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地铁男”视频出来以后,舆论跟着也出来了两种声音,一是骂那个男孩子过分地欺侮人家女孩;再就是骂周围的乘客,面对公开的侮骂他人的事,围观者“竟无一人是男儿”,出手相助。联想到这一事情出来时的社会背景——即相对于满大街的爱国热情,在这两种舆论声音中,似乎是感叹于围观者的麻木不仁,倒比前一种声音更强烈一点,以为当下的中国人,可以因为遥远的事情而涌起满腔的爱国热情,不惜于堵门子、拒外货,甚至于砸车子,而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施于同胞的侮辱,却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仍能岿然不动的凛然,于是大叹,这一代的国民素质又往下走了一格。但我以为,这实在是将过去的格想得过高了的缘故。
大街上的爱国,用鲁迅先生的话讲,也算是一种“合群的自大”。因为那些“爱国”的动作是只限于大街上所陈列、使用的对象的,对于其家中“私通国外”的货品,是不会动一根毫毛的。但这种合群,也还有一点西方所说的“乌合之众”的意思。西方对于群体的暴力多有研究,哈耶克曾说,在群体的行动中,个体常常表现出比其单独行动时更加爆烈的品性,施之于对方的手段,也往往犹其惨酷,原因是个体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甚至连犯恶后的罪恶感都推给群体。这一点,倒也是中西相通的,凡是对我们历次的运动史略有了解的,便明白。
但这并不表明这“合群的自大”是中国人古来就有的品性,从根本上讲,倒恰恰相反,即中国无论是在有司的意识中,还是平民的意见里,是不提倡人的合群的。因为,在官者看来,平时散着的人合起群来,容易滋生事端;而在民的眼里,举凡合起群来的地方,往往潜藏着危险。现在已荣升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很多地方已列入了学生必读书的《弟子规》中,就很明白地教导“弟子”们:“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不关己,莫闲管。”算是代表官家的意思的。
民间的想法,可从一则笑话中看出来。那则笑话说,有一位县官老爷是很怕老婆的,可又心有不甘,便想拜一位师傅,学一点压服老婆的办法。一天,他升堂之后,便向三班衙役发号施令:凡是在家怕老婆的一律都站在那一边去。结果是一众的衙役齐刷刷地站了过去,只有一位留在原地张望。县太爷一见大喜,心想,我这班手下里倒底还有一位真男儿,立即走下台来,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还请你把不怕老婆的办法给本县讲一讲。那衙役却是嚅嚅地说:老婆告诉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与对“弟子的规定”岂不是非常地合辄么。“勿近、勿问、勿管。”而这,才是中国国民的品性。
当然,后来还是有了“合群的自大”,这合起来的一群的开场秀,最典型的莫过于百余年前的义和拳。但仔细观察,中国人的合群,是“诱”与“逼”的结果。开始则是“诱”,用来作诱饵的有一阵子是功名利禄,到后来则发展到许诺给“乌合之众”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其实也还是功名利禄的翻版。再到后来,则是“逼”的成份多了一些,因为“不合群”的就是另类,而另类则在批倒批臭之列。这样长期训练下来,原本不主张、也不愿意合群的中国人,渐渐就有了“合群的品性”,只要发动者给一个命令,甚至是一个信号,平时散着的国人,立即心领神会,合群地走上街头,或欢呼某事某人,或反对、抵制某事某人。
这种合群,与西方理论中所说的“乌合之众”,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相同者,在于“组群者”深知人性,便利用这人性。而不同之处,甚至可说是根本上的不同。西方的“乌合之众”,多是在主张个体独立、崇尚自由的文化之下的合群,合群者还有自己合群的目的,即伸张自己的主张与理想的成分在;而中国人的合群,当然也不排除有理想的成分在,但多半则是假如自己不去合群,便会成为合群者“群攻”的对象,是不得已而合群,至于合起群来之后的“群”的目的,只有“组群者”才明白。而这种不得已合起来的群,锻炼得久了,也就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不明就里的自觉:无论明白与否,只要信号来了,便合起群来应信号而行事了,跳广场舞的大妈,一听说要抵制某某,立即收起正舞着的身段,投入抵制的群里,差不多就是这“品性”的表现。
所以,大街上热忱的“爱国者”是新国民的作派,而地铁里只围观,不出手的,则是旧国民的作派。当然,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既有新国民的品性,同时也还葆有旧国民的品性的,但不可奢望着人会用那新的品性,来抵制或战胜旧的品性的,因为新国民的那个品性,是需要一个启动的信号或命令的,否则,平时便显示为旧式的作派。地铁里只所以没有人以“爱国”那样的热情来“伸张正义”,并非是“地铁男”的周围恰好全旧派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或依据旧时存储的信号或命令,不认为起而行动算是“爱国”,所以他们也就只好眼睁睁地“观望”,做一个旧派人物了。
写到这里,读者自然会问:你算是哪一派的人物?青年学者羽戈先生是主张作文章“莫以大义责人”的,自信也是这一主张的拥趸,所以,假如我正在现场,也决不能断定自己会成为见义而为的勇士,因为自己也还正在新、旧两派里挣扎着。
201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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