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礼物"及"随礼"行为研究述评 ——基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双重视角的考察 翟清菊
礼物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时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正如莫里斯曾在《礼物之谜》中说的那样，?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的地方，尽管未必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①古语礼尚往来?强调我们要在礼节上有来有往，而现代社会，?礼尚往来?被曲解为：在礼物交换或随礼往来中有来有往，即?礼上往来?。礼物流动与随礼行为又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社会互动，人们用以建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团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如此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使得礼物及伴随着礼物流动的随礼行为成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如果说人类学更多用民族风俗志的方式，通过参与式田野调查，对特定地域的?礼物?与?随礼?行为进行白描，进而管窥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特征，社会学则通过将?礼物?与?随礼?行为纳入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中，考察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建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多有叠合之处。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视角出发，对海内外有关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做简单述评。 一、?礼物?与?随礼?的概念界定、发展脉络与主要观点 根据《古代汉语词典》可知，中国古代对?礼物?的释义有三种：其一，指典礼、历法、服色等规定。《尚书·微子之命》：?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其二，祭品。杨炎《大唐燕支山神宁济公词堂碑》：?其封神为宁济公，锡之鞶带，备厥礼物。?其三，婚娶礼品。《通典·嘉礼·恭候大夫士婚礼》：?后汉……其礼物凡三十种。? 从词源层面看，没有?随礼?这个词。它是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礼物、礼金赠予与流动的行为的概括。礼物在人与人之间的赠予或流动看上去更趋于动态化，因此，?随礼?是一种行为或过程，以能够充当?礼物?（实物或现金）的东西为媒介创造人们之间的联系并长久维持这种联系。 有关?礼物?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人类学。早在19世纪中叶，人类学家摩尔根就开始为礼物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旨在为先前的两本著作《易洛魁的联盟》（1851）和《血亲与姻亲制度》（1871）中发表的人类学资料提供理论解释，不仅介绍了大量关于社会组织的情况，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礼物及随礼行为也有所涉及。尽管摩尔根并未明确提出礼物理论，但他激发了更深层次的导致产生礼物理论的研究。 莫斯是人类学界最早系统研究礼物的学者。其主要思想集结在《礼物》一书中。莫斯和摩尔根一样，都是对现有人类学资料做详细分析比较。不同的是，莫斯更强调礼物经济与社会经济结构。在该书中，莫斯认为礼物的意义产生于其交换的过程中，而礼物的交换，主要有赠与收的义务性、超越性及不可让渡性的特征。 特劳斯从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角度批判了莫斯的礼物之灵，认为莫斯被各种本土理论所感，没有把基点放在礼物交换本身，而是把本地思维的那些离散的操作当成了基本现象。hau不是对礼物的最终诠释，而只是对某个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意识形式。斯特劳斯本人则将这种力量称作是?游移的能指?或是?处于空白状态的象征?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礼物?是?游移的能指?的说法也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和商榷。莫里斯·古德利尔不但不同意该说法，进而认为莫斯的?本土观念即使是?虚假的知识?，也是由一些实践构成? 于礼物交换中的两个行为在时间上不是同时的。礼物交换过程中的时间差，给礼物交换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形成?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 二、关系、互惠与交换?海外学者关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的研究视角 当前海外学者主要从关系、互惠与交换这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考察?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社会学意义，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以村庄社区为个案展开微观实证性研究。著名人类学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教授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一书中，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关注一个北方村庄的关系网络培育以及礼物流动过程中的互惠原则变化，考察了中国特色乡村文化背景下礼物流动的特点，开创了研究中国情理社会中礼物流动的先例，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回应西方人类学关于礼物的经典理论，展现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礼物流动逻辑。他把村庄社区的礼物流动看成一种总体的社会制度，并认为人们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构建村庄关系网络的主要社会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阎云翔对既有礼物理论提出三个方面的质疑：其一，互惠模式的模糊性。长远来看，礼物交换遵循互惠原则，大多数礼物交换源于回赠礼物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也对互惠原则提出挑战，主要表现为互惠的多样性与互惠的缺失。其二，礼物是可让渡的。中国情境中礼物必须是可让渡的，回赠同样的礼物被认为是一种侮辱与拒绝的姿态。其三，礼物自身不包含超自然的性质。联系受、赠双方不是礼物本身，而是寄涵于礼物、礼金之中的人情，礼物的精神意义在于社会意义。 另一位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礼物交换的美国学者杨美惠则从关系学视角出发，以其独特的局外人身份考察20世纪0年代、90年代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指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对此都心领神会。但是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由此诞生，关系学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通过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化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中，杨美惠力图呈现在1980-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社会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出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个人崇拜的背景当中去。作者指出，人们通过礼物交换来建构人际网络，从而形成相对于国家权力运作而言较为柔软的文化力量，这种关系艺术起到的是对国家再分配经济、对日常生活精细的调节和限制的颠覆和破坏作用?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继承了莫斯对礼物的研究，并引入场域、惯习等理论，将礼物研究进一步深入。在《实践感》、《实践的逻辑》这两本代表作中，他以?礼物?(gift）为例，分析了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挑战了斯特劳斯的礼物交换。布迪厄认为，交换礼物交换之所以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易，就在
三、人情、网络与经济理性??国内学者关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的研究视角
相比与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国本土学者引入了人情、伦理、面子等中国情理社会特有的概念，通过覆盖面更广阔的个案研究，丰富了?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理论构建。马春波、李少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一个村庄农民的人情消费方式、状况以及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人情消费得以延续主要是因为它在维持关系网络、信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文化惯性传统和面子等也是人情消费延续的重要原因。
①李玉珍、李恩、潘鸿认为，农村人情受理性和伦理的双重制约，农村人情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②李祥忠通过对一个中部山区贫困农村社区的田野调查，考察人情消费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以家庭为中心，通过人生礼仪、节日礼仪和非仪式性情境表达出来。现代农村人情消费升级是各种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尚会鹏在《豫东地区婚礼中的?随礼?现象分析》一文中通过对西村婚礼上四份?礼单?的分析，考察西村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作者指出，村落社会中的?随礼?网络有两类：第一类是亲属集团内部的网络，这个随礼网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不公开、迂回等价；第二类是非亲属者的随礼网，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公开和直接等价。村落中的随礼现象具有普遍性、等价性和互助性三个特点。
④陈刚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区分了礼物交换中的礼节域和往来域。在他看来，?礼节域?是已经仪式化的送礼实践，而?往来域?则指大多数尚未仪式化的送礼实践。他的区分为进一步梳理仪式性和非仪式性礼物交换中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起点。⑤陈建功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探讨了村民随礼行为的结构建构与关系组织，较大篇幅分析了随礼的规则、通过随礼所建构的社会网的特征以及随礼在地方社区中的功能。作者借助于礼账分析居民的社会网络，提出了?走平?的规则。⑥林升栋将礼物、关系和信任三者联系起来，构建出一个?人际关系在送礼过程中的运作过程?模型，包括真情、人情、交换、诚意四个成分，这四个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并作用于人们的随礼行为。⑦和立勇以村庄内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为背景，按照随礼行为中礼金金额的多寡，将村庄礼金交往分为?三级交往圈?，并指出当前个案村庄的礼物交换既保持与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相呼应的礼物流动，又出现了以利益驱动为标准的新格局，人情和利益成为社会成员联系的纽带。
①黄鹏进通过对鄂东南农村一次婚礼礼金数额的分析，考察了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中决定所送礼金数额的不同因素与原则，即亲缘关系中，所送礼金多寡依亲疏远近而定；地缘关系中，以是否同属于一个村庄为标准；而在业缘关系中，遵循经济理性法则。②刘靖、陈翠莲则将随礼看成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志，认为无论关系远近，相同类型的交往者都会表现出力求彼此之间的关系平衡稳定，而关系越近的交往者表现的行为越复杂。③郝国强也认为乡村婚礼中的礼物流动（主要指彩礼、礼金）并没有工具性目的，只是一种用于确立亲属关系、区分亲属距离的符号，和社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④也有学者引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将?随礼?看作一种个体基于经济理性考虑下的市场行为。陈云等用博弈论方法对农村随礼行为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农民随礼行为的核心??礼金数量的确定是随礼双方甚至多方博弈的过程或结果，指出农村礼金往来已成农民负担，呼吁农村礼金往来回归常态。
⑤孟涛关注农民随礼行为的经济层面后果，分析了礼金支出与礼金回流对农村家庭可能造成的影响，透视礼金循环过程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理性在农民随礼行为中的地位。⑥李倩描绘了山东临沂地区传统农村社会中的人情往来显著的理性化趋势。⑦杨华区分了仪式性人情与日常性人情，提出当市场逻辑进入村庄社会，农村人情连同村庄社会关联逐渐走向功利化和注重短期效应。⑧此外，胡双喜、卿秋燕以严塘村为个案呈现农村人情往来的长期性、互惠性、不均衡性等特点，提出农村人情的持续、终止更加趋于工具理性的观点。而李玉珍、李恩、潘鸿则指出农村人情受理性和伦理的双重制约，呈现农村人情有限理性的特征。⑨四、当前关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研究的不足与思考
相对于实证研究来说，国内关于礼物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主要有荀丽丽《?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读马塞尔·莫斯的〈礼物〉》（2005）、王铭铭《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2006）、汲喆《礼 ① 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009）、刘拥华《礼物交换：?崇高主体?还是?支配策略?？》（2010）等文章。荀丽丽从礼物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独特视角来解读莫斯的著作《礼物》。文章指出，莫斯在涂尔干的荫蔽下提出总体性社会事实，却又超越了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理解。作者运用莫斯笔下?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四个向度解读礼物，认为礼物无论是从形态学层面、统计学层面、历史学层面还是从心理学层面来理解，都有相同的结论：?礼物既是社会实在的秩序又是集体性或个人性的象征?。 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关于?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阶段，未能对国外理论进行吸收并与之对话。这一方面与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研究起步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国内学者对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研究背后问题意识的匮乏有关。这使得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不少以个案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由于无法用具有穿透力的问题意识贯穿深化而不免日益散碎。在这些实证研究中，以研究内陆农村居多。可以说，继阎云翔具有开创性的系统研究之后，国内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农村随礼行为的风尚。然 而，现有实证研究中，无论是对前人观点的再解读，还是新观点的提出或新视角的运用，都有意无意沿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书中的相关理论。这也导致许多很扎实的田野调查研究由于理论的缺失而显得苍白无力。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礼物?与?随礼?行为发生密集的农村，对城市的关注则稍显薄弱。的确，与血缘与地缘纽带更为明显的农村?熟人社会?相比，主要以业缘为基础、以原子化个人为主体构建的城市?生人社会?中似乎?礼物?与?随礼?行为的发生频次要低很多。但需看到，城市具有另一种形态的?礼物?和?随礼?行为。如果说农村的?随礼?更多是以维持?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为主，则城市中的?随礼?行为更多缘于个体生活中的利益权衡。如果说农村中?随礼?行为的涉及对象主要是亲戚朋友等熟人，则城市中?随礼?行为的涉及对象更广，不仅包括亲戚朋友等熟人网络，也包括单位领导、政府官员等生人网络。因此，城市并非没有?随礼?，而毋宁是另一种形态的?随礼?。因此，在个案选择上，应当对目前研究过于侧重农村的现状加以纠偏，通过对城市?随礼?行为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城市与乡村的比较研究，并将其放入当代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一大背景下，考察正在形成中的个体化个人在摆脱了乡土生活习性后，如何形成新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如何调整个体、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间又是如何互动互渗，从而管窥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检讨这一进程的利弊得失。 作者简介： 翟清菊（1985??），女，安徽巢湖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应用社会学专业。 胡悦晗（Hu Yuehan），男，（1980?），湖北襄樊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专门史专业。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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