“某国无道,应出兵征伐。各诸侯的军队应于某年某月某日到达某国,会同天子惩治罪犯。”冢宰又使百官向军队宣布命令说:“进入该国的地区,不准亵渎神位,不准打猎,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烧毁房屋建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取家畜、粮食和用具。见到老人和儿童,要护送他们回家,不准伤害。即使遇到少壮的人,只要他们不抵抗就不以敌人对待。对于受伤的敌人,给予治疗,而后放他们回去。”惩办了首恶后,天子和诸侯们还要帮助整顿好那个国家,选用贤能,另立明君,调整、恢复其各级官职。
王霸治理诸侯的办法有六种:用调整封地的大小来控制诸侯;用政策法令约束诸侯;用礼仪威信亲近诸侯;用馈赠财物悦服诸侯;用有智谋的人去扶持诸侯;用强大的军队慑服诸侯。还要以共同的利害来使诸侯联合起来,大国亲近小国,小国尊敬大国,和睦相处。
会合诸侯颁发九项禁令。凡是恃强欺弱以大侵小的,就削弱他。虐杀贤良残害民众的,就讨伐他。对内暴虐对外欺凌的,就废除他。使田野荒芜民众逃散的,就削减封地。仗恃险固而不服从的,就兵临其境警告他。残杀骨肉至亲的,就按法律惩办他。驱逐或杀害君的,就诛灭他的同党,毁灭他的家园。违犯禁令不守法度的,就孤立制裁他。内外淫乱,行同禽兽的,就灭掉他的国家。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
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
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旗:夏后氏玄,首人之孰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
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匿,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
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不上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规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戌军,三年不兴,覩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译文】天子正确的思想行为,应当是取法天地,借鉴古代圣王。士氏的正确思想行为,应当是遵从父母教训,不偏离君主和长辈的教导。所以虽有贤明的君主,如果对士民不事先教育,也是不能使用他们的。古代教育民众,必须制定上、下、尊、卑的人伦道德规范,使上下尊卑之间彼此不相欺凌,德和义不互相踰越,有才技的人不被埋没,有勇力的人不敢违抗命令,这样,大家就会同心协力了。
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能用于军队,军队的礼仪法度,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德和义就不会互相踰越。君主必须敬重不自夸的人,因为不自夸的人,是君主所宝贵的人才,如能不自夸,就说明他没有奢望,没有奢望就不会和别人相争。朝廷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一定会掌握真实情况,军队里能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事情就会得到妥善处理,这样,有才技的人就不致被埋没了。对服从命令的人,上级要给予奖励,对违抗命令的人,上级要给予制裁,这样,有勇力的人就不敢违抗命令了。民众经受了这些教育,然后再慎重选拔任用他们。各项事业都治理得很好,各级官吏就尽到职责了。教育内容简明扼要,民众就容易学得好,习惯一经养成,民众就会按习俗行事了。这就是教育的最大成效。
古人用兵,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过远,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迫近。不过远就不易被敌人诱骗,不迫近就不易陷入敌人的图套。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巩固,用仁爱为宗旨,就能战胜敌人。用这种方法,取胜以后,还可以反复运用,因而贤德的人都很重视这种方法。
虞舜在国内告诫民众,是为了使人们理解他的命令。夏启在军中誓师,是为了使军队事先有思想准备。商汤在军门之外誓师,是为了使军队事先了解他的意图以便行动。周武王在两军将要交锋的时候誓师,是为了激励士卒的战斗意志。
夏禹用德取天下,没有使用武力,所以当时兵器种类比较简单。商汤用义取天下,开始使用武力和兵器。周武王用武力取天下,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兵器。
夏代在朝廷上奖励有功的人,是为了鼓励好人。商代在集市上杀戮有罪的人,是为了警告坏人。周代在朝廷上奖励有功的人,在集市上杀戮有罪的人,是为了勉励“君子”,震骇“小人”。三王的办法虽有不同,但是鼓励人们为善的精神是一致的。
各种兵器不配合使用,就不能发挥威力。长兵器用以掩护短兵器,短兵器用以抵近战斗。兵器太长就不便使用,太短就打击不到敌人。太轻就脆弱,脆弱就容易折毁。太重就不锋利,不锋利就不中用。
兵车:夏代叫钩车,注重行驶平稳;殷代叫寅车,注重行动迟速;周代叫元戎,注重结构精良。旗帜:夏代用黑色,取其像手持人头那样威武;殷代用白色,取其像天体那样皎洁;周代用黄色,取其像大地那样深厚。徽章:夏代用日月,表示光明;殷代用虎,表示威武;周代用龙,表示文采。
治军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缺少威信,就难以指挥士卒克敌制胜。上级使用民力不适宜,任用官吏不恰当,有技能的人不能发挥其作用,牛马也不能合理地使用,主管者又盛气凌人地去强迫人们服从,这就是过于威严。过于威严,士气就感到受压抑。君主不尊重有德行的人而信任奸诈邪恶的人,不尊重有道义的人而任用恃勇逞强的人,不重用服从命令的人,而重用专横武断的人,不重用善良的人,而重用残暴的人,以致引起民众反抗官吏,这就会降低威信。缺少威信,就不能指挥士卒去战胜敌人。
军队行动,以从容不迫为主,从容不迫就能保持士卒力量的充沛。虽各冲锋陷阵中,步兵也不要快步走,兵车也不要奔驰,追击敌人也不准超越行列,这样才不至扰乱战斗队形。军队的稳固性,就在于不打乱行列的秩序,不用尽人、马的力量,行动的快慢决不许超出命令的规定。
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用在军队中,军队的礼仪法度,不用在朝廷内。如果把军队的礼仪法度用在朝廷内,民众的礼仪风气就会被废弛,把朝廷的礼仪法度用在军队中,军队的尚武精神就会被削弱。因为在朝廷上说话要温文尔雅,在朝见君主时态度要恭敬谦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国君不召不来,不问不说,朝见时礼节隆重,辞退时礼节简单。在军队中要昂首直立,在战阵中要行动果断,穿着铠甲不跪拜,在兵车上不行礼,在城上不急走,以免惊扰士众,遇危险不惧怕以免惑乱军心。所以礼和法是相互为用的,文和武是不可偏废的。
古代贤明的君王,表彰民众的美德,鼓励民众的善行,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也没有不遵守法度的人,因而无须用赏也无须用罚。
虞舜不用赏也不用罚,民众都能听他使用,这是由于有了高尚的道德。夏代只用赏而不用罚,这是由于有了良好的教育。商代只用罚,而不用赏,这是由于有了强大的威势。周代赏罚并用,这是由于道德已经衰败了。奖赏不要过时,为的是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惩罚要就地执行,为的是使民众迅速看到做坏事的恶果。大胜之后不颁发奖赏,上下就不会夸功,上级如果不夸功,就不会骄傲了;下级如果不夸功,就不会向上比了。上下都能这样不夸功,这是最好的谦让风气。大败之后不执行惩罚,上下都会认为错误是在自己。上级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定决心改正错误,下级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定决心不再犯错误。上下都像这样争着分担错误的责任,也是最好的谦让风气。
古时对于守边防的军人,服役一年后,三年内不再征调他们,这是看到他们太辛苦了。上下这样地互相体恤,就是最团结的表现。打了胜仗就高奏凯歌,表达喜庆的心情。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集会,慰劳民众,表示从此开始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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