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与恕的和谐统一是孔孟一以贯之的道，是孔孟的理想人格，是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理想政治的理论依据。然而，忠并不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那样的愚忠，那不是孔孟的原意，而是后世俗儒为维护君主专制而制造出来的谎言。
忠的内含：根据《论语》和《孟子》，忠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对人的真诚态度和对事业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即孔子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孟子所谓“教人以善谓之忠”，等等；一是指对君主的有条件的服从，即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所谓“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等等。臣对君的服从，是以君对臣的礼为前提的，即君主必须以民为邦本，重视民之利益，倾听民之呼声，养生送死，“举善而教不能”，使民安居乐业，同时根据忠恕之仁的精神，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民才能够忠敬于君上。
恕的内含：恕是孔孟人格思想中更积极的部分，它表现了孔孟那种不为身分地位所限，力图以自己的人格和理想影响历史造福社会的使命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即所谓人生而平等，“人皆可以为尧舜”。恕道有两个层次，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决不把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这是恕道的基本境界；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帮助他人得到，这是恕道的更高境界，只有“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才能够得民心而王天下。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己及人就是对孔孟仁爱思想的最好实践，因为“仁者博爱，己欲立而立人”。这种思想与西方近代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格观不无相通之处，因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在介绍引进西方思想时，往往以之作为沟通中西的桥梁。
各安其位为忠，平等相待为恕：忠建立在“分”的基础上，人们各安其位就是忠，肯定了等级制的合理性；恕则建立在“类”的基础上，人们彼此平等相待就是恕，构成了对等级制的否定。孔孟认识到了两者的矛盾，但由于阴阳思维方式所限，他们并未分别厘定其性质，指出其合理与局限，而是用“和”的方式对矛盾加以解决，即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们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为忠恕所规定，既平等又不平等，这种对立而同一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以这种形态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就是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对此，孔孟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平等是人的先天状态，差等是人的现实状态，推恩使二者同一。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指出人们生而资质相同，但因后天教养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德行，形成不同的身分地位。孟子也说：“人无有不善”，即使一般人，其初始状态也与尧舜那样的圣人相同，但在现实中，人或重用脑而能识大体，或只用耳目而仅识小体，产生了“大人”与“小人”的区别，所以人们又必须服从尊卑贵贱、等差有别的社会秩序，因为人的罪过莫大于“亡亲戚君臣上下”。为了解决差等所导致的矛盾，孟子提出了推恩，他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即依据人皆有之的不忍之心，通过“亲亲而仁民”的途径，把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子之情推及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众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天下可运于掌”。
第二，平等是层内关系，差等是层间关系，二者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孔孟指出，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平等与差等的双重特性。在等级结构中，同一层级的人际关系为平等关系，“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一切合乎恕道；不同层级的人际关系为差等关系，“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合乎忠道。恕和忠是统一的，入则忠孝，出则友弟，即孔孟所谓“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由此，平等是合理的，差等也是合理的，它们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互不相扰，互为因果，两者的和谐统一构成了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社会。
第三，时与类是平等和差等同一的条件。孔孟认为，有差等的社会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守其道就是终极道德原则和最高政治准则，然而个人在这差等的现实中并非宿命的和无所作为的。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指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不应拘于自己的身分地位而畏首畏尾，而应根据时间地点等条件的变化，怎么干合理就怎么干，一切以实际情况为转移。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认为孔子主张因时因地制宜，堪称为圣人之中的“集大成者”。然而孔子的同一只是使个人的作用地位改变或使上下之位互易，并未触动差等的社会秩序。为了进一步解放人的精神，孟子对此加以补充，他除了重时之外，更强调类，认为人生而物质构成相同，具有同样的品性和同样的发展可能。他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即使贵为圣人天子也不外此，因而“人皆可以为尧舜”。据此他提出了民本论，指出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代有道贤君之所以国运长久，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愁，与民同利”，因而民心归附，天下归心。所以从对于国之重要程度来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切以民心民意为转移。这就提出了对专制政治进行某种制约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孔孟的理想政治就是既承认等级结构和君主专制，又以平等观和民本论对之进行约束的社会秩序，孔孟的理想人格就是平等而差等、对立而同一的人格。
忠恕的思维方式就是中道或中庸的思维方式。孔孟的忠恕观主张充分研究和切实把握忠恕两种美德的义蕴和特质，用其相互制约的中道，以避免过与不及两种极端，从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中体现出其理想人格。后世儒者也有类似主张，《中庸》的作者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执其两端而用中”是达到平等而有序、对立而统一的理想社会的最佳方法。两者显然一脉相承。它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安宁生活的理论追求，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生生不息的重要凝聚因素。
然而由此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其具体表现在于：
其一，以角色转换代替制度转换。孔孟指出，平等自主是人类的原初和理想状态，不平等和他主则是人类的现实状态。二者对立而同一，其矛盾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又能够使之崩溃。为了避免后一种命运，孔孟采用了一个机智而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即角色转换，指出人的社会身分社会地位可以上下流动或上下互易。其要点有二，一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众望所归，编氓可以成为天子；苟不利于国家，天子也可以被诛杀。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的口号，便是其曲折反映或折射。二是人皆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双重身分，在等级结构中，对上一层级而言是被支配者，对下一层级而言又变成支配者，两者因一定的条件而相互转换。《左传》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便反映了人的这种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它使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支配者，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因被支配被奴役所产生的不满，弥合了平等与不平等的矛盾。但该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只论证了个人的地位或命运改变的合理性，而并未否定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反而认为它是阴阳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极，这就为专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精巧的理论依据。
其二，以局部开放维护整体封闭。孔孟思想是开放而又封闭的思想体系。它是开放的，能够容纳佛教众生平等和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观念；但它又是封闭的，视尊卑贵贱的等级结构为永恒，不能改变。它对西方思想的容纳，是建立在平等与差等和谐统一的阴阳基础之上，这种容纳实际上已经摈弃了西方近代人格观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认为人生而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之基本权利的理论依据，而仅限于用它来弥补阴阳体系的不足或缺陷，却绝不允许动摇这个体系。这实际上是以局部的个别的开放来换取和维护整体的封闭。
两千年来，孔孟忠恕人格观中的两一和谐思想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状态，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保持民族向心力的重要理论依据。忠恕人格观中所包含的自主平等思想，也给中国近代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权威而现成的借鉴，他们在倡导民主政治和近代人格时，便很自然地返身向后，从孔孟思想中寻找依据、用语和理论框架，对西方近代思想进行中国化的解释，以利于中国人民对之的理解和接受。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很强的吸纳能力，成为促进中国思想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有效途径。但为体系所限，这种兼容中西的新思想又有着难以解脱的内在困惑。中国近代思想家和孔孟一样，认为对立面的矛盾同一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变化依据，在处理近代中西思想的关系时，他们也很自然地将西方思想引入阴阳结构之中，以之整合西方思想，使西方思想成为阴阳对立同一体的或阴或阳的一极，因而他们认为，平等自由民主皆不能孤立存在，而必须与差等他主专制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因而难以避免复归皇权专制和依附人格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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